我的美术馆

一结缘

来到上海不久，学校里组织新生一日游，我认识了上海博物馆。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五点到七点，博物馆对大学生免费开放。大学四年里，我每个学期都会过去，享用过很多次免费的午餐。我和美术馆的缘分要来得晚一些。站在博物馆门口，可以看到有一座钟楼栖息于公园旁边，在广场周围林立的高楼群落中独树一帜。那便是上海美术馆。

南京西路325号。这是一幢五层高的小楼，古朴典雅，含蓄别致，尖耸的钟楼另有一番进取的气度。小楼偎依在人民公园身边，在繁华的市中心闹中取静，文雅安闲。要追溯这幢小楼的历史，可以说到租界时代的屈辱岁月，它原是英国人的跑马总会；殖民者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里成了服务大众的高雅艺术殿堂。

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上海美术馆时，我参观了达利作品展。

那次展览是2001年举办的，规模很大，展品也很多；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有几个小片断。一是达利的素描。它们幅面很小，却很精致，很有功力——正是细微之处见精神。有个叫夏庭锴的朋友对我说，看一个人的书法作品，他喜欢先看楷书，然后才看行书草书；因为楷书是基础之所在，最看得出实力。我觉得他这么说很有道理。确实，艺术不是拿着拖把蘸了墨汁在地板上乱涂乱画，而需要扎扎实实的基本功。那几件素描给了我很深的触动，我忽然觉得艺术作品不是靠投机取巧就可以创作的出来的，达利那些怪诞的、富有魔幻色彩的作品都是严肃创作的结果，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捣弄出来。二是红沙发。它摆在底楼大厅的一端，非常惹眼。远远望过去，那是女人的嘴唇，极其性感，极其张扬。红色的嘴唇，红色的沙发。这是一个玩物，还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实体，还是一个符号？答案不得而知，不过我觉得它是件神奇的作品，过目难忘。三是达利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他们是各自领域里的巨头，都享有世界性的声誉，然而他们又是朋友。达利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的学说（比如泛性欲观、梦的解析理论），并且反映到作品里。可以说，达利作品中出现了性欲或梦境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的甚至以此作为主导。那时候我就感叹：艺术与科学的分别不是绝对的，大师自有大师的眼光和手笔；世界原本是个整体，一种学说既可以用文字来表述，也可以用绘画、装置作品来展现。

毕业后，我偶然看到了美术馆将举办素描学习班的消息。不光是受了达利的感染，同学的素描习作也曾给过我很大的震颤，我一直都想找机会补补素描这一课；考虑到五次课150块钱不算太贵，而且每次上完课后可以顺便到展厅里去逛一圈，我就报名了。2003年秋天，我成了美术馆的一名学员。每个星期六上午，我都会坐在五楼的一个教室里，跟老师学画石膏像。那样的时光是宁静的，安谧的。

搬家到新昌小区后，我离美术馆前所未有地近了，随时都能看到外边的大海报。今年早些时候，美术馆举办了两次陆蓉之女士的演讲，我去听过一回，感觉挺好。演讲门票是10元，普通的参观门票是20元，一般我都不舍得过去。春天，美术馆里有一场名为《聚焦》的影像艺术展。我对这方面兴趣很浓，犹豫了一阵子，最后还是买了票。

《聚焦》是上海美术馆与香格纳画廊共同举办的。说起香格纳，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我多次去过复兴公园里的小展厅，也去莫干山50号的仓库领略过，还见过画廊的几个签约艺术家。香格纳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作品为许多机构和知名人士所珍藏。《聚焦》展出的是一家国外机构收藏的中国当代摄影、录像及装置作品，总共50多件。

艺术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候，面对着一件深奥玄妙的作品（比如抽象油画），你觉得它难以理解，因为它“太艺术”了，便对它敬而远之；可又会有这样的情况，你觉得眼前的作品太简单太平淡了，谁家都有现成的（比如一双破旧的皮鞋），或者自己也动手做得出（比如用绳子把几张塑封过的照片串起来）——就觉得它“太不艺术”了，于是忽略了内中蕴藏的深远含义。或许，欣赏艺术最需要的是一颗平常心，因为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他首先是一个要吃喝拉洒、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有了这样的身份认同，无论怎么奇特怪异的作品也可以成为交流的中介，从哪怕是很小的方面体会到艺术家的复杂感情。而在生活在凡俗里，人又需要一种艺术化的视角，去面对周围司空见惯的人和事。看到桌上的杯子，你去想：为什么人们不会轻易拿杯子作为礼物？为什么杯子摔坏了人们又会说“碎碎平安”？这里面包含着世俗的东西、文化的东西。从造型设计者方面说杯子是一件艺术品，从日常用具的考虑，它也是韵味悠长的。这么想，你就会觉得杯子很可爱。

生活那么广阔，引人思考的岂止是一只杯子呢？

在《聚焦》展览的现场，我看到了一组以废旧的按摩椅为主体的作品。坐垫和后背都没了，剩下的只有骨架；通了电之后，那些柄和锤都在动。这些破烂儿本该是堆到仓库的角落或者卖到废品收购站去的，经过艺术家的改造点染，它们却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美术馆的大雅之堂。按摩椅与感官享受密切关联，它很容易让人想到“暧昧”这个词：暧昧的场所，暧昧的交易。这破败的椅子已经身体干瘪了，正是人老珠黄。它一如既往做着惯熟的动作，是在控诉老境的颓唐还是在追忆往日的辉煌？是在诅咒平地成山谷、白云变苍狗的险恶世道，还是在感叹时光如流水、青春不再来的铁板规律？

你看到了几张椅子，可它们又不仅仅是椅子。

还有一部录像片给我印象很深，它的名字是《我会死的》。作者找了不同国家的人用各自的语言说这四个字：“我会死的。”他们有的神色凝重，有的嬉皮笑脸，有的心平气和，有的烦躁不安。听他们说着，你不由得也想说一句：“我会死的。”死，死去，死亡。那是生的前提，还是生的归宿？是生的原因，还是生的目的？死亡遥不可及，还是近在眼前？死于自然的衰老，还是意外的事故？你去想吧，尽情地想吧。这是一件轻松的艺术品，同时也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其最初的构思是很简单的，如果有DV，你也可以拍成这样的短片。

2004年3月，维姆·文德斯的摄影展来了。

我感觉到，美术馆对影像艺术的关注越来越多了，或许这也是整个艺术界的大气象。以往我总是以为，美术馆里展出的都是国画、油画、水彩画这些传统的东西，摄影最多是边边角角地点缀而已，录像更不能侵占那里高贵的领地。忽然我就觉得，这想法真是太狭隘了。全党全民都在讲究与时俱进，官方的美术馆又怎么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整个社会都在急速向前发展，何况是艺术这个向来都求新求变、引导潮流的领域？

媒体对维姆·文德斯和他的展览有很多报道，我也越来越觉得这次活动不容错过。要看干脆就看个明白，我一狠心加入了“上海美术馆之友”，办了一张友人卡。

这是功能上类似于公园月票的一张卡，只要交纳一定的年费，就可以在当年不限次数地参观美术馆，免费领取《上海美术馆之友》小册子。学生、教师、老人等办卡可以有些优惠，普通观众的收费标准是每年132元；我是4月初申请的，按月折算下来只要99元就够了。周围很多朋友办了健身卡、美容卡，花费动辄上千元；外面一次小小的外语培训也要收费几百块。我呢，就算是办了一张便宜的健脑卡吧；当是参加了一个没有老师授课的学习班也未尝不可——美术馆近在家门口，我该有多少学习的机会呢。

这时候我可以说，上海美术馆真正是我的美术馆了：友人卡我随时带在身上，想什么时候过去就什么时候过去。以后见面的机会有很多，眼前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维姆·文德斯的摄影展。

二你好，文德斯

这次展览的名字是《来自地球表面的图画》，包括几十幅摄影作品，它们都被陈列在一楼的两个展厅。那里空间开阔，光线柔和，我觉得是尊贵的展位；当初，达利的作品也受了这样的礼遇。

维姆·文德斯的作品给人最直观印象在于：尺幅大。可能当初他在取景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未来作品的模样，考虑到了最佳的展示尺寸。现场的作品有的两三米高，有的两三米长，都富有视觉冲击力。

看到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这位异域摄影师的作品。它们的现场感非常强烈。站在一幅以竹林为主体的画面前，地上的每一片青苔都清清楚楚地映在眼里，你仿佛也置身其间了：你看到了阳光洒在林间，看到了石块的纹理，你甚至也闻到了腐叶与新芽混合的味道，听到了竹子拔节的声音。浓郁的绿意透在画面里，看着看着，不觉就浸到心里去。

那是一张路的照片。大地开阔，天空苍茫。一条大路延向远方，伸远，伸远，最后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照片的构图极其简单，看起来黄土和蓝天只有两个方块；可色彩又是复杂多变的：大地从金黄色到褐色又到深沉的黑褐色，天空从深蓝到浅蓝又到纯然的银白色。画面里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可是车痕显示了人类活动的影子。看着照片你也许会问：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幅照片里包含着一个故事，而且就在眼前。一个蓝衣红帽的小孩儿分开了两腿，扭动着身子，两手紧握木棒，全神贯注地望着飞来的小球，舞动手臂着力挥过去。路边另一个孩子似乎有点害怕，两手捂在了耳朵上。可以想到，下一刻木棒就会击到球上，飞到很远的地方去。这些都发生在一条小街上，不远处还有散步的行人。

维姆·文德斯曾说：“在看这组照片之前，你要感觉它们正在向你走过来，正在向你呼唤。景物摄影照片有时就像垂死的老人，在告诉你有关它们的故事……”确实，他的作品中包含了故事性元素的还真不少。过路人和汽车一起在街口等红灯，看起来就像孩童跟大人一起站到了百米赛道的起跑线上；一个穿着利落的男人在推咖啡馆的门，他是那里的常客吗？广场上没几个行人，卫兵却有一大群，他们身穿制服，在低头商量着什么……

展览作品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从大处着眼，像萧条的野草、起伏的山峦、荒凉的陨坑、阴森的墓地；有的从小处着眼，像林荫里的绿苔藓、泥墙下的旧标语、青石上的红树叶、体育场的乱垃圾。那些摄影作品各有各的好处，共同构成了来自地球表面的精彩图画。

文德斯似乎在追求一种朴素的、平实的效果，不让镜头摄入花里胡哨的东西；而他的作品里也真正包含了细腻、逼真的品格。他坚持忠于镜头，不在后期对照片进行数码处理；也可以说他是忠于艺术，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分享到他内心的诚挚感情。

维姆·文德斯的作品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从2001年开始，《来自地球表面的图画》在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瑞士等许多国家展览过；2004年，它来到了中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进行巡回展出。

面对着文德斯的摄影，我从心底觉得亲切，自信可以通过图画和他愉快地交流。黑压压的墓地让人觉得森然可怖，似乎是对生者拷问与警醒；而看着岩石上的那片落叶，我会感觉到生命的陨落静穆而庄严，想到泰戈尔的诗句：“使生如春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或许，文德斯心里当时也流淌着这样的诗意吧。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配合着作品的诗句，篇幅点小，朴实无华。它们有的说明拍摄当时的境况，有的解释画面的内容，还有的是他的淡淡的感慨，文字都非常优美。或者可以说，摄影和诗句各自都是动人的作品，并排在一起，相得益彰。我偶尔看到过9月底的一期《文汇报》，“笔会”副刊里正是登载了文德斯的两样作品，读来感觉很不错。

尽管文德斯在艺术的王国里多栖发展，他首先还是以电影导演的身份为世人所知的。在这次展览中，美术馆充分尊重了观众的需求，在演播厅里轮流播放他的电影作品。友人卡真的派上了用场，我几次到美术馆看这个展览，也看了《柏林苍穹下》和《德州巴黎》两部电影。剧情的节奏都很慢，有点漫不经心的味道；印象最深的却是画面，干净利落，很大气，跟摄影是一脉相承的风格。让我觉得惭愧的是，看着电影，两次我都睡过去了，不知道是因为我太困乏，还是因为电影太舒缓。文德斯先生会不会责怪我呢？我还是说：我是喜欢你的作品的，以后有机会了，那两部片子我一定重新看一看。

三视觉的盛宴

美术馆越来越叫我喜欢了。

从春天开始，美术馆里的摄影展一场接着一场，叫我有种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感觉；心里却是无比的欣喜。维姆·文德斯的摄影展刚刚结束，《中国人本》纪实摄影展又开幕了。

组委会共征集到600多幅照片来参加本次展出。这些作品有的炙手可热，算得业内的主流，也有的来自民间，原先不为人知。在时间上它们跨越了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250多位艺术家也有着广泛代表性，他们共同参与了这次规模空前的大型展览，

看着自己照片的时候，你不由自主就会想到照片背后的故事，想到当时的苦恼与欢乐；闭上眼睛，心里会生发出很多慨叹。如果有机会翻阅朋友的家庭相册，你也会说：那时候你是这个样子的呀，和现在一比，变化可真多。或许你还会好奇当时他在做什么、想什么。照片就像感情的凝聚器，留住了一个个难忘的瞬间。

如果说个人相簿记录了单个人的生活轨迹，那么《中国人本》是艺术家群体的共同相册，其中的照片是一片土地、一个国家的沉重回忆。它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这次展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刻意追求宏大叙事的风范或者紧紧把握主旋律，而是大量使用了平民化的视角来打量周围的一切。随便抽出一张照片，你都会感受到它画面之外的震撼力。或焦急，或悲痛，或愤怒，或沉思，或忍俊不禁，或击掌赞叹……总之，你无法平静。

看看这张合影吧，一个十口之家，除了父亲别的全是女的。你看到了大人对儿子深切渴盼的眼神，你想到了几千年来传统思想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你不明白他们在墙体裂痕斑斑的陋屋下吃啥睡哪，又疑惑两根毛竹做成的梯子何以驮得住那么多孩子——不过照片是清清楚楚的，确实可以驮得住。

还有一幅照片给我印象很深，它的名字好像是《为母亲留影》。春光灿烂的日子里，一位老太太在儿子的搀扶下拍照片。她两脚踩在垃圾桶上，上身探在樱花丛中，深情地望着远方，等待着摄影师为她留下樱花一样绽放的笑脸。如果只看到照片的上面一半，你会觉得老太太满心欢悦，容光焕发；可当你面对这一整张的照片，你还会相信刚才看到的是真实的吗？是不是你又看到了身居高处的老太太有那么一点惊恐？，

《中国人本》的策展人胡武功说：“照片是语言，是文章，是一个会说话的孩子。”他肯定了照片的信息传递作用。不过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一句也不例外。照片就是照片，它有文章所具备的表达功能，可以独立完成感情的传递。作为一种媒介，它是独立的，文章不能代替它。我想，随着影像和传播技术的普及（包括数码相机、互联网、手机等），照片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会越来越多地受到青睐与关注。

我在这个展览中认识了好几位摄影家。姜健有作品入选了，后来我在爱普生影艺坊看过他的《主人》摄影展。看着它们就会觉得，画面主人公的欢喜和辛酸交织在一起，自豪与无奈的情绪难以分辨；他们是被观众审视，但他们的的确确又是主人。这和去年秋天《土地》展里的十九万个小泥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站在作品前，你分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看谁。《中国人本》摄影展上有幅照片的主画面是一个小孩，披麻戴孝般在身上缠了白色的包装袋。那是颜长江的作品。同样是在爱普生影艺坊，我看了他的《三峡》摄影展，又一次见到了那个怪诞的小孩；我也有机会参加现场的交流会，听颜长江介绍照片背后的故事。他是一个深情又低调的人。

我还记得一幅照片，上面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大爷站在镜子前打领带。后来我知道，那是陆元敏的作品。《中国人本》结束后没多久，美术馆举办过他的《上海，上海》摄影展，我也去看了。陆元敏对石库门、老洋房、苏州河等传统的上海符号关注比较多，特别善于发掘弄堂里普通市民的平凡生活。他的照片没有宽阔的镜头，也不着意反映国家大事，内涵却相当丰富，很有人情味。

不知是这些影像展促成了第五届双年展以“影像生存”为主题的事实，还是美术馆安排了这些影像展为双年展营找感觉、造气势、做铺垫，反正，双年展有足够多的理由让人们翘首盼望。

四什么是影像生存

2004年9月11日，上海美术馆四楼演讲厅。

那天下午我在阅览室看书，听到隔壁有动静，就赶紧跑了过去。巧了，那是许江先生的一个报告。平时我总是先看预告，然后有准备地去听演讲，但这次不一样。我没带笔，旁边也借不到，我就干脆没记笔记。虽然可以集中精力听他演讲，现在想来我还是有点遗憾，因为，许江的演讲很精彩。

也许你要问：许江是谁？

我告诉你吧，他是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4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

那是在开始布展的四天前，美术馆入口前已有人在施工建天桥；周围看起来风平浪静，我却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了——双年展很快就会在这座城市刮起旋风，然后在一夜间吹遍全国，进而波及整个世界。有理由相信，总策展人说出的话对理解把握本次展览会有很大的帮助。

许江从“影”的起源说起，说到了“影”在古代文学里的含义，然后一直说到摄影术的发明，向大家介绍影像艺术在当今的多元发展。他侧重分析了虚像与实物、生活的现场与影像的现场的扯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说到了影像与生活之间的促进和纠缠。最后他介绍本次双年展的几大板块，分析了“影像生存”（Techniques of the Visible）多层诠释。许江没有让大家失望。他妙语连连，很善于调动现场的气氛；学者的严谨和艺术家的才华都体现在他的身上，却唯独没有领导的花架子。

最耐人琢磨的是双年展的主题：影像生存。

我觉得，如果把双年展作为一个话题或者一次活动，参与其中的人可以划为两大阵营：策展人和艺术家是一个，广大观众是另一个；双年展要达到的目的就在于，充分实现两大阵营的相互交流，让他们各取所需，各得满足。诚然，我是第二阵营里的一个小分子。很多件作品构成的一个展览摆在我的眼前，接下来就是看我怎么去欣赏、怎么去认识了，策展人和艺术家可以退到一边去；至于我的理解是不是符合他们策划或创作的本意，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还有千千万万别的观众）悟到了什么。我没有责任或义务去探究他们当时的想法。事实上，百分之百的感情契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甚至不值得作为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目的去追求。我和这个世界发生着各种关系，周围保留着我的感情的影子，这个世界便是我的世界。同样也可以说，双年展是我所领会的双年展，怎么想怎么看都是我的事情——在这个角度上，我完全可以把双年展称作我的双年展。

那便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便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当然，如果有了以作品为媒介的成功沟通，那还是值得高兴的，深层次的心心相印可遇而不可求。我说完全的感情契合不应该成为欣赏的目的，那只是因为，观众没必要为了迎合艺术家而把自己搞得太累，艺术家也没必要为了迎合观众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那就说说双年展的主题：影像生存。

从字面上可以看出的第一层意思是影像自身的生存。影像自身的生存离不开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影像的表达能力。不久前我去参加新华社记者戚恒的一个交流会，听说了这么一回事：1996年奥运会上，新华社只采用了中国队入场式一张数码照片，因为从拍摄到北京成功接收只用了45分钟，相对于胶片（要隔夜才能发回）是很快的了；四年之后，在悉尼奥运会上，新华社已是大面积采用数码相机了；到了今年雅典奥运会，数码相机更是一统天下，刘翔百米栏夺冠的图片在十来秒内就能传回北京散往世界，影像的捕捉和发布几乎是即时的。自然，这一切有赖于数码相机和无线通讯等技术的支撑。

电影是影像艺术的一种，这是毫无疑问的；要是我说好莱坞的电影是产业化了的艺术，我想你也不会反对。要分析好莱坞电影为什么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票房奇迹，技术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泰坦尼克号》的拍摄用到了两个巨大的船舱模型，完成拍摄后又进行过大量的后期制作，而数码处理一定要有电脑的强大功能做后盾。自然，这都离不开技术。

也不是说先进技术一定会带来优秀的影像作品，或者一流的影像作品总是包含着顶级的技术。到了上海双年展的现场你可以知道，那里不是一个影像技术博览会。

“影像生存”的第二层意思在于，影像参与了人的生存活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简言之，在影像中生存。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相机、数码摄像机、互联网、摄影手机等都越来越多地走近了普罗大众。它们性能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传输越来越便利，于是影像也在更大的幅面和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还说这次雅典奥运会吧。即使远离了雅典，观众也可以足不出户，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等渠道了解到那边发生的一切：看到那里的山川风物，看到比赛的进程，仿佛置身于那个海边的古老的城市。其实，即使是平常的日子里，影像在这几种传播媒体中的作用也都是举足轻重的：没有影像的电视将是一片雪花，图片、录像、Flash动画等影像作品（或制品）是互联网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图片的报纸是不可想象的。要是你想过一种远离影像的日子，那很难。

说说影像对人的判断的影响吧。还记得《中国人本》摄影展里那幅《为母亲拍照》的作品吗？虽然照片是真实的照片，可整张照片和半张照片放在你的眼前，你一定会做出两种的结论。或者可以说，半张照片是一种被选择过的“真实”，但那是假象。这样的例子多了。你看美国官方公布的伊拉克战争的图片，美国大兵都是神圣的解放者，是维护正义的警察；可当你在看到虐待囚犯的照片，感觉一下子就变了：他们也是歹徒，是恶魔。那些照片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它使得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大幅下降。还一个例子是我在人民公园的《中国摄影博物馆》计划里看到的。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彭真曾经和毛泽东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新华社记者拍下了两人一起挖土的照片；几年以后，这张照片再次发表出来时，彭真已经不见了。他们把照片修补得天衣无缝，即使知道那是假的，你也看不出被改动过的痕迹：毛泽东还是那样挖土的动作，背后的群众也都没变。现在看来，技术上这不是什么麻烦事，稍微懂些Photoshop操作的人就能做出那样的效果。那种黑暗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谁又能保证自己看到的不是被选择过的“真实”？

这就是我对影像生存的两点理解。

我在《上海美术馆之友》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本届双年展的学术主题为‘影像生存’（英文定为Techniques of the Visible）致力于探讨可视世界的制像技术，呈现影像的历史及其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致力于在人文关怀中思考技术的发展，在技术发展中建立人文的关怀。”

不管中间说得多么曲折多么复杂，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文关怀。

或许，这是文化艺术机构的使命，是策展人的使命，是艺术家的使命；从博爱的精神来说，这也是全社会人们的使命。

《中国人本》摄影展大张旗鼓地标榜人文关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作品内在精神的感染力实现了人文关怀。

维姆·文德斯、颜长江、姜健、陆元敏各自有一套摄影的叙事/抒情风格，都引人深思，让人们想到很多东西：童年，自然，生命，消逝，挽留，故乡，家，爱……还有生活。那些都能叫人感受到人文关怀的存在。作为艺术家，我觉得他们是成功者。

至于双年展有些什么内容，又是怎样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精神，那就要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五快

我最先接触到的双年展的作品，是美术馆钟楼顶上的大钟。

在演讲的过程中，许江先生曾给听众介绍过一些参展作品。他说，在双年展期间，一只新的表盘将会覆盖在大钟上面，用普通钟表60倍的旋转速度来运行——那便是一件作品。我曾设想过它的样子：分针还是那根分针，时针还是那根时针，不过是跑得更快些。至于大钟能给人带来什么感受，那就不好说了；或许，真正的感受要看到作品以后才知道。

我早就知道，9月28日人民公园里会有双年展的开幕晚会。八点半一下班我就往美术馆方向跑，希望能进到公园去好好感受一番。刚过了新昌路口，耳边传来一阵急促而低沉的“当、当、当、当”的奏鸣。循声望过去，我看到了美术馆的大钟：它在疯狂地旋转着，忽而一圈，忽而又一圈，又一圈……

刚刚还在期待着开幕晚会，那一刻，我的心却被大钟完全占满了。

我们都看惯了平日里大钟安闲的样子，慢慢悠悠，不急不躁，就像一个坐在阳光下细细品味似水年华的老人。它经历过政权的更替，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崛起，可是它从来都不说什么。

上班的时候路过大钟，你抬头看了一眼，对自己说：哦，九点十分，今天不会迟到。在你眼里，大钟就像灯箱广告，就像公交站牌，是街景的组成部分。你不会停下来端详它时针的摆动，因为你明白，不管是不是望着大钟，你都知道指针没有停下来，你都知道时光在悄悄流逝。

忽然有一天，大钟变快了，似乎要飞起来了。

我看到不远处有个女孩子拍着手跳了起来，望着大钟兴奋地说：“太棒了，太刺激了！”

同去看开幕晚会的一位朋友意味深长地说；“上海的钟比别处转得快。”

自然而然的，你会觉得大钟是上海快节奏的一个反映。但不仅仅是这样。望着大钟，听着接连不断的鸣响，你又会觉得它是一把军号，是一面旗帜，在催促、鼓舞着来来往往的人：

快，眼看着就要输掉生产竞赛，

快，房展上有不容错过的精彩，

快，经贸团的协调会正在召开，

快，工程的截止日期就要到来，

快，缓慢的车轮真是让人无奈，

快，半小时后就要做成大买卖，

快，上次错过交易会很不应该，

快，误了合同怎么跟老板交待？

快，时间是世上最伟大的主宰，

快，争分夺秒才能够引领时代！

确实，生活在这座城市，生活在这个时代，你不由得就会有雄壮、豪迈的感觉，飞转的大钟很容易让你感受到激荡在内心的蓬勃向上的情怀。

后来我知道，这件作品名字叫《当当当当》，作者是徐震。我曾领略过他的《快递》展，这次他又带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我觉得大钟最有资格成为2004双年展的招牌，因为它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能够把丰富的意蕴怀传递给为数最多的人们。

很显然，《当当当当》的构思的一点也不复杂。听说，布展期间徐震是最轻松的，因为他只要提供一种想法；而大钟的安装调试都可以交给工人们去完成。

或许你会问：为什么要重新装一只表盘上去？如果你知道美术馆是建筑保护单位，那么这点就很容易理解了——总不能让历经风雨的老钟表再经受大的折磨吧。作品只挂在了四面钟楼的一个侧面，主要也是出于减少对老建筑造成损伤的考虑。

六节日

一座临时搭建的天桥把美术馆和人民公园连接了起来。它用很多钢筋拼成桥体，用有机玻璃做桥面，造型很流畅。我想，这天桥可能就是晚会的入口。赶过去一看，很多人围在天桥下面，因为没有入场券而被阻之门外。有人说晚会在公园的正门口举行，我便随人群赶了过去。

公园门口有个小舞台，它的背后竖起了一块巨大的招牌，上面是双年展的宽幅海报。看来，白天这里已经有过什么活动。晚会已经开始了。舞台上下都站满了人，绕有兴味地观看着公园里面的表演。一只大影柱在放映着一部录像片的不同画面，另有一只大屏幕同步播放着乐队的演奏。灯光组成一个迷魂阵，亮了又暗了，来了又去了，红点变成了绿斑，点击变成了扫射，强烈刺激着观众的眼睛。耳边是一片金属撞击的轰响，曲调简直不成曲调，只是一个个爆破般音符的组合。

夜空晴朗，微微的云在天上飘着。月亮舞动起柔和的飘带，展现着她那优美的身姿和甜美的笑脸。她把团圆的美意撒向人间，送给千家万户。

这一天，正是中秋。

站在公园外面的有市民也有游客，有青年也有老人，有民工也有老外。他们无不迷恋于初秋时节澄澈的夜色，无不沉醉于皎洁疏朗的月光，无不痴情于那惊心动魄变换无极的奇妙旋律里……

原来中秋节可以这样过：眩目的电光映照着朦胧的月华，强劲震撼的打击乐代替了缠绵缭绕的丝竹管弦。这本是一人一家对酒赏月的佳节，开幕晚会却把它变成了全民同乐的盛大庆典。

还有什么是不能发生的呢？或许，双年展的作品也一定会叫人耳目一新吧。

这天注定了是我的节日，因为中秋，因为双年展。

晚会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更精彩的内容还在后面。期待已久的双年展即将呈现在眼前了，这怎能不叫人觉得快活呢？有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或许，我们在苦苦追求、等待的就是这种志得意满的自在状态。

第二天休息，我便先睹为快，去把美术馆和人民公园的作品都看了一遍。

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这次双年展真是有气派。上百件作品把美术馆四个楼层塞了个满满当当，摄影、绘画、录音、录像、装置各有奥妙，叫人叹为观止。作为外围展厅，人民公园搭起了遮雨棚，里面有《中国摄影博物馆》计划的图片长廊，还展示着一些多媒体互动作品。

后来，我又多次到美术馆去逛游过，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体验，每次都是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我越来越觉得，双年展是我持久的节日。虽说能够引起共鸣的只有少部分作品，可我还是感到满足——因为感悟来自内心，作品真正和自己发生了关系。我想，那是最真实的，也是最重要的。

七延川剪纸大普查

走进美术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悬在门厅旁边的两排剪纸条幅。它们肩并着肩，各自侧了身子，把精美的画面呈现给观众：有芳香的花草，有热闹的婚礼；有的颂扬领袖，有的讴歌丰收；有的刀法细致，有的风格粗犷。条幅中间夹着长长的人名册。向前走几步，可以看到地上有一个礼台，玻璃地板下面也是一件阔大的剪纸。

这些剪纸都来自延川。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和延川县人民政府共同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调查，得到了该县民间剪纸的详细资料；普查结果作为特约项目来参加上海双年展——这便是《延川剪纸大普查》。它是一件作品的名字，同时又是一个展中展。除了一楼大厅，二楼的小回廊是它的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剪纸人的个人资料和作品样本，有关于当地风貌和调查实施过程中的照片，有对普查的组织框架和领导小组的介绍，还有堆成小山的胶卷壳、摞成纸墙的档案袋。不论从规模还是从礼遇方面来说，《延川剪纸大普查》都可以算作本次双年展里分量最重的作品。

回廊四面的墙上挂满了木框玻璃面的小格子，每个格子都是两张A4纸大小：一半是调查问卷，包含了年龄、性别、个人照片以及从事剪纸的年月等内容；另一半是一两件剪纸作品。墙体的上上下下全是格子，我能看到的只是视线上下的少数几个。说来，在一万五千个剪纸人当中，能陈列出来的也只是一小部分罢了；作品面积限制在一页A4纸之内，多少也会影响他们剪纸水平的发挥，有些作品还很粗糙。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很生动很有趣的东西。那么多剪纸，题材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单是以两只鸟为表现内容的，就有共体、亲吻、同飞、喂食等不同的样式，造型奇特，想象丰富。一方水土有一方神圣，或许，剪纸活动正是延川人心灵手巧的反映吧。

许多天来我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延川剪纸大普查》的意义在哪里？

是让观众领略到剪纸的艺术内涵吗？是把乡间的纯朴拿给城市人看吗？是展示一个西部群体的生活图像吗？是让剪纸搭台进而让经济唱戏吗？是以剪纸为引线来纪录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吗？是获得初始的资料给各领域的学者研究分析吗？……

我想，大普查的意义早已远远超过了剪纸本身，在美术馆的展览不会是它的最终归宿；它的意义只有在时间的流转中才日益凸显出来，现在探究可能为时过早。我可以把握的，只有自己的感受罢了。

我的家乡在山东高密。那里的剪纸虽然没成大气候，却也小有名气。乡邻齐秀花的剪纸上过1996年的生肖邮票，上过明信片；2005的年生肖邮票也将采用她的剪纸作品。我自己不会剪，可是很喜欢这东西，过年回家总会赶大集买一些，带到上海来分给朋友们。我看过很多好的剪纸作品——比美术馆里陈列的还好。

透过那些大普查得来的具体而微的资料，我在想：对延川人来说，剪纸不是单纯被审视的对象，它深深融汇到了现实的生活中——是窗花，是鞋垫的花样，是新书的装饰，是寄意传情的载体。他们自己会觉得，那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子。

你可以说剪纸是平常的艺术，你可以说他们过着平常的生活；反过来，你也可以这么看：当艺术和生活糅合在一起时，生活是艺术化了的生活，艺术也是富有生活气息的艺术。

这次普查上上下下牵扯到十几万人，看过展览，我记住了其中的一个：冯山云。他是一名普查员，现实中的身份是延川县黄河原生态保护协会会长，也是这次大普查的领导小组副组长。我看到他的相片了，样子非常朴实；他在个人经历简述一栏是这样写的：

“中断初中，惨遭文革，被迫农村，劳作三年。招致批判，不跟路线，吸收教训。年代颠倒，弃农从教。整整八年。恩师指点，转正学艺。……延川文化，弘扬广大，微薄之力，愿做贡献。”

读着这段文字，你想到了什么？是“臣以险衅，夙遭闵凶”，还是“天地玄黄，宇宙鸿荒”？是那黑白颠倒的蹉跎岁月，还是苦尽甘来的平白道理？你可以看出其中字句的疏漏，可你更会感受到这文字感情充沛，有一股激荡心胸的气势——你可知道，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简述的最后是他对故乡文化的热爱，还有奉献自我的豪迈心情。他的心态那么平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流露，一点也不做作。

大道在民间。

他们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不管是不是为外人所知晓，他们的生活都同样精彩。

剪纸如是，文字如是。

浩浩荡荡的剪纸大普查呀，你要带给人们的，是不是那样踏踏实实生活的底气？

八双年展乱谈

这次双年展聚集了上百位艺术家的优秀作品，它们五花八门，各有各的妙处。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去欣赏，每件作品都会像《延川剪纸大普查》一样，带给你多方面的复杂感受。不过咱只是一介普通观众，用不着去面面俱到地分析那些作品的艺术含金量。在这里我想跟着感觉走，说说对它们的想法。

《催眠计划》，林书民。我走在一条封闭的小路上，周围全是透着绿意的黄色。从五彩斑斓的宽阔展厅走进浑然一色的低矮过道，眼睛似乎难以这样这样的转变——毕竟，除了闭眼之后的黑暗，生活中我们很少置身于如此单调的环境里。心里也开始不安了，希望能早一些结束这种茫然的探寻。拐了一个弯之后还是过道，顶上的棚板越来越矮，让人觉得焦急又压抑。过道的尽头是一个房间，我喜出望外，一脚踏了进去。“扑通”一声，我踩到了软垫上；抬起头来，我看到了一个小房间，有床，有鞋，有桌椅、书架，有电视，还有窗子……呀，这是怎么回事？是倒在半空的人家吗？我仰着脸转了几圈，更加疑惑了：是不是我脚上有了吸盘，可以悬在天花板上？从这间屋子走出来，忽然觉得刚刚发生的像一场梦。

隔壁黑咕隆咚的，地板下有台投影仪在对着天花板播放金鱼的游动。暗暗的，缓缓的。

回想起刚开始走向房间的过程，真象是武陵人接近了桃花源：“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过了这个前奏，随后进入了一个不同凡俗的世界。双年展中难得有包含着戏剧性情节的装置，这一件似乎是个例外；我觉得它是最曲折幽妙的作品。

《记忆中的风景》，岳敏君。这里是《开国大典》的场景，毛泽东他们那里去了？这里是《飞多泸定桥》，红旗仍在飘着，战士们冲到桥头去了吗？这是《马拉之死》的画面，血还没有干，那马拉呢？

物是人非。

除了“世界永远在变化”的规律，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要追求的你赶紧追求，要享受的你赶紧享受。有那么一天，你坐过的椅子上面再也不会出现你的影子。

在通过解构经典而重建经典的艺术实践中，我只记得达利给《蒙娜丽莎》添加胡须的例子；《记忆中的风景》相当出色，应该也可以挤身其中吧。我觉得它是双年展里最引人深思的作品。

《上海之旅》，鸿博托·委勒兹。这是一个精巧的花篮，挂在二楼展厅的入口处。它看起来很轻，似乎是用竹子和彩纸做成的。介绍里说，这件作品的源流是一种在墨西哥和其他中美洲地区使用的庆典物品。在没看展览标牌的时候，我从它前面走过许多次，一直以为它是农村里多见的祭品，就跟纸马、纸人、纸钱一样是烧给死人用的。想来，抱有如此想法的人不会只有我一个吧。这可是委勒兹先生所始料不及的：他的上海之旅和庆典的气氛居然背道而驰，成了哀悼与祭奠。我想，这是一件最容易让人误解的作品。

并不是说祭品不能反应到艺术里。颜长江有一组用祭品作题材的照片，名为《纸人》，曾参加过几个摄影节，影响颇大。

《掠过》，耿建翌。这是一幅长长的的画卷。乍看上去，你不会觉得它和摄影有什么关联，只是觉得乱糟糟的；再仔细看看，还是认出了街道的大致模样。原来，它是在摄影的基础上作过了一番加工。可能作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比废弃的钢丝还要凌乱，比蓬松的麻线更没头绪，以此作为某种隐喻或象征。

办公室里你可能遇到这种情景：给老板准备的合同文本忽然找不到了，跟你约好的客户已经等在了接待室，按下电源键后你发现电脑没法启动，供应商打电话来催你把订货单发过去……这时你手忙脚乱，不知所从。或许会有这样的时刻，忧虑、懊恼、焦急、愧疚等纷繁的感受集在一起，让你头痛将裂，欲哭无泪。《掠过》所侧重表达的，就是这些难以名状的情绪吧，虽然乱七八糟，却并非无迹可循。由乱及乱，那么它是一件最杂乱无章的作品。

《风景II》，邱世华。墙上是好几块木板，上面蒙着画布，画布上什么也没有。或许上面有过涂抹，但跟画布的天然纹理差不多，看起来还是空无一物。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风景？

你可能对白居易的《琵琶行》深有感怀，忘不了那“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悠长韵味；你也会知道，那种效果的实现离不开“转轴拨弦”“轻拢慢捻”的反复渲染。听说国外有个乐团的节目是静默一段时间，结果是，“演奏”没结束人们就纷纷离场了；第二次演出时，剧院里门可罗雀。自然，那部音乐作品也就寿终正寝了。我还看到过一个故事。考官让考生以《牛吃草》为题画画，一个考生把空白的画纸交上去了。考官问：“你的作品呢？”他回答说：“草被牛吃光了。”考官又问：“还有牛呢？”考生说道：“草吃完了，牛已经跑开了。”当然，这只是笑话。“文革”年代里有过白卷英雄；如果现在还有谁想玩这种低级的游戏，考官肯定不会买他的帐。

诚然，我们的先人早就悟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理，佛教里也讲究“四大皆空，空而不空”；在创作中计白当黑、以少胜多是艺术家们惯用的表现手法。不过，“白”和“少”都是有限度的，虚空代替不了创作的过程。如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那也就不再是艺术了。这就好比说，如果一位服装设计师让模特穿着“皇帝的新装”招摇过市，你会怎么看呢？

你会说：那是对艺术的亵渎，也是对欣赏者的愚弄。

再说回这《风景II》吧。看着它，我会想到大西北叫人望而却步的漫漫黄沙，会想到梅雨季节里灰蒙蒙的天空，会想到烦恼侵蚀时候的失落心情；我还会想到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等种种恶习，会想到别人看到它做出的或赞叹、或愤怒、或惊诧、或茫然的反应，会想到把蒙着画布的木板拿走会不会“空”得更彻底。如果把它看作行为艺术，它在以“影像生存”为主题的双年展中显得不伦不类；如果把它当作油画，那么这是最不像作品的作品，是最不该出现在美术馆的作品。

《摄影灯箱》，杰夫·沃尔。城市的街头多的是灯箱广告，你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了；摄影作品更是稀松平常。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把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平常的照片是从外面打光，可这组作品本身就是光源。展厅里光线很弱，在黑暗的背景上看到了一幅通明透亮的大照片，你一定会觉得很新奇，仿佛身临其境。

单纯从摄影的角度看，这组作品大都有开阔的视角，都包含了许多细节，很耐人寻味。看起来它们很平和，很内敛，只是从生活中摄取了一个独特的镜头；可读过展览介绍你可以知道，实际拍摄过程中有演员、有配景，后期还有数码制作。抓拍和摆拍是摄影的两种不同做法，这种“不动声色的摆拍”似乎模糊了两者的界限。我看过缪晓春的作品，他追求的也是在一个画面里呈现多层次的意象。《戏》表现的是一个半圆的猴池，很多游人很多猴子各有复杂的表情。缪晓春在交流会上介绍说，这幅作品的主画面是四五张底片拼接而成的，细节的表现都有赖于大量的挖挖补补；观众看到的是浑然一体的作品，很少有人知道里边包含着极其繁琐的拼接工作。

我觉得杰夫·沃尔的创意很有推广的价值。街上的灯箱里偶尔会有公益广告，要是换上摄影作品，那倒也是娱乐大众的好事；灯箱可以滚动，如果放上去一组作品，那就可以共同表达一个更为深刻的主题了。总而言之，《摄影灯箱》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作品。

《希望树》，小野洋子。一棵长在大花盆里的树，上面挂满了观众许下的愿望；旁边有纸、笔、线，谁都可以把自己的心愿写下来，然后挂上去。你去看吧，上面挂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发票、车票、宣传单……什么都有，这棵树似乎被压得颤颤悠悠了。有人把纸片别在戳了一道口子的树叶上，不知哪位仁兄干脆以叶子当纸片，直接在上面写字。

你能想到的愿望，这棵树上都有：有的祈求父母健康长寿，有的希望高数考试及格，有的渴求享尽富贵荣华，有的梦想遍游好山好水……

我只是怀疑，这棵伤痕累累的树真能驮得起那么多沉重的希望吗？待到展览结束时，它可能已经大伤元气了，甚至带着那些希望一命呜呼。我想，这该是最不切实际也最不记后果的作品。

这里有很多很多动人的作品，看完了，就这么选几样拿出来，乱谈一通。其实能写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感想。毕竟，文字对内心想法的表达是有限的，很多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作品没什么意思，有些作品（尤其是录像）没来得及仔细看，还有有些作品是太深奥或太离奇，那感觉更是难以表达。

千千万万观众涌进了美术馆，亲身感受双年展的无穷魅力；新闻媒体对展览也有广泛深入的报道，各地的人都知道了这次艺术盛会。美术馆是一个热源，它在源源不断地向上海、向全国、向世界散发着强大的能量。我离它这么近，可以经常过去参观，可以反复观摩作品——你说，这不是足以自豪的么？

九说给美术馆的话

从今年7月的某个时间开始，我差不多每周都去美术馆。休息日如果没什么事，阅览室肯定是我学习的首选之地；有时候干脆是早上十点多过去，一直呆到闭馆。虽然不能说美术馆是我的后院或书房，可我还是觉得它是自家的一部分。到了那里，我不用怎么拘谨客气，它也不会因为我的到来有什么异样——宾主同欢，其乐融融。

同样是因为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美术馆的好处，也越来越多觉得它几个方面做得还不够，工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首先，演讲的组织太散漫。美术馆是提高群众艺术素养、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重要场所，展厅诚然必不可少，演讲厅也是重要的阵地。这里有不定期的活动，可是演讲没有制度化，好像是心血来潮了就办一个；听众反响也不怎么样。相比之下，我觉得上海图书馆在这方面就强多了。

图书馆的“名家解读名著”讲座已办了许多年，大概是一月一讲。我去参加过好几次，二三百人的礼堂每次都听者如云，场面火爆。现在，这个活动已经成了一个品牌，有了固定的听众群体，影响很大。国庆期间，图书馆推出了好几个讲座，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栏目曾接连转播。它还有定期举办的“都市文化讲座”项目，实行会员制，效果也不错。

美术馆有非常广阔的艺术资源，完全有能力请来艺术家、策展人、政府官员、艺术评论家等做演讲嘉宾。广大艺术爱好者期盼听到优秀的讲座，他们又何尝不希望登上美术馆这全国顶级艺术机构的讲坛。除了配合展览的演讲，还可以推出固定主题的讲座活动，好比图书馆以“名著”作为切入点。艺术家、艺术门类、经典作品、艺术流派……都可以成为演讲的主题，具体的可以根据操作的繁易灵活掌握。

就说那些配合展览的演讲，数量上也似乎是太少了。这次双年展规模大、展期长，可展览期间几乎没有针对普通观众的演讲活动。在我心目中，理想的做法是这样的：请来大量的艺术界人士，轮番演讲（不管其主题是不是和双年展有关），在作品的交流之外，让语言的交流也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相信上海会有一个庞大的艺术爱好者群体，如果知道美术馆有演讲，他们也会乐意参加。我听过美术馆的几次演讲，坐满座位的情况似乎不多。很多听众是在听到现场广播以后才赶过来的，演讲后的提问也不怎么热烈，这都说明了美术馆没能把最优秀的听众吸引过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演讲没有定期化，人们没有这方面的期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宣传的不到位。

很多报纸都会免费刊登展览和讲座信息，这是一条重要的宣传渠道吧；现场广播也很有用。但是还不够。我觉得图书馆的做法很值得参考：在大厅里用告示板预告各种活动。美术馆也可以在售票厅摆放告示板，或者把它放到大门口那边去。将讲座活动的海报放到室外的灯柱上也会不错。现在来看，美术馆演讲的名声还不太大，且不说赶不上“名家解读名著”，跟五楼的Kathleen’s 5咖啡比起来恐怕还要稍逊一筹，可以说是在成长的阶段。这时候，美术馆不妨学学爱普生影艺坊的做法：在活动之前有针对性地向听众邮递请柬。这东西做起来很容易，邮费也不贵。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能保证演讲效果，也让嘉宾觉得受尊敬。我是爱普生影艺坊的会员，它给我邮过很多次请柬了，我很喜欢过去。那边的演讲厅很小，人却坐得满满的；在座的都是有备而来的听众，交流的时候总是很热闹。

美术馆还可以多一些举办DV、录像、电影的鉴赏活动，把演讲厅这个特殊的展馆充分利用起来。

最新的一期《上海美术馆之友》上面说，许江的演讲即是美术馆与东方讲坛的第一次合作。以后可能会有更多，形成制度或传统，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双年展期间没有这样的活动（或者极少，我不曾看见预告，也不曾碰到），总归是有点遗憾的。

其次，阅览室的潜力还有待发掘。这里的书品种太少了。看起来书架有好几个，可书刊杂志是平铺在上面的，总共只有二三百本。这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参考阅览功能。据我观察，到这边来的绝大部分是现场观众，出于好奇或者疲累进去坐一坐——就当是个休息室。几乎没有人是为了找资料过来的，看看他们椅子没坐热就拍拍屁股走人的架势就知道了。

杂志的种类偏向艺术和文学，这个没什么不妥的；我想说的是，过往的杂志是不是也想办法放上去。一本期刊只有最新的一两期放在那里，似乎单薄了一点，查阅起来很不方便。

虽然不能指望这个小小的阅览室有多少藏书量，但已经办起来了，我还是希望那边能有观众/读者最想看的书：美术馆历次展览的画册，关于美术馆建筑和历史沿革的资料，美术馆参加的对外交流活动的相关报道，兄弟单位的自办杂志……我看到售品部有历届双年展的大型画册，很有阅读价值，可惜不能在阅览室坐下来慢慢看，也不能做笔记；我还想找维姆·文德斯的画册，遗憾的是售品部卖光了，我很难再看到那些图片和诗句。阅览室里桌椅豪华，还有一台复印机，经费肯定很充裕，添加几十本书应该不是问题——割得起肉，怎么会买不起葱花呢？

美术馆的展厅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连续开放的，可阅览室似乎很特殊：它在四点半就清场了，而且中午大概有半个小时临时关闭。如果不是人手不够，那我再也想不出其他合乎情理的原因了。说来，员工班次的调整在管理上不过是小菜一碟，如果为了图省事儿而打断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那就太不应该了。

再次，服务员的表现不太好。有一次吴明跟我说：“美术馆的解说员不够专业。”我一下子糊涂了，不知道他在说谁；想了一阵子才回过神来：原来他指的是展厅里的服务员。说她们是“解说员”绝对是抬举之辞，她们哪有几个可以给观众解说的？或许是吴明搞错了，本来就不该这么称呼。除了防止展品遭到偷窃或破坏，她们的工作主要是回答观众简单的提问，就像开馆闭馆时间是什么、去洗手间怎么走之类的。平时她们经常画画眉毛、发发消息，虽然是人之常情，看起来还是不大雅观。

不管是售票员、检票员还是“解说员”，她们大都不喜欢笑；未必说得上是冷若冰霜，她们带给人的是一种不咸不淡、不冷不热的感觉。我想，如果真正是热爱那份工作，一定不会是那个样子的。美术馆可以多在内部开展一些爱岗敬业的教育，最好能够多给她们一些针对展览的培训，需要的时候可以成为真正的解说员。

最后就是一些杂碎的方面了。《上海美术馆之友》像一份参观指南，内容不怎么多，而且太严肃了。是不是可以让它容量更大一点，也办得活泼一点，刊登一些来自艺术家和观众的文章。美术馆咖啡（在二楼，是美术馆办的，和商业化的Kathleen’s 5有所不同）最普通的也要20块钱一杯，好像有点贵；看起来那里总是冷冷清清的。我觉得可以把价钱适当降低，或者采取一些促销优惠活动，让利于观众/消费者，也使那边的气氛活跃起来。

我本是一介草莽野夫，在展览策划、学术研讨方面不容置喙；可作为广大观众的一员，我还是愿意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么颠来倒去其实只说了一件事：希望美术馆能给观众提供更贴心、更出色、更优质的服务。美术馆是我的好朋友，不管是出于一己之私还是出于为民代言，我都希望这些话能对它的发展有所帮助。以前写过一点点，没什么回应；这次说得多一些，且“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吧。

（此文获上海美术馆“影像生存”征文大赛二等奖，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