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上海篆刻四大家

谁是上海篆刻四大家

董少校

近几年关注上海当代篆刻，时常在坊间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海上三大家”与“海归四大家”。谁发明的？不知道，到网上去搜索，一时找不到确切的出处；侧面打听下来，好像出于一位《解放日报》编辑的概括。“海上三大家”是长期在上海发展的韩天衡、刘一闻、童衍方，“海归四大家”是指早年在上海、曾到境外发展而后归来的四位篆刻家，分别为吴子建、陆康、陈茗屋、徐云叔。2014年海上印社成立时聘请七位副社长，恰好为“七大家”，从侧面印证此说法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对篆刻界人物和现象进行评论是见仁见智的事，这里想说叨说叨，为什么“海上三大家”与“海归四大家”的分类与排序不靠谱，以及谁是真正的上海篆刻四大家。

从“海归四大家”的类型设置来看，“海上三大家”的原意应是“本土三大家”。尽管韩天衡曾在外地当兵十年、刘一闻来自山东日照、童衍方来自浙江宁海，没关系，求同存异说他们在上海本地发展，也讲得通。值得推敲的是“海归四大家”的说法。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吸引容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者，不少人或其后代成为今天人们看到的篆刻名家。可以设想一下，上海为什么没有出现“旅赣三大家”、“疆归五大家”、“游浙四大家”这样的说法，却流行“海归四大家”？这与上海的城市文化认同有关，人们一般认为，“外地人”在文化精神品格上要比上海来得低，对于本地的身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尽管很多人由于当兵、上山下乡、支边等原因曾经离开上海，但不管是在书画篆刻界还是其他文艺领域，去往其他省份的经历并没有转化为值得炫耀的文化资本。

作为上海文化心理认同的另一面，这里的人对国外有着下意识的崇慕，如果与美国、日本哪怕是香港、澳门搭上边，那就是不同凡响。在科技创新和文化发展的某些领域，国外比国内占优势，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在“海归四大家”的表述中，“海归”身份是为篆刻家们长脸面的。有一点恰恰被很多人忽略了，篆刻是一门中国本土化的艺术，世界篆刻的创作研究高地在中国，而不是在境外什么地方，旅居在外的经历未必对个人篆刻水平的提升有多大助益。假如像林风眠、吴冠中一样，旅法归来在中西碰撞中开辟绘画创作新路，或者像1949年后去香港发展的丁衍庸一样，把西方野兽派的技法精神融入篆刻，那样的游走是艺术变革的强力引擎。然而在吴子建、陆康、陈茗屋、徐云叔的刻刀下，作品面目与海外经历并没有产生直接关联，很难从他们四人的篆刻中看到莫奈、梵高、沃霍尔、竹久梦二或其他艺术巨匠的影子，他们的创作是传统篆刻的延伸，而非受到西方艺术激发后的再塑或重构。“海归四大家”的篆刻好不好？当然好，他们从上海出去之前就好，“海归”身份与篆刻艺术水平是两回事。

如此看来，对当代篆刻家而言，“海归”并不比旅赣、游浙来得高明，人们乐意使用“海归四大家”说法，可理解为对于四位篆刻家艺品人品的认可与尊重。对比“西泠八家”的表述，其中的“西泠”带有专业品质的内涵，“海归”则纯粹是关于生活履历的界定，可能附着的“高人一等”含义理应剥除。“海归篆刻家”的说法落到纸面上，是2005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推出“海归篆刻家系列”印谱，当时拟出吴子建、茅大容、徐云叔、陈茗屋、陆康五种印集，共面世四种，吴子建作品集列入名录而实际未出版。如果把他们视为海归五大家，那么在艺术水准与影响力方面也是有区别的，吴子建以鸟虫篆印一骑绝尘，堪列第一梯队；陆康、陈茗屋、徐云叔在篆刻上各有建树，受众广远，当列第二梯队。茅大容旅居香港，回内地则主要在杭州活动，与上海关系较远，暂不讨论。

既然游历地点不足以成为评判艺术的标准，海归标签对篆刻不具备多大阐释力，那么可以抛开这种标签，敞开比较他们的成就与贡献——谁是上海篆刻前几家？

韩天衡，这注定是上海当代篆刻史无法绕过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他的新潮印风被诸多人效仿，形成席卷全国的“韩流滚滚”现象。鸟虫篆印与先行一步的方介堪、同时期的吴子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雄踞一方。印学研究方面有填补空白的专著《中国印学年表》，有关于明清流派印、边款、印谱史的拓荒式论文，教育方面有三百多名弟子，此外还有书法、绘画、收藏、鉴赏等相关领域的不俗成就。他的篆刻实力与贡献遥遥领先于同时代人，确如他时常倡导和标榜的那样，“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如果说韩天衡是一位通才型篆刻家，吴子建就是一位篆刻专才，以出类拔萃的鸟虫篆印登上艺林之巅。他在1988年出版堪称划时代之作的《吴子建印集》后，长时间没在国内进行重要艺术活动，直到2015年之后，才陆续出版《印象•吴子建刻石》、《吴子建篆刻价值观印谱》等印谱。仅凭鸟虫篆印一项，吴子建就足以在当代上海印坛上赢得一席之地。

刘一闻排得上第三位。他出道颇早，1982年即获得全国首届篆刻作品评比优秀奖，几十年来熔铸古典，妙成简拙古雅新印风。印谱方面有1990年《刘一闻印稿》、1999年《当代篆刻名家精选集•刘一闻》、2001年《刘一闻刻心经》、2008年《得涧楼印选》、2009年《中华民族印谱》等，研究论艺方面的著作有1998年《一闻艺话》和2008年《一闻艺论》，实力非凡。上世纪90年代，刘一闻被列入上海篆刻界“四君子”，后来媒体和评论界称他为“当代中国印坛四大家” 、“九十年代风靡中国印坛的四大金刚”。上海篆刻家能产生全国性影响者并不多，除了韩天衡、吴子建，还有刘一闻。

接下来该是吴颐人了。这位老黄牛式的篆刻家没有被列入“海上三大家”、“海归四大家”所说的七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作品中包含的草根气息，有点不受待见。陆康进入新世纪以后创作的印章带有雅致的一面，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审美取向，包括徐云叔可能也有这个特点。和他们相比，吴颐人则处于风格另一端，是乱头粗服的、大俗大雅的，在有些人看来不那么精致。然而海派文化的根本特点在于海纳百川，吴颐人对于篆刻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他的篆刻总体承续钱瘦铁粗放一路，难得的是大胆尝试以东巴文入印，大量把汉简和岩画刻入边款，丰富了当代篆刻的面貌。吴颐人属于那种书画印全面发展、各具成就的大家，著述丰厚。他在篆刻推广方面别有一功，以《篆刻五十讲》为代表的普及读物成为诸多年轻人学习篆刻的入门书，惠及几代人。

童衍方哪里去了？别着急，个人认为，“海上三大家”的说法最靠不住的地方，就是误把童衍方给收进去。上海篆刻家要数前三个、前四个都轮不到他，能不能进“五大家”还得走着看。要评判一位篆刻家水平，先看印谱。自1989年《童衍方印存》出版，除了一本未知年份的《童衍方印稿》，30年间童衍方好像再没正式出版过单独的印谱。《童衍方印存》里的作品好归好，可是很难说好到什么程度；同样是上海书店所出的当代名家系列印谱，并没有像《韩天衡印选》或《吴子建印集》那样成为“现象级”印谱。天才可以吃老本、一册印谱打天下，童衍方似乎不够这个资格。就算印艺卓越而不善活动者如吴子建，2015年至今也出版了四五本印谱。童衍方出了很多书，可是鲜见与篆刻有关者，且“编”多而“著”少。真正关于篆刻又署名为“著”的，目前可见者仅有1993年出版的《篆刻刀法常识》，学术含金量读者自可判断。有位朋友说，童先生在金石方面是很厉害的，当代人罕有其匹。事实上，碑拓研究和题写固然能为篆刻创作提供养分，这毕竟不是篆刻本身。为什么童衍方会列入“海上三大家”呢？可能是因为《解放日报》那位编辑和他走得比较近，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天晓得。

概而言之，坊间流传的“海上三大家”和“海归四大家”说法不靠谱，韩天衡、吴子建、刘一闻、吴颐人可称为当代上海篆刻四大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说的都是1940年代出生的篆刻家，比他们年轻的还有孙慰祖、徐正濂、徐庆华等，已经或正在成为上海篆刻的中坚力量，未列入讨论，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题外话】这篇小文酝酿了挺长时间，猜想发出后可能引起部分读者的质疑，所以预先说明一下。有一种观点为：真是吃饱了撑的，弄这些“四大家”、“三大家”有什么必要？我的回答是，今天的评论可能成为明天的历史，如今在读的历史或许来自当初不经意的民间叙述，请您先去把“西泠八家”、“江南三铁”等说法从篆刻史里抹除，再来跟我谈这个问题，好吗？还有人会说：简直一派胡言，不科学、不客观。我想说的是，排名本是见仁见智的事，谁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只要自圆其说就行，请您拿出一种更“科学”、更“客观”的排序，咱们百家争鸣一下，如何？

（原发于2019年3月17日篆刻观察。又刊登于《中国篆刻》总第27期，2019年8月，电子版。链接：海上印坛四家评议兼论吴颐人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