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回家

第十二章回家

　
　　一年之内完成了两级跳，有新环境是开心了，腰包却一下子瘪了下来。换工作总会有一段交接，前不挨村后不靠店的时候，没人会给饭吃。房子换了，搬家要花些物流费；安顿下来了，会发现缺这少那，买床被子，添张桌子，不知不觉又是一笔钱。只管跳过来跳过去，在单位的累计工作时间很少，到年底了，奖金只能按比例拿到一丁点。要不要回家过年，这真是叫我费思量的事。
　　总不至于两手空空，带着十个指头回家去吧？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乡亲还以为是飞黄腾达了呢，要是一身破落回家去，那可真够丢人的。我也不会借一大把钱，打肿脸充胖子，风光一把再灰头土脸地慢慢还债。那不是我为人处事的风格。离过年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在电话里跟妈妈说，过年不一定怎么样。那一方面是因为我在犹豫，另方面也是考虑到向公司请假需要一个过程。我曾想，以后总归有一个春节是不在家里过的，既然是迟早的事，干脆就从眼下开始，在上海过年算了。但心思还是会飞回老家去。留在上海，大年夜我怎么过？一定是要多心酸就有多心酸，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算了，混得不好不是理由，还是安安稳稳回家去吧。
　　那注定了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庄稼地里什么活计也没有了，一年到头，那段日子就是为了吃，为了玩，怎么开心怎么来。有稍微疏远的表兄表舅，逢年去走动一下，别断了亲戚。在这个季节，走门串巷是天经地义的，不为办什么事，就是互相祝福，互相问候。除夕夜是同族人的大聚会，初三是姑姑们回来，初四有舅舅和阿姨。那般美好的日子怎么可以错过？读大学的时候，我每个寒假都早早回家，和老同学频繁联络，进了正月就走亲戚。哪一天去谁家都是有定数的了：初一去舅舅家，午饭前顺便看看他村的一个同学；初二去小姑家，和弟弟放零散的鞭炮，也在村外转着玩；初三中午在家里和远道而来的亲戚们喝酒吃饭，下午去看一个很好的朋友……连续许多年都是这样。
　　公司是大公司，什么都有套路。主管Michael非常好心，我刚刚提出申请，他很快就批复了。归于年假的是年假，应算补休的算补休，该当调休的当调休，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也不差。2004年1月15日献血，次日开始我就不用上班了，一直到28号才开始工作。这多舒坦呀！往年在沸点的时候，求爷爷告奶奶才有八天假回家——那前提是，国庆七天、元旦三天一点休息也没有，按正常上班！这也看出大公司的好处了，工资未必多，可是它能给员工很多选择，很多自由。一直觉得汇丰的风格深合我意，为休假的事我又一次欢欣雀跃。
　　我查过列车时刻表，知道适合自己的是上海西站开往烟台方向的2582次列车。我为买票经历了很多周折，去西站两次没买到，在普陀体育馆排了四个小时的队，仍是空手而归；最后终于在长寿路一个预售点买到了。虽然是站票，还是心满意足了，毕竟，春运期间车票那么紧张。
　　上路了。读大学的时候回家，火车路过南京长江大桥是在深夜里；但这次不同，一点多钟经过南京，滚上大桥正是在白天。许多年了我都对大桥怀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不仅因为它的雄伟阔大，还因为它连接南北，在战略上经济上运送了很多物资，也帮助南来北往的人们成就了各自的梦想。从车窗望出去是栅栏般的桥身和茫茫的江面了，头顶上是来来往往的汽车吧。以往在晚上，只觉得车窗外面闪过一道又一道亮光，透过亮光后面是漆黑的江面，散着船上的星星点点。火车离开主桥后能看到公路桥，密集的路灯点缀起来，弯弯曲曲，延伸到很远去。
　　坐火车总是有很多风景可以看的，有城市也有村庄，有水稻也有小麦，有河流也有高山。这是在冬天，刚刚过了蚌埠，就看到雪了。晶莹的雪，纯洁的雪，在南国还真是难得一见呢。车上乘客少了，可以在停车的的时候下来走走，吸几口清凉的空气。跺跺脚，踩踩雪，沾上那里的地气。忘了是在什么地方了，我看到一块“公用电话，对外开放”的招牌，很是幽默。我还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叫做“中国水泥厂”的企业，名头挺大，看上去倒破破烂烂的。大字的广告漆在墙上，相信每个乘客都能看到：“COUCH世界水泥看中国，中国水泥看海螺COUCH”我觉得这话很有气派，没出现一个感叹号，却表达出了强烈的感叹意味儿。
　　火车在凌晨四点多到了高密。下着雪，天很冷。小舅已开了车等在出站口，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车里很暖和，它在公路上奔驰了四五十分钟，把我拉回故乡去。村口还立着那块标牌，小广告盖不住“董家庄”的名字。
　　踏上故土就是觉得实在。久违了，我的董家庄，曾有多少童年的日子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风筝在天上飞，这里是线团的收尾；帆船在海上飘荡，这里是停泊的港湾。在上海呆的再久，也还以为是在外面；住在家里只有几天，毕竟是在家里。好像一年里自己只在做两件事：去上海，回家。
　　五年小学是在村里读的。鼎盛的时候，一个年级有十个学生，到毕业时就只剩下一半了。学校里两个老师，一个是校长我三叔，一个是邻家的任老师。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大概三四十个人吧。我很喜欢这样的安排，做完了自己的作业，可以去听他们高年级的课程。学着他们的样子高声读背“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特别神气。我出生的那年赶上了计划生育，往后每个年级的学生更少了；逐渐的他们被转到了别的学校，只剩下学前班；后来学前班也到外村了，偌大学校空荡荡的。我家曾承包了两年校园，在里面种菜种花生，收成还不错。自从镇上基金会垮了台，村里仅有的三万块家当成了泡影，就把学校卖了，八千块钱。房子还是那片房子，墙也还是那堵墙，它却不再是村人共有的学校，而成了私人的住宅。
　　三叔还是一名民办教师，二十多年的教龄了，工资仍然只有四五百块。当教师是正当职业，可光靠这也养不了家。他还是种着地，也植桑养蚕、种西瓜、种辣椒、做豆腐、炸油条，和三婶一道努力养活老老小小。任老师刚刚办了内退，不再上班了，是村里屈指可数的拿退休金的人。我们两家一街之隔，是胜过远亲的近邻。她和我妈差不多大，交情很好；她家有两个孩子，春蕾和我姐姐几乎同龄，我和董斌也一样大；西利哥是村支部书记，当了许多年了，他和我爸年龄相仿，两个人都在年轻时候当过兵。我和董斌是一起玩惯了的，从小学到高中，两个人一起上学十多年。他在济南陆军学院读完了军校，辗转在安丘、泰安、景芝等地当教官。春蕾已经出嫁了，在县城的移动通信公司里工作。村里的报纸都在任老师家，读大学以前那是我非常重要的精神食粮。在高中，每个月休息一天，妈妈隔些日子就到学校去给我送东西，有吃的，也有我喜欢的报纸：《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潍坊日报》……任老师对待我和姐姐特别好，有了好东西拿出来吃，像待客人一样。到她家玩总是很舒服。盘腿做到炕头了，有茶也有糖果，聊天也尽兴。
　　早些年爸爸在外面开车，逐渐的眼力不行了，就回家来种地了。驾驶是他在当兵的时候学到的技术；妈妈说，那时候爸爸为了争取到入党的机会，特别在连队喂了一年半猪，从猪崽一直到它们长大。后来，因为表现好，就被派去学驾驶了。回到家里来，他又操起了老本行，盖了好几间猪圈，养猪。说起来这还算得是个刨食的方法，五个月过去，一头猪就喂大了，除去买饲料的钱，可以赚个三五十元。多的时候，家里有十来头。不过妈妈也看得明白，会活的东西，只是浮财，比不得房子牢靠。要是有点小病小灾，那就麻烦了。我看到家里有一篮子药，人家说久病成医，这话一点也不假。爸爸已经可以配药给猪打针了，村里也经常有人找他去给猪看病。养猪会有猪肉吃。过年之前，爸爸找人把家里的五头肥猪都宰了，排骨、瘦肉自家留出来，分给亲邻一些，别的都卖掉。算起来了，自家屠宰要比卖生猪实惠。在上海我也自己做饭，也煮过排骨，却只是小打小闹。回家了有一大锅的骨头可以啃，而且肉特别多。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要多舒服就有多舒服。爸爸还代理销售饲料，那也是因为养猪而有的名堂。家里有一直带车轮的大笼子，可以用来给生猪过磅。以往都是靠了几个青年人的力气，把猪腿扎起来称重量；有了笼子就方便多了。家里也有磅秤，称一窝小猪收费十五块钱，爸爸就在家里搞这样“一次投资、长久见效”的买卖。有磅秤确实是件方便的事，谁到我家了都会情不自禁地上去站一站。
　　姐姐一直在县城一处高中的印刷厂里排版打字，老大了还没有对象。妈妈很为她着急，张罗远近的亲戚帮忙说媒。姐姐是无所谓的样子，没有合适的就等一等。她对我亲得不得了，我回家那天特别在学校等我，几乎一夜没睡觉。她给我买了一身衣服，里里外外把我装扮一新，很是叫我感动。按理说，我挣钱比她多，还是在大上海，该多给她买东西才对。她也是体谅到我的苦处了，说是我在外面不容易。这一点我是很愧疚的。别人在外面当建筑工人，做木工活，到金矿去干苦力，一年也会赚很多钱。村里有个青年出去淘金，一年带回家一万，两年就盖起了一栋房子。我呢，只是在外面混个饭饱，没有什么积蓄。偶尔向家里汇过一点钱，说来只是小毛毛雨。妈妈和姐姐都说，以后会渐渐好起来，好像不大在乎我能带回家多少钱。这份体谅真是很难得的，在外面怎么辛苦，回来了总是有家人包容和理解。
　　和姐姐一样大小的女孩子都嫁出去了，过年的时候便少了往时的同伴。她们结了婚的人也不见得个个幸福，有的跑回娘家来，拼死拼活要离婚；还有的是和网友在一起，不仅房子没有着落，连对方的父母也没见到过。妈妈在为亲事着急，不过我总是向着姐姐说话，好戏在后头。在村里，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如果没有对象，要不是离经叛道，一定是无能之辈。生活的压力谁都有，长辈也有，晚辈也有。我能怎么样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不怪老子没多少权势地位，能供我读书已是莫大的成功了，更长的路还在后头。说来，姐姐成为别人家的人也是很快的事，说嫁就嫁出去了，和她在一起的闲聊疯玩日子也不会有很多。她买了摩托车，拉我到村外大路上去教我骑。这玩意很容易玩，只有加油门和刹闸两项，会骑自行车就能骑了。回家我带了相机，便给她拍照片，对着雪地拍，对着夕阳拍。姐姐很漂亮，也很上相。我和她说好了，等她出嫁的时候，我一定回家把她送走，去喝她的喜酒。
　　很多时候我都是歪在炕头上，翻看中学里的语文课本。那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的一套“五四制”教材，当时就觉得很受用，每次回家来也喜欢看一看。假如说自己对文学有些亲近，那一定是从教材开始的；对各路文学英豪认识的框架，也是教材搭建的。哪怕是出现在课外自读的位置上，也还是成了自己心目中的经典。有一个单元安排了宗璞的《鼎湖山听泉》和东山魁夷的《听泉》。这套教材里有宗璞一篇写二月兰的课文，感觉不大怎么样，反倒是这篇自读的东西很有味道，很细腻地表达一种对生命的礼赞。东山是我在大学里才真正喜欢上的作家，还特别托远在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朋友借了他的散文集来读。《听泉》是他在语文课本里唯一的露面，当时我还把一些段落抄在了笔记本上，很是喜欢。他写了与泉水有关的一种澄明清澈的感觉，内心沉静。随便打开一页就爱不释手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诸葛亮的《出师表》，每一篇读起来都很棒。
　　也有很多时候我懒懒的呆在家里，不看电视不看书，只是听妈妈说东家长西家短的故事。家里种着地养着猪，妈妈告诉我，爸爸还栽了五百棵白杨树。我家承包了一块靠近水塘的田地，因为时旱时涝，土质也不好，就在春天买了树苗栽上。开始的时候浇浇水，后来树活过来了，就不用再多管什么。我去看过那一片树，很壮观。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爸爸指望着它们成大材呢：“十年之后你买房子，我给你出一万块。”有几年村里曾弃林垦田，因为树的经济效益很低，给新生的孩子分地也有压力；但在不适合种田的地方种树，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妈妈说，生了个儿子不在身边，就像是给了别人一样。儿行千里母担忧，就是这样的吧。她从来没有给我的个人发展施加过什么压力。高中之前她甚至不怎么关注我的学习成绩，后来亲戚提醒了，她才知道我学得不错。高考结束了，我要到什么城市，进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她都是叫我顺着自己的意思。在上海的发展只是一步一步的来，她说，想家了就回县城去找份工作，或者到离家比较近的青岛去。选择哪一个城市只是一种个人的情结，我还是想在上海发展下去。她也不强求了，说，和那些干建筑的比起来，在上海也还是挺好；像他们，虽然是能父母在身边，可是累得灰头瘦脸的，当娘的看到了也觉得难受。
　　妈妈一直都有非常好的人缘，和谁家主妇都聊得上来，不管是穷的还是富的，结巴的还是瘸腿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在不忙的季节里，我家简直就是她们聚会的中心，有的走老远路到我家串门。过年前一天，曾在隔壁住过的大娘来我家，说是看看我，欢喜得不得了。她都已经七十多岁了，比我奶奶还大。她说，自己快不中用了，看到年小的就高兴。她在两个儿子家轮流住，也是有不如意的地方。养儿防老是延续了很多年的观念，到老来了也能体会到儿子不孝顺是多么痛苦的事。我爷爷去世后，奶奶自己住在原先的家里，不愿意到我家，也不愿到二叔三叔家。她家里有我家的猪，爸爸天天都过去，可以给她一些照料。现在她身骨还好着，也是经常念叨，希望早一些吃到姐姐的喜馒头。
　　每年回家都是这样的，有人去世了，有人结婚生小孩了。董家庄有一百二十户，五百口人，多年了都没什么大变动。县志上说，这个村的历史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村里老人说的是，当时一个父亲用扁担挑着三个儿子在这里落了户。后来各自成家，繁衍子孙，到我这个辈分已经是第十八代了。董姓的历史可能更久远一些，村人说先辈是从山西的大槐树下迁到山东来的。祖传的家谱在“文化大革命”中化成了灰烬，只剩下了口头的传承。我在村里长到了很大，没有哪个大人是不认识的。不论说起来谁，脑里就会浮现出对他的印象，曾经在很多年给我两毛压岁钱，或者摸过我的耳朵，或者责怪我太调皮。一个村的人原本都是一家的，知道谁离世了都会觉得难过。生生死死也是自然的规律，类似的事情每年都在发生。我到街上去看小孩子玩，他们都不认得我。我在外面也已很多年了，总以为自己是这个村的主人，他们小家伙却把我当成陌生来客。
　　冬天是农活不忙的季节，对“年”的准备是从腊八开始的。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扫屋，让房子亮堂起来。接下来年味儿逐渐浓了，人们赶大集，备年货，蒸馒头，天天都忙。腊月二十七是镇上的大集，是年前最后的一个了，往往都是最热闹的，两三点钟了才散去。今年我回家早，正好赶上了，就和姐姐、表弟一起去割布做衣裳。在大集上转悠很能遛眼，杂七杂八什么都有，而且非常便宜，和在上海简直是不能比的。小孩子对什么都好奇，缠着我买着买那；我就答应他们。转轮的玩具枪还是三块钱一吧，像许多年前一样。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偷偷拿压岁钱去镇上买一把回来，和伙伴们一起玩，整个寒假都得意。孩子喜欢玩枪，这是不分年代的。
　　大年三十的下午，族人约了一起去上坟，看望入土的先辈们。坟地在村东的领上，整个村的坟都是在一起的。为他们摆上馒头，倒酒，也点上驱鬼引福的鞭炮。老少的男人们都会过来的，告慰前人也有让自己安宁的意义——所谓的入土为安，就是回归到那片高地，每个人最后都一样。坟头上长满了野草，烧纸钱的时候，我把那些草都引着。火很旺，烤得身前脸上都热烘烘的。上坟的过程并不长，放完鞭炮再祭奠一番，就回去了。
　　在刚刚上灯的时候，看不出来除夕夜和别的夜晚有什么不同。这一顿晚饭是省略的，七八点钟的时候一家人喝酒吃菜，可以填一填肚子。也不能吃得太饱，因为还要在子夜时分吃饺子。过了十点以后，外边就霹雳啪啦响起来了，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四处都是鞭炮声。家家以此为开端，迎接年的到来。我和爸爸一家家的走，先去奶奶家，再去三叔家。放了鞭炮接着烧纸，奶奶拿出早就备好的谷秸让爸爸在天井里点上。她年年都会准备，因为相信“烧谷秸，出秀才”的说法。我考取了大学，算是一个秀才了，但是还不够；三叔家弟弟还在读高中呢。奶奶煮好了饺子，爸爸叔叔都吃一些，我也拣几个。要是碰到了包着硬币的饺子，那新的一年里就会有钱花了。我在三叔家吃到了饺子里的钱。回到自家也是放鞭烧纸，把避邪的桃枝摆好，把挡鬼的拦门棍放好，然后回屋里吃饺子。外边很冷，却冻不住浓烈的爆竹味儿。爆竹给人的感受总是很强烈的，还有震耳的声音，刺目的亮光。过年也是这样的滋味，什么样的感受都深到心里去。
　　初一早早就起床了，穿上新衣服，和爸爸叔叔去给关系近的本家拜年。从村东转到村西，再转回来，走十来户人家。一年又一年，去年看看是这样，今年看看还是这样。新年里的第一趟门，单单就是为了问候的。到了谁家都会有烟有茶有糖有瓜子，欢欢喜喜；到了哪家也都不会长聊，因为还要去别家。回家来吃完早饭，然后就可以痛快地玩了，想打牌就打牌，想看电视就看电视。也有很多晚辈是来我家的，妯娌三个各自抱着孩子，成群结队的架势。
　　初二天黑的时候就送年了，还是放一通鞭炮，吃饺子。拦门棍拿走了，往后就可以出远门了。初三是回娘家的好日子。姑姑、姑父还有表弟他们都回来，我家和三叔家一同待客。这是可以纵情喝酒的日子，亲家在一起，有什么都可以说，把情谊都放到酒里去。小姑父总是喝得酩酊大醉，睡醒一觉，天黑的时候才回得了家。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他们凑在一起热闹。我在外面混得不怎么样，他们对我期望却很高。以后能怎么样呢？只能慢慢看。他们的路也不平坦，都是一点点熬过来的，而且还在继续熬下去。正月里可以不管那些烦恼，在别的时候，生活的压力是谁都必须面对的。
　　在家的日子里，我往往会去看看老朋友，一个叫玉洁的初中同学。她有四个哥哥，都成家了，只有在初三那天，家里才是安静的，我就在那个下午过去。往常也是这样的，有的年头是和别的朋友一起去她家。记得有一次是正好碰上了2月14号，不过乡下不流行这个，只要不刻意想，什么事情也没有。到了她家，吃瓜子，吃水果，聊天。她总是很热情，让这又让那。玉洁是我的陈年老友了，这样的朋友一辈子也不会有很多个，因为时间不可以从头另来。1991年，那是我生命里的第二个本命年，我从村里来到镇上读初中，和她是在同一个班里。后来有很多机会一起参加军乐队、口琴队，感觉是很要好的朋友。她求学的路很曲折，复读过两年，考取了万杰医学院的大专，后来又继续考到了泰山医学院，现在仍然在泰山脚下读书。我和她断断续续的保持着联系，是那样很淡的朋友，却又能放在心上。去年去找她，我给她一部自己很喜欢的片子，《半生缘》；这次给她一本书看，也带一些糖果。有时候觉得她是个孩子，对微小的事物也有着深切的迷恋。她喜欢孟庭苇的歌，从《忘了》里面听出“忘不了”的味道。
　　一年时间里，玉洁留起了长头发，出落得更漂亮了。说起了生活的压力，她最有感触。家人想让她早一些工作，可是她还想继续考研究生，那样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对医生这个职业来说，学历肯定是不怕高的。她也一直都安分老实，不愿意拖累家人。我问她为什么没用手机，是不是家人不给买，她说不是。哥哥想给她买，她也不要，因为不想有那样的花费，情愿让生活简单一点。她问我考研会怎么样，我说，一年里压力都会很大，想考了就拿定主意，坚持下去。她说，许多年来她都是在压力中度过的。复读可不是人受的罪，好像天生就低人一等，可是她抗过来了；在万杰，每个人都知道，专科还不够，那里根本就是个跳板，可以打好基础后继续去考本科。因为人人都想考，竞争就特别激烈。在泰医，从进校门第一天就铁了心考研的人不在少数。满打满算，准备考研只有一年时间，容不得太多的犹豫。我是赞成她考的，用青春时候的努力换取一生的高起点。依她本来的性格，她不是个轻易屈服、轻易依靠别人的人。她有她的想法，她有她的追求。过年的几天里她有些犹豫，不过原本的想法就是要考的，被家人劝说了，有过一点动摇。到下一年的正月初三，她该是结束了考试，等待着结果出现吧，相信它可以如愿。
　　说起变和不变，玉洁很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一个人变不了多少的，怎么样都有童年的影子。她自己没什么变化，初一那年的梦想，高中时候的梦想，一直都保留着；她说我也没多少变化。知根知底的莫如老友，她说的，我很以为是。在外面走啊走，闯啊闯，还是保持着原本的矜持，害怕被拒绝，害怕受伤；也是在磕磕绊绊种追求着，相信明天。在从沸点公司离开的时候，我曾试图趁着环境的转移让自己有多一些改变，后来看，变化微乎其微。有些事是有定数的，逃不过，那也就别枉费心机。玉洁这样的朋友很能给我一种找回世界的感觉，看什么都看的特别透。
　　其实，整个的在家里的日子里也经常有那样的感觉：整个在上海的时间都是幻梦。小时候不是在家里生活得好好的吗？小学的时候，在外面一个上午就回家了；初中的时候，在外面一天就回家了；高中的时候，在外面一个月就回家了；大学的时候，在外面一个学期就回家了；现在是在工作，一年就回家了……工作在变，住所在变，心情在变，年龄在变，不变的是这个家。妈妈炒出来的大白菜永远都对口味，她做的臭豆腐永远都那么香。在家的每一顿饭都是正经八理的饭，而不是糊弄着填饱肚子。到外面去找机会，怎么样也还是回来的。我的世界的本原就是这个村子，这个家。
　　时间，时间真的就那么神奇。一年里只有八天是在家的，别的三百五十七天都在回家的路上。用别样的心思来打量这八天，只是记忆的一小片，像是在梦里，不能持久，也远离了平日的生活。怎么想都是对的，生活，生活是一幕持续不断的长剧，只有在自己回归大地的那一天，才能看到它原本的模样。可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这出戏注定只是自导自演，自赏自评。
　　读大学的时候，每次在假期里和董斌碰到了，总会在一起喝酒吃饭。加上三叔家堂弟，每家请一顿。因为要带新兵，董斌已经连续两年没回家过年了。连队里最苦的也是这样的基层教员，他们小兵哭鼻子要去好言安慰，自己却要把思乡的泪水偷偷抹去。虽然他没回来，任老师还是执意请我吃一顿饭。我到上海去的前一天中午，她家里没有客人，也没有去走亲戚，她就把我叫了过去。加上西利哥，总共三个人。正月里谁的肚子都饱饱的，她却冷菜热菜准备了十多个盘子，我吃得不亦乐乎。有时候他们两个人后悔董斌读了军校，因为受苦太多了，远远想一想就酸酸的。西利哥在村里做过许多年支部书记了，就是董家庄的当家人。和邻村相比，我村里没有什么集体企业，也没有多少收入，一直都是很穷的样子。自从春蕾出嫁后，他和任老师现在关注的是董斌的房子和婚事。凑足钱可以在青岛买套房子了，董斌就可以和他女朋友去领证书了。
　　晚饭我是在三叔家吃的，二叔他们都一起过去。在家里没有几天，却是吃过很多人家的饭。吃百家饭香，这是一定的。邻居家，叔叔家，姑姑家，舅舅家，阿姨家，都吃过了。说来，我也到过很多同学、朋友、乡亲家去串门，也在村外散步，到岭顶上俯视这一个小村。这里是我的摇篮，我的田园。走过了，看过了，吃过了，玩过了，下一年再见。和这个家有什么关系，和小村有什么关系，和小村内外的人有什么关系，都在这几天里发生过了。这几天牵连了前一年与下一年，像是一整年的浓缩。到正月初五了，我就要启程了。在上海，那里有一片不同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