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董家庄是我的故乡，位于山东半岛中部。1990年版的《高密县地名志》这样解释它：“在柴沟东南2.3公里处。明万历年间，董姓立村，名董家庄。99户，461人。聚落呈长方形。耕地970亩，主产小麦、玉米、花生。有养殖、建筑等副业。设小学1处。”

在20岁那年外出读大学以前，我一直生活在董家庄。这里有我童年的欢乐和梦想，也包含着少年时“走出董家庄”的憧憬和期望。那是的玩法简单极了，藏猫，扛腿，纸炮，弹弓，溜溜蛋……要是偷偷拿压岁钱到镇上去买一把塑料左轮手枪回来，那可以高兴一个寒假。学习也没有压力，在学校就可以把作业做完；要是有早自习或晚自习，那还求之不得呢。五个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听见高年级同学大声读背“秦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心里不由得怪痒痒。

村里人九成以上都姓董。老人们讲，董家庄是姓董的三个兄弟开始的，他们的老家在山西的大槐树下面。他们还说，我是村里的第18代人，要是别的地方姓董的人问起来，这样回答就能把辈份对上。老一辈传递下来的辈份是（木）、焕、培、锡、汉，正是五行相生的顺序。我本是锡字辈，不过当初取名字的时候已经比较自由了，没能按这个套路，只好在小说里给自己起一个“董西点”的名字聊以弥补缺憾。（村里锡字辈的人大多图省事取名为“董西某”。）族谱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掉，后人再难看到家族繁衍的面貌；不过大致可以推知，我上面十七代人都是农民。

我走出来了，而董家庄一直都是我的家乡，每年都回去一两次。船在外面漂泊得久了，总得回到港湾去停靠；风筝在天上飞，也一直有根线在牵连着自己。妈妈说：“一年年回来，看看还是这个样 儿。”确实，董家庄没有柏油路面，没有哪怕是二层的楼房，没什么改变的迹象。十几年过去，村子看不出变大了多少，现在不超过120户，500来人。有本事的人家搬到镇上或城里了。

幼儿园拆了，小学的房舍变卖了，儿时玩乐的树林成为田地了，比我低许多个年级的同学也结婚生孩子了，董家庄又已不再是原先的那个董家庄。每次回家，我都会四处转一转，从一口井、一堵墙、一扇门等蛛丝马迹中重温当时的景象。

这八九年来，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在外，有些年份在家呆着的日子不过五六天；可心里会觉得，在外面都是漂浮着，只有回到董家庄，才算过上自然、实在的日子。

                 2007年4月

二

在这次回家之前，我 最后一次看到家乡的秋天是在1997年。第二年我即去上海求学，后来只在寒暑假和五一节回过家，屈指算来，告别家乡的秋天已经整整十年了。国庆节前夕，我踏上了回乡的列车。拥有回家的感觉，这是做人的一种底气。累了，困了，家是永远的栖宿地。哪怕灰头土脸，哪怕潦倒困顿，来归的游子总会受到家的接纳，得到温暖、勇气和力量。

走在乡间村里，我的心情格外沉静。黄澄澄的玉米还是昭示着丰收的喜悦，新生的麦苗依然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南湾，碾盘，小学的校舍，大队的庭院、东领的大坡……这些都是伴着自己长大的物事，深深地镌刻在记忆的石碑上，永难忘怀。我仿佛进入一个奇妙的境地，亦真亦幻，完全泯灭了历史与现实的差别。

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我不由想：这是在做什么呢——追寻逝去的历史，还是捕捉现实的画面？外来者抑或本村人，我有一种怎样的身份？不事稼穑的我，是否有资格为董家庄的乡亲和景物代言？或许，在远方的都市里忙于学业、实习、找工作，我已经离乡亲们的感情很远了。放下相机的时候，我还是疑惑：只顾得掰玉米、采桑叶的乡亲，谁能有那份闲心去拍摄死水、泥路、散石呢？

看到他们的生活劳作，心里往往会受到一种莫名的触动。当作为一个闯入者回到家乡的时候，我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环境，得到一种生活的参照。假如当初没有认真学习、从初中退学去打工，现在的我可能像他们一样，种地，养蚕，干建筑，早早地结婚成家。毕竟，祖祖辈辈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能的生活图景。命运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因为一些特别的因缘，生活就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或许，我也是他们生活的参照，在教育子女好好学习的时候说：要像谁谁谁那样，努力考上大学，离开庄活地。

董家庄是养育了我的热土，我能为董家庄做些什么？最简单、最直接的，大概就是把摄影当作一门技术活儿，为乡亲拍照，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一点欢乐。（除了婚庆的时候，一般人家很少请人拍照，有的人甚至几十年都没有照片。）每次拍摄人物照片我都会冲印出来寄回家，请爸妈分发给他们。几年下来，他们知道我有这样的习惯，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拍；偶而在路上碰到，当我提出摄影的时候，他们也会特别配合。这样的小事可以让我得到些许的安慰。

外甥女能站立了，堂妹结婚了，老大娘去世了，碾盘倒塌了，自来水停用了……董家庄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我也不是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调皮鬼了，一步一步走向而立之年。有时候我觉得离董家庄越来越远，有时候却恰恰相反，觉得自己在向董家庄一点点靠近。

我从国庆节期间拍摄的照片中挑出16张（即图33到图48），作为“董家庄”摄影专题的第二辑。我没有把人物和景物分开排放，而是按照感情流淌的方向，把它们汇集起来。在我看来，那里的乡亲和景物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相互映衬，不分彼此。

                   2007年10月

三

身在董家庄时，我觉得寻常，离开之后却发现，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每年我都像候鸟一样，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往返迁徙，每年我的心都想钟表的挂针一样，在现实董家庄与影像董家庄之间来回摇摆。

我游走，寻觅，期望把董家庄带到上海去。然而，镜头能够抓取的，永远只是关于董家庄的极少极少的部分。那里的庄稼、树木，那里的铁塔、变电室，那里的道路、房屋，那里的繁衍了几百年的村民，怎么是一张小小的底片能够容纳的呢？不过是董家庄的零星断片罢了。

然而我也不能不说，照片里展现的是被夸张、被放大了的董家庄。它们如同一片片标本，聚焦在董家庄，放大了这座村庄的细节。看过便看过了，不用太当一回事；被镜头摄取之后，董家庄就固化成了一份凝重的记录。

当举起相机的时候，我面对的是原生态的董家庄；当我到上海处理这些照片时，董家庄已变成了历史和回忆。一条鸿沟隔在过去与当前之间，界定了真实与虚拟，永难弥合。照片本是影像。在这个层面上，董家庄摄影专题也在呈现着影像的原本含义：它是现实的影，它是生活的像。

我的摄影在董家庄是活的，因为它已经或多或少介入了村民的生活。我挂着相机在村里转悠时，经常会有人说“来给俺家小孩拍个相”或者“上次真是沾了大兄弟的光”。我把照片寄回去以后，家人会到处分发，从村东到村西，老少都有份。如果按照户数来说，我在董家庄拍过的人家总归过三成了吧。

每次回家，拍照都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董家庄在我的摄影里也是活的。现在已添加到第三辑（图49到图70），相信以后还会有新的内容补充进来。如果用动态的眼光来看董家庄摄影专题，那它就是一部从2003年到2008年的小型图文断代史了。

很难说这个专题记录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弄清楚，董家庄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而我的角色不言而喻：首先是董家庄的此者，然后是董家庄的他者。

                   2008年3月 惊蛰

四

海鸥老了，我买了一台二手的美能达接替它。忽然觉得，手感没了：取景不是问题，对焦、调节曝光时间都只能参照海鸥的经验，心里很没底。只好硬着头皮上。拍了三四个卷，整体效果很糟糕，对焦不准，颗粒太粗。那是镜头本身的问题，还是操作技术的问题？选来选去，这一辑只挑出12张照片合意，算最少的一次了。我远远不是技术派，不过这次拍照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摄影主题是什么，技术这一关首先得过。 

想让相机纯粹充当记录的角色，难。事实上，它已实实在在地介入了我在董家庄的生活，成为不可剥离的部分。回家去了，吃吃玩玩，并没有特别要紧的事情做。兴致一来，我就挂着相机出去了，拍拍人，拍拍景，拍那些看上去有点意思的草和虫。村里很多人知道我爱拍照片，而且会印出来寄回家，所以，我提出要拍照的时候，他们并不拒绝，甚至会主动把我喊住。这时候，相机成了改变我和他们关系的一种媒介。 

相机是视力的延伸，甚至是一种颠覆。透过镜头我发现，小巷里的绿苔油汪汪的，那么可爱。一家四口站在马路上，不用喊“茄子”，欢乐本来就印在他们脸上。那样的场景本是一晃而过的，在我对焦、按快门的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蓬勃、向上、饱满、乐观的生命力不用去剧院里寻找，不用去荧屏里寻找，不用去遥远的他乡寻找，它就在我的眼前。 

从2003年我拍关于董家庄的照片开始算起，到现在是5年。相对我30岁的人生历程而言，算是一段值得记述的时间；然而，对董家庄400多年的成村史而言，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零头；把眼光放到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里面，简直是渺小的一瞬。但也可以这么看：对宇宙而言，董家庄是微不足道的；对我而言，它是我童年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推进，照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可以预期的是，专题反映的侧面会越来越多，内容也会越来越丰富，最后成为一部带着个人风格的董家庄影像断代史。照片算什么？它是世界的一隅、时间的片断，它还可以承担历史纪念物的角色，抗拒虚无，成就永恒。 

最初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我没想过什么人会看，事实上，有些人已经看到了。一位已经移民东北的乡亲给我发Email，倾诉他多么想念董家庄；在青岛工作的儿时伙伴说，不用查网站主人是谁，只看过照片和文字，他就知道是我做的；这个暑假里，一位在潍坊学院读书的晚辈跟我说：我知道你做了这样的专题；南屋的邻居则问：他们说你把照片放了网儿上，我怎么没看着呢？还有我的高中同学给我QQ留言：最后那张没顾影（穆桂英）挺好看。这里面包含的道理很简单：董家庄是我的，也是大家的。

                    2008年8月

五

照片越拍越多，想法也越积越多。回头看以前拍的东西，一方面看到不断尝试的过程，慢慢有所改变，一方面也留下很多遗憾，假如有机会，还想做一些补充，展示别的方面。“董家庄”摄影专题里的照片都是在董家庄拍的，可我不敢说，那里显示的就是真实、完整的董家庄。有若干层面是被疏忽了的。

我头脑里的一种比较“完美”的状态，村里人完全忽略我的存在，该上坡就上坡，该赶集就赶集，该做饭就做饭，该乘凉就乘凉……就是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都随兴所至。然而，我是一个在外的本村人，很难以“隐形人”的身份和他们相处。隔若干个月甚至几年才见面一次，我几乎不可能说：“你们该怎么样怎么样，就当我没来这里。”那村人不把我当神经病才怪。从基本的人情来说，打交道是必然的。摄影可以当作一回事，可是算不上最重要的事，因为要和他们延续久违的乡情。

诚然，“隐形人”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可望而不可及。“董家庄”系列的大多数照片是我与村里环境相妥协的产物，里面多多少少会留下我的身份的痕迹。当他们在我的镜头前摆好造型——不管站在田间、坐在村头还是骑着摩托车、开着手扶拖拉机——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因为我而有了某种改变。树木房屋是真实的，劳作工具是真实的，穿着打扮是真实的，嘴角的笑容也是真实的，可是，这与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有所区别。

“原生态”是摄影的最高境界吗？未必。摄影本是拍摄者与周围的世界相连接的中介，人际关系因为拍摄的过程而改变，这不仅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无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是非常有益的。作为在董家庄生活了二十年的一员，我当然希望能用有限的回乡时间和他们增进感情，在这方面，摄影是重要的方式。拍摄董家庄是一个融入与呈现并行的过程，对我来说有着双重的意义。当然有轻有重：董家庄首先是我的董家庄，其次才是同学朋友和其他陌生人的董家庄。“原生态”的想法不时在我头脑浮现，那是因为，我隐约担心这个摄影专题成为私人的呓语，阻碍了可能的读者对董家庄的亲近和了解。

我崇拜刘香成那样的摄影师，有着开阔的视野，让思想融入照片；我欣赏解海龙那样的摄影师，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用摄影改变社会的面貌。不敢奢望自己在摄影方面能有什么出息，只是悄悄地期待，若干年后我可以成为拍摄董家庄最好的人。走过南北西东，董家庄是我的原点；拍过都市乡村，董家庄是最让我心动的地方。

                    2008年11月

六

过年放假，我回董家庄住了十多天。这次家里没有电脑，日子变得简单了许多，窝在炕上翻翻书，少数时间走亲访友，再就是在庄里庄外闲逛，和村人攀谈，顺便采些镜头。这个有着千来亩地的小地方有着无穷大的魅力，一次次让我觉得熟悉，又觉得陌生。我常常在心里问：董家庄是什么？三十年前，她是包孕了我的温暖母体，让我以此为生命的坐标原点，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三十年后，她成了我生命里的一极，是一个维度、一种参考，或者说是生命的延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年三十去上坟，看到成片的土堆，我忍不住想：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待到躯体成了灰，自是和他们一样，回到大地去。

年后在学校上网，收到了同宗董增华的邮件，解答我关于董姓始祖的疑问。我在“序一”中谈到过，董家庄的家谱在“文化大革命”中毁掉了，如此也就失去了对祖先的了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我叫不出爸爸的爷爷的名字，对他和他们那代人的事迹也一无所知。在“革命”年代里，族谱封建糟粕，应该彻底打倒，以便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这次“革命”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村里人的辈份观念单薄了，不再严格按照老一辈传下来的（木）、焕、培、锡、汉的顺序起名字。我的爸爸、叔叔以及他们的同辈人、上辈人，都是遵循辈份；到了他们为我取名字的时候，就自由了，不再守那些老规矩。

董增华先生的父亲是诸城市桃林乡董家庄子村人，1949年到台湾。他家有一册清光绪年间手抄本家谱。董增华有志研究董姓家族渊源，已写过不少考证文章，对董姓人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网上看到了我的董家庄专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他经过考证推知，董家庄董姓人共同的始祖是董兴。族谱上是这么记载的：“始祖兴，名洪武初年自海州迁居诸城东南海滨窑头村，年高好义。”第一个根据是董家庄存在已久的五辈顺序，第二个根据是村里老人告诉我的“锡字辈是第十八代”。另外，第一世生活在洪武年间（1368—1398），村人讲第六世的三兄弟到董家庄立村，高密县志说是万历年间（1573—1620），算下来时间相符。再佐以其他研究资料，基本可以确定，董兴他老人家是我的第十八世祖。拜现代网络之赐，总算多少知道了一点祖先方面的消息。董增华先生也是第十八世，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根据目前的资料，可以断定始祖董兴为元代藁城董俊的五世孙或六世孙，因为证据不足无法确定世系，当待研考。又董俊是西汉大儒董仲舒57世孙且世系完整，若能掌握足够证据，我们的共同祖先将可上溯至西汉，这是我的研究目的与方向。”

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董增华先生的文章和邮件带给我很深的触动。一个人能够到今天，上面有一代代的人，都在历史的激荡中渐渐淹没了，资料没有流传下来，让后代人觉得孤独凄凉。想想自己也可能被三代之后的人彻底遗忘，那简直可悲极了。传到台湾的家谱是一点小小的星火，时代转变，又有了重新燃烧的可能。阅读董增华先生的信，我感受到了一份久违的厚重感，从心底相信台湾有中华文化的延宕和承续。“回归大部队”是革命时代的表述，“回到家族”是几代之前的常态，现在则变得非常奢侈。说来，族脉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地方遍及中华大地，何止一个董家庄？

董家庄带给了我说不完新奇的体验。借助摄影专题，董增华老兄与我取得联系，增进了相互交流。我觉得，这专题还是值得好好做下去。

                    2009年2月

七

部分是因为相机偏好的关系，这个暑假我在家拍照主要是用120胶片，135胶片只作为辅助拍摄手段，给村民拍照作为纪念之用。到上海之后我发现，这次在家拍的135有5个胶卷，就数量来说，与往常相比也不算少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一次用两个相机在拍人像方面投注了更多的精力。“董家庄人”44幅方图是一种新的尝试，可以作为单独的部分来看，在我心里，它还属于“董家庄”这个序列，是一种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透过这些年龄不一身份各异的男男女女，可以看到生活的肌理，还有生活方式的无限可能性。观看中可能存在一种对话，因为他们在那里，他们是多元化世界中的一元。我从135横照片里选出7幅人像和1幅景物，算是对“董家庄人”的补漏。它们在形式上略活泼一些（美能达的135相机不像海鸥的120相机那样对环境要求苛刻，所以可以留下半室内环境下的照片），附上文字，也能够展现董家庄生活的更多侧面。

                    2009年8月

八

死亡当前，可见得生存的归宿和意义。正月初一早上，我和家人去培利大爷家拜年，看到他直挺挺地躺在炕上，一动也不动。上次看他是去年暑假，我和妈妈给他家送去鸡蛋，他还神志清醒。村人多有“培利快了”的议论，说他“能活过年去就不错”。正月初五，我去东岭拍照，碰到西华匆匆忙忙从鸡棚往村里赶，说：“培利没了，我得去帮忙儿。”在董家庄，“帮忙儿”是一个专门的词，用来表示帮助旁人家料理丧事。后来我妈也去培利家帮忙儿做馒头了。

我又到东岭，看挖坟搭坟的过程。初六早上西久家也去世了，所以有两口坟在同时进行。挖掘机先挖一个窟窿，然后用红砖垒墓室，用水泥板或梁盖上，再用挖出的土堆成坟包。待放入骨灰盒，就完全封上。死亡是多么严肃的事么？未必，两帮搭坟的人都轻轻松松，不妨时不时开个玩笑。一来他们早就干惯了建筑，搭坟只是小活儿，没什么技术含量；二来他们都和坟主相处了几十年，早就熟识了；三来祖祖辈辈的人都在这里下葬，垒坟的他们以后也将在这里长眠，便觉得稀松平常。梁和梁之间的缝隙大了些，用砖挡一挡，就说过去了，不必那么四四方方。同村的人重人情，两顿饭加两包烟，就抵去了一天的工钱。想象中坟地是个肃杀萧条的所在，到了现场才知道，帮忙儿村民的表情足以把死亡的悲壮气氛化解为无形。就是那么一会事，闭眼了，火化了，埋在地里。

天气晴好。我在坟场勾留了一个上午，拍了些照片，其中不乏他们主动要拍的情况，或者是在坟坑里冲着我喊，“来，给某某照个！”或者是在将离开的时候，略微伸展一下褂子，就站在了地边，嘱咐我“靠这这，别照着坟”。一切都是现实，我分明感到，生与死的界限在这里模糊了，两者之间的过渡是那样的自然。在这里，我更多地认识了董家庄人，他们的顽劣狡黠，他们的憨厚朴实，他们的超拔脱逸，他们的达观乐生。在家吃过午饭，下午我就到县城坐火车，去往上海。

以往我给培利拍过照片，有两张分别出现在不同的专题中。我也曾亲见我拍的照片挂在他家大镜子上，郑重其事。摄影的本意在于截取时间与空间的片断，以为长久的留存。然而时间是不等人的，生命注定要往前流逝，小孩子长大，年轻人成家，老年人去世。从2005年开始拍摄到现在，时间的跨度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足以见得村人的明显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说，我对照片的存史意义更加深信不疑。

这次回家，我听到一种并村的说法，镇上补给村里每户一笔钱，把整个村迁到别村去。这不禁让我惊骇又不安。在机关谋事的知情人说，现在村里已经停止批新地基、房屋过户等手续。传言南边诸城一带的并村已见成绩，同是属于潍坊，高密地的并村或许就是三五年之内的事。董家庄面积小、人口少、经济弱，而且地处岭地，此风一刮，定然是被并到别村去，没有别村合来的道理；至于是并到李家庄还是郑家村，则另当别论。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说，我反对并村，这会割断全村人维持一生乃至几代的情感脐带；只恐像三峡大坝的移民那样，国家意志在前，违抗不得。那时，整个董家庄将被夷为平地，了无踪迹。如此说来，董家庄像一个人，是有生命的，如今四百多岁，却未必能长生不老。但愿并村的说法只是传言。这不断添加着的摄影专题，也算得村子的生长记录吧，哪怕每次只有几幅、十几幅，都是一片心意，包含着我的思念和眷恋。

                    2010年3月

九

前面我回家两次，年初听到的消息，越来越多地逼近了现实：董家庄很可能要被拆了。那不仅是村里无处不在的红油漆标记，丈量房屋面积之后留下的痕迹，还有，邻近的诸城已经昂扬热烈地完成了这一过程。外界充满了质疑声。最让我感同深受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锡文的话：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如果硬要从历史里搜寻什么，拿来作为现实的比照，或许16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可以吧？把农民赶走，圈出地来养羊，产业至上，经济发展至上。农民失去了生存的根基，被迫成为毛纺业工人。这个过程有多悲惨？连马克思都说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现在这个“拆村并居”的歪风，与圈地运动相比简直有过之而不及。把农民从宅基地赶走，聚集到未必有产权证的楼上去。这，无异于将返青的小麦连根拔起，堆到沟角，彻底断了它们的生路。

住到楼上去，庄稼怎么办？人力农具和庄稼地的距离远了，生分了。想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来种菜，难了。以往祖祖辈辈延传下来的邻里关系，断了。农民的聚居并不会带来新的产出，收成还是地里的那些。住在楼上，用水用电成本上去了，一举一动都得花钱，生活怎么保障？且不要说用来安置农民的楼房有多么漂亮，它更像一个美丽的陷阱、华丽的囚笼，只管把农民的宝贵宅基地收回去，不管以后的诸般后遗症。第一步断开与宅基地的关系，后边的土地也不保准了。这天下到底是谁的？他们惹谁了，偏要把他们从世代繁衍的土地上赶走？

这件事，真是越想越痛心。最终的目标，不过是用腾出农民宅基地的办法，增加耕地面积，以此抵消城市里的建设用地指标。但城市建设带来的巨大收益，决不会落到农民头上。过去几十年里，他们已经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剪刀差做出过巨大牺牲了，刚刚迎来免受农业税、享受种田补贴的日子，却要面临被赶走的命运。这比剪刀差、农业税悲惨多了，杀鸡取卵，釜底抽薪！

农民的感受是当政者考虑的吗？一条千把米的进出村主干道用了多少年，都是凹凸不平的土路，他们愿意大张旗鼓地宣传“通油路率达到95.7%”，却不肯多花一点钱让这条路退出那剩余的4.3％。愤懑难抑，真想骂娘！

修路是雪中送炭，没有也照样活，并村则关系到董家庄的生死存亡。一把邪恶的剑高悬着，随时都会掉下来，将其斩首毙命。有识之士憎恨这“GDP崇拜”的浊流，也对肆无忌惮地滥用公权力深恶痛绝。然而，能够真正发出来的声音，只是少数。从《中国经济时报》在诸城采访遇到重重阻挠的事情来说，就可以看出利益相关者的顽固与蛮横了。我编辑一个“拆村并居”的专题网页，收罗了几篇文章，却也遭遇有关方面的跨省干涉，电话和短信涌入手机。有多少村民会看到这个网页，外面的言论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们在必要时争取到应得的权益，我无从知晓；心里常常在想的是：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堪比地震、泥石流的毁村灾难，我能做些什么？

前面两次回去，一次是8月下旬，妈妈身体不舒服，同时看到美国白蛾肆虐，几乎吃光白杨叶子；另一次是10月下旬，举行婚礼，终于走出大龄青年的行列。董家庄在变，家人在变，我也在变。更多时候，董家庄是一如既往的平静。秋天的早晨，我走在小麦地里，第一次迎着太阳看到了满地金光闪闪的露珠，晶莹，纯粹，天然，美好，直叫我感动得流下眼泪。我在这里出生成长，相伴很多年，然而看过去，董家庄总是那么新奇，那么可爱。

                     2010年11月

十

起风了，天凉了，坐在敞开的窗边，不由得打冷战。距离上次回家又有一个多月，那时候，天正热着，午睡的时候得开着风扇。庄里庄外的那片空间似乎已经遥远，闭上眼，却一一回到眼前。

这次在家是7月底8月初，其间有两件国家大事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是温州动车事故，死了好多人，真相却被不负责任地匆匆掩埋，头七前后，媒体突然禁声。我原本以为，回家乡之后会远离资讯，暂时安宁，却不由自主地用手机看起了微博。注册了两年近乎休眠的帐户，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每天看两次，后来读微博就成了常态。当然，新闻联播是获取信息的主渠道，两者形成某种对比，既看到主旋律，也听到杂音。村里人偶尔会说天书一样发问：两列火车，怎么说碰就碰了呢？也仅此而已。另一件事是“梅花”台风来袭，在浙江登陆还是在上海登陆，是不是扫过胶东半岛，电视上天天在报道。受此影响，村里预先修整了电线下边的树头，防止大风大雨时碰坏电线。村里下过短时间的暴雨，但也仅此而已，没有伤着庄稼，董家庄并没有改变原有的运行轨道。

正在进行的2011年，董家庄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村支书换了，培臻退位，培俭当选。我看到了贴在汉章家墙外的选民公示表，还有大队里墙上的换届选举会标。上一任为官者在八年里留下什么“政绩”了吗？改变倒是有的：停了村里的自来水，引入县里的自来水；移动公司信号塔立起来了，村后电线铁塔立起来了。其他的看不出来，村集体还是穷，没力量。另一件大事，是庄子外观发生了改变，绿油油的，更加精神。去年美国白蛾肆虐，村里村外的树都被啃光了叶子，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这是天灾，临近的村都遭殃，让整个地区失去了灵气。听村里人说，有飞机喷洒过农药，一下子把美国白蛾给治住了。与此相关的，桑叶被污染，很多人家不再养蚕，因为蚕吃了这样的叶子后，光长身子不结茧，导致减产乃至绝收。

村里人喜欢打的一种扑克叫“勾鸡”，四副牌六个人，三人一帮间隔坐，主要的规矩有上班、勾鸡牌、对门、挂花、捎着、没有头、四人乱撺、进贡、挑三壶等。我很小的时候就会打，不过常犯捎牌的错误。爸爸一直好打，这就不用说了，近来妈妈也入了迷。每天晚上到七点多，培冒、培志就来了，还有任老师家两口，六个人凑成一局。有时候村东也有局，锡勇、三叔他们拉了灯到街上打。在家的日子里，我也玩过好几次，把妈妈替换下来。这个纯粹是娱乐，不动钱，可以消磨时间。有的人输赢都不动声色，有的则评头论足，指责邻帮的不对。打勾鸡在北方都很流行，对董家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常盛不衰的文化。

如果说董家庄是一个人，那么他是在逐渐变得成熟，也变得苍老。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在青岛、县城、镇上安了家。上了年纪的人预言，以后不会有什么人家在村里盖房子了，二十年后就完蛋了。如果时间回溯二十年，那是怎样的大兴土木呢。我家房子是1991年盖的，花了两万多块钱，用完了一家人多年的积蓄，还要拉饥荒。现在有些人家搬走了，房子就空关着，或者转卖给别人。漂漂亮亮四间大屋，也就值两万多块钱。

今年上半年，家人身体不舒服，生病住院，面对这片熟悉的热土，我一下子有了陷入虚空的感受——若干年后，有那么一天，亲人不在了，董家庄还是董家庄吗？我还是我吗？简直不敢想下去。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珍惜亲情乡情。我时常带着相机出去逛，北沟，东岭，还有村东街上、学校周围一带，拍拍凡常的人和景。其实也就一两百米的范围，村西都很少去。这么一片小地方，带着某种说不出来的魔力，叫我亲不够，爱不够。

东西大路用石子垫过，是村里出的钱，比以往好一些，不过还是坑坑洼洼。晚上骑电瓶车从村西回家，十分痛苦，似乎随时都会跌倒。新闻里说潍坊“村村通油路”已达到了很高的比例，为什么就缺了董家庄这一段？我上网发信问潍坊市长，几天后得到答复，已经列入计划，2012年底之前会完成。其实我也听说，就算上面不拨款，在村里种植烟叶的烟草公司也将在明年铺水泥路。董家庄的路终于有盼头了，这是件很叫人高兴的事。

                     2011年9月18日

十一

2012年董家庄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村东划出270亩地承包给潍坊烟草公司，用来种植烟叶。租期为十年，每年每亩给户主700元。本来说，烟草公司希望有300亩，如果这样，就免费给村里造大队办公用房（现在的房子是80年代以前盖的，可能是全村最破的房子之一），并将东西大路建为水泥路。实际不知是不是照做，但项目正式启动了。记得正月里还没出十五，工人就在加班盖大棚，他们说：“如果耽误了大棚，整个一季的烟苗就会受影响。”也就是在这个春天，东西大路有了初步的拓宽。100米的深井钻好了，东岭下在盖成排成排的烤烟房，烟苗也成规模地移栽到地里。

这个项目讲了不止一年，似乎前几年想把村南的地腾出来承包给烟草公司，只是村民没有统一意见。现在终于落实了。对于这个带着浓厚工业色彩的农业项目，我说不出是欢迎还是排斥，但在我内心里，是希望它能给村民的经济状况带来改善。租金，修路，提供打零工的机会，似乎都是看得见的好处。就算自己种地，一年两季苦苦干下来，一亩地能净剩1000块就算不错的了，毕竟种子、化肥、播种、浇水、收割都要钱。不出劳力净得700元，似乎还说得过去。村民受雇给烟草公司，一天能挣五六十块。80年代村里栽种了一批果树，那似乎是这片土地上很大的变化，此后若干年再没动静；烟草公司的到来，该是给董家庄的又一大改变。

诚然，“改变”是向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现在还很难说，而不好的迹象已经出现了。单是那口百米深的大井，就足以让人心疼——强力水泵一直在往外抽，那可是这片土地的血液！对此，村民说不上话，在承包方看来，这些资源是不计成本的，用了白用。好端端的种庄稼的土地，盖起了房子，似乎还不止一层，以后可能再也不能种地了，这破坏的过程不可逆转。哗哗的水从地底抽出来，直接浇到烟地还好，如果是用来加工呢（想想那若干排上百间的烤烟房），排出的污水流向哪里？烟叶的生产、初加工是整个烟草行业生产链的一部分，村民们能得到的，不过是区区几百元地租；加工所产生的利润，他们基本是享受不到的。说到家，村人献出了土地，献出了劳力，所得也极为有限，只是零头而已。烟草公司得到的利润给了“国家”，流向了达官权贵们的腰包，和村民无关。现在看700元还是个说得过去的数字，以后随着物价的上涨，区区钞票还能有多少购买力？

走在东岭，看到被毁弃的小麦、被挖出的桑树、水泵抽出的长流水、横七竖八的车辙，看到挖掘机、起重机、搅拌机等现代机器在土地上轰鸣，我的心在颤抖，有种不安的感觉。盖烤烟房的地方，好像正是基本农田，谁管？加入工业化的进程，成为城市的附庸，这是新农村的发展方向吗？十年之后，承包给烟草公司的土地，还能回到农民手里吗？就算能回来，出去的270亩良田，回来还有多少亩能耕种？这种不安不仅因为我家也有三四亩地划入了承包区，更是因为这里是我的家园，一片安谧的所在，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情感的归宿。 

                     2012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