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印谱》为啥火了？

《养猪印谱》为啥火了？

西槐

进入2019年，特别是春节前后，《养猪印谱》在网络社交圈悄然走红。不仅众多微信号推出此印谱的图文专题，很多不事篆刻创作的人也在朋友圈展示书中的印作。一部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问世已四年的印谱，长期以来籍籍无名，只是在首发之际受到业内关注，何以在2019年撩起众人的兴趣，再次变"火"呢？

1960年，方去疾、吴朴堂、单晓天三位篆刻家创作了一组以养猪为题材的印章，名为《养猪印谱》，2014年11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2015年2月7日在上海静安寺旁新华书店首发。书中收入三人100方印章（有时一组包含2至3个印蜕，计作1方，篇名拓款未计），包括方去疾32方、吴朴堂34方、单晓天34方。在大跃进年代里，三位篆刻家响应当局关于养猪的号召，利用篆刻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魏绍昌的策划组织下，分工合作完成了这部印谱。文字内容来自当时的报纸社论、领袖语录、民间俗语，还有猪的用途、种类、身体部位等介绍。这是他们合作完成的三部印谱之一，前有1958年创作的《瞿秋白笔名印谱》，后有1963年创作的《古巴谚语印谱》。

《养猪印谱》变火的首要原因，在于猪题材所蕴含的喜庆寓意。2019年是中国传统猪年，人们对新的年份对应的生肖动物怀有一份特别的好感，期望它会带来一整年的吉祥幸福。这个生肖年出生的人适逢本命年，更有特别的说法和衣着讲究。猪年爱猪，与猪有关的事物就容易受到追捧，对联里时常出现"金猪"，博物馆新陈列古代猪造型器物，商场门口也摆起高大的卡通猪。篆刻发展史上有很多主题印谱，诸如心经印谱、二十四孝印谱、三十六计印谱、名胜古迹印谱等等，但是把猪作为内容主线的，则仅有《养猪印谱》一部。乘着农历猪年的东风，这部印谱化作人们表达欢乐情感的载体，借此回望猪的生产生长的过程，更深入地了解这种似曾相识的家畜。一些印文浓缩了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生活智慧，颇具启人心智之效。如"好葫芦长好瓢，好猪种出好苗"以比喻手法说出善因的重要性，"人勤猪不脏，人懒猪不胖"包含着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素道理，"十二箱猪鬃可换一部拖拉机"把人们带回养猪换取外汇的艰难岁月。

诚然，《养猪印谱》被篆刻圈内外的人当作表达符号，还有一重原因在于其中蕴含的反讽意味。艺术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由来已久而略显沉重的话题，步调一致时艺术得到朝堂垂青、百姓仰慕，失势之际则被无情地抛到历史的边缘乃至黑暗处。毋庸讳言，《养猪印谱》是一部图解政治的作品，直接目的在于服务于上层的政策宣传。1960 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这部印谱完成后不久，养猪方针变了，它也就丧失了公开出版的外部环境。即使1977年郭沫若想重新促成它的面世，出版部门也以"不合时宜"为由加以拒绝。在这个意义上，《养猪印谱》是一部苦涩之作。篆刻在明清时代繁荣，成为印章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很重要的特点是其人文性，归向文人墨客知识阶层的情感抒发，雅致而蕴藉。当篆刻成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时，不可避免地削弱其艺术性。猪固然是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在中国语境中有时也意寓脏臭、愚笨、懒惰，这就与篆刻的雅致特性格格不入。当人们面对"猪粪尿"或"猪睾丸"这些作品时，很难感受到篆刻的美感，而视作秽语入印的反面教材。又如"没有养不好的猪，只有养不好猪的人"让人联想到时下流行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学生的老师"，间接地把学生或有关人员比喻成笨猪。这已经脱离了《养猪印谱》创作时的时代语境，人们重现这些印章，在调侃嬉笑中表达当下的情感。三位篆刻家地下有知，或许唯有苦笑而已。

同样是三人合作完成的印谱，《瞿秋白笔名印谱》和《古巴谚语印谱》都在创作不久后出版，《养猪印谱》则命途多舛，迟来了半个多世纪。它之所以能够从黑暗的角落爬出，来到世人面前，不是因为其思想价值多高，而是因为一位优秀门生的助力。作为方去疾的弟子，刘一闻关注着《养猪印谱》，尽己所能把印稿推荐给出版社，并担任主编，事实上成了出版样式的决定者。在上海篆刻界，刘一闻对师辈的感恩之心、报恩之举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1984年《新民晚报》上的《怀念苏白老师》；2013年苏白去世三十周年之际，刘一闻推出《苏白朱迹》，弘扬恩师艺术精神；《养猪印谱》有简装本还有线装本，他历时一个多月撰写《〈养猪印谱〉记忆》，附于书后，并在《东方早报》《书法》《得涧年刊》等报刊发表，还亲临现场参加首发签售会；他为马承源撰写长达两万五千字的艺术评论《如松之盛，似兰斯馨》，在《书法导报》《海上印社》等报刊推介，并出席上海书展的《马承源翰墨金石作品》签售活动；他还历时三四年主编《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o方去疾》，撰写长文《一代印人方去疾》，陆续向媒体推广……可以说，《养猪印谱》的出版是刘一闻答谢师恩诸多事迹中的一件，不是为了教人们如何养猪，而是为了完成恩师方去疾生前未了的心愿。

鉴于《养猪印谱》的思想性已随着时代的迁移而散失，部分印文内容成为读者的审美障碍，这部印谱在出版时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呈现方式，就是打乱现有的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宝藏篇四部分结构，而按照三位作者归类排列。这样，当读者在阅读时，更多关注篆刻形式要素和艺术家个人风格，更加便于学习研究。现有目录的主体内容可以作为附录，让有兴趣了解印谱历史原貌的人知晓四部分结构。如此一来，人们可以不由自主地淡化印谱的时代政治环境烙印，让它回归篆刻艺术本身。而在现有的格局下，三位作者的作品是打乱的，署名只显示在目录而不显示在印章所在页，淡化了艺术家，读起来相当麻烦。当然，印谱这样排布，归根到底还是与编者回报师恩的初衷有关，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就不必苛责了。

刘一闻在书末附文中把《养猪印谱》称为"我国现代篆刻史上划时代之作"，这是值得商榷的，似乎言过其实。一方面，《养猪印谱》当时并未出版，仅留下极少量手拓印谱，虽然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过，但总体而言受众面有限，不应过度夸大一场展览的辐射效应。它当时没有出版，就很难持续地对受众产生作用，其他篆刻者很难去学习借鉴，这与正式出版的《瞿秋白笔名印谱》和《古巴谚语印谱》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以篆刻图解政治，关系到艺术的功用与评价问题，特别是对于有着文雅属性的篆刻来说，那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养猪印谱》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出版，里面有弟子发心成全的偶然因素，中间的曲折过程也预示着，本有可能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它在2019年初突然变火，源自猪年的喜庆寓意和部分印文的反讽效果，与篆刻本身的艺术性关系不大。这也是把《养猪印谱》称为"苦涩之作"的原因所在。如果说这部印谱具有标杆意义，该是因为仁厚弟子对师者的敬重与推崇，以及图解政治的艺术历久方得面世的复杂况味。
　

（原发于2019年2月10日篆刻观察）

“划时代之作”还是“苦涩之作”？

——再说《养猪印谱》

（文学作品，艺术观察）

西槐

开春之际笔者撰写并发表《〈养猪印谱〉为啥火了？》一文，分析《养猪印谱》新年到来之际备受关注的现象，认为源自猪年的喜庆寓意和部分印文的反讽效果，与篆刻本身的艺术性关系不大。对于此书主编刘一闻先生评价的“我国现代篆刻史上划时代之作”，拙文认为值得商榷，有点言过其实，并提出《养猪印谱》是一部“苦涩之作”。文章发表后引发各界对《养猪印谱》再评价的思考，有人认为当不起“划时代之作”的褒奖，也有人说出版这部印谱功德无量，其研究价值仍然值得开掘。《养猪印谱》的评价涉及到篆刻与时代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操守与责任等宏大命题，是一个值得深入剖析的样本。

生活在特定时代，每个人都会有自身的局限性，艺术家也不例外。在回望历史时，固然不能用今天的风尚要求前人，应回到历史语境中，对前人的路径选择加以同情之理解；同时应避免另一种倾向，就是让前人脱离当时的环境，把他们的所做所为置于当下进行孤立的判断。在篆刻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养猪印谱》是“大跃进”特殊土壤中结出的一颗苦果，纵然作品形式层面的表现非同凡响，也无法抹去“苦涩之作”的历史底色。

《养猪印谱》2014年11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收入方去疾、吴朴堂、单晓天创作的100件印章。魏绍昌撰写的《编后记》大致梳理出这部印谱的时间线：1959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对养猪问题作出指示；1960年3月，魏绍昌与三人看到“全国有两千万头母猪怀孕待产”的消息，筹划刻制印谱为母猪送去贺礼；魏绍昌负责搜集资料编写，三人分头篆刻，历史半年多完成；1960年11月，魏绍昌撰文记录成谱过程。这条时间线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养猪印谱》从策划到创作都发生在1960年。从内容上看，《养猪印谱》包含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宝藏篇四部分，其中社论篇有31方印，涉及相关报纸社论的发表时间为1959年11月11日至1960年8月6日，与成谱时间相佐证。

大凡对中国历史有些须了解的人，一定不会对1960年这个年份无动于衷。这是“大跃进”的结束之年，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中间一年，堪称共和国历史上黑暗而惨痛的一页。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出现全国性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发生大饥荒，众多人口非正常死亡。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结束了“大跃进”。从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到今天，“大跃进”已被当作一场严重的失误而为历史所否定。

《养猪印谱》正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的方针政策被三位篆刻家镌刻在石面，凝固在一个个红色印蜕上。重读这些作品，不禁为他们将宝贵创作精力用于社论口号而觉得惋惜，也庆幸印谱当时没有出版，否则会成为不良政策的摇旗鼓吹者。《新湖南报》社论“大搞社队集体养猪”挫伤了农户私家养猪的积极性，乃至剥夺其可能性，《内蒙古日报》社论“反透右倾高速度发展养猪业”号召“反右”，带着杀气腾腾的意味。在野有饿殍、民相残食的艰难岁月里，养猪的要义当在于解决百姓温饱问题，语录所说“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汇的大问题”把可以保命的猪肉用于出口换取外汇，这是怎样的令人心痛！随着“大跃进”被整体否定，养猪政策发生改变，《养猪印谱》也就失去了出版的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思想内容而言，《养猪印谱》是一部速朽之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艺术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们真诚热爱新生的共和国，经历“反右”等一系列运动之后，言论空间受到压缩，讴歌领袖、紧跟主旋律成为自愿或不得已的选择。同样处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同个体还是可以有迥异的应对方式，纵然不能关心世间疾苦、为民请命，也可以私下创作相对稳妥的题材，或者沉默以待，守护良知。“文革”期间丰子恺受到迫害，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是利用凌晨时光偷偷创作《护生画六集》和《缘缘堂续笔》，在恶劣环境中坚韧地表达对于善与美的追求。从编后记可以看出，三位篆刻家创作《养猪印谱》并非迫于外界压力，而是出于对时势理解后的主动做为。这组作品顺从权力需求，阉割了个人思想，却在时代的剧烈颠簸中被无情抛弃。在这个意义上，《养猪印谱》当时未出版是一桩幸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成为坏时代的帮凶，如同新民歌为“大跃进”推波助澜一样。

站在今天回头看，《养猪印谱》有价值吗？当然有。它体现了篆刻向农业、底层的延伸，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倡导的知识分子转向群众在篆刻领域的体现，具有显著的标本意义。与此同时，一批来自农业生产生活的粗鄙表述直接成为印文，折射出印谱作者们向农民大众推广普及篆刻艺术的朴素愿望，也客观上拉低了明清以来篆刻作为文人高雅艺术的形象定位，成为一部反面教材。这就如同交响乐团到田间地头演奏《小放牛》一样，受众环境与这种艺术样式的内在特质不搭配，注定难以成功、难以持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面世的各种主题篆刻中，包括《毛主席诗词印谱》、《鲁迅笔名印谱》还有以样板戏文句入印的《新印谱》等，《养猪印谱》是在印文俗化方面走得特别远的一部。

《养猪印谱》保留了三位篆刻家在1960年这个特定年份的创作实践，对研究他们的篆刻风格及转变轨迹至关重要。当然，这方面价值不在于作为整体的“养猪”印谱，而是一件件具体的篆刻作品。刘一闻主编的《养猪印谱》没有打乱原有顺序、按照三位篆刻家分类，而是遵从原有的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宝藏篇四部分结构，这种编排体例折射出他对这部印谱的认识错位。如果说《养猪印谱》因记录那个年代的养猪政策信息而具有历史价值，那么功劳应更多归于策划者魏绍昌，而非三位篆刻家，将现有目录附在印谱末尾足以达到目的。纵使按照原先样貌编排，那么编者也理应在前言或后记中指出这部印谱的历史缺陷，而不是奉之为“我国现代篆刻史上划时代之作”，简单地用一句“当时的一切文艺作品，皆为政治社会之下的必然产物”为三位篆刻家开脱责任。

《养猪印谱》的创作与出版是历史进程中的一面镜子。当代篆刻发展史绕不过这部印谱，它因为是速朽之作、苦涩之作、尴尬之作而具备了多侧面解读的可能性。对于方去疾、吴朴堂、单晓天在黑暗年代为“大跃进”高唱赞歌，粉饰太平，今天固然不宜苛责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良心立场，也绝不能无原则地包容甚至赞美印谱中的腐臭气息。尘归尘，土归土，历史总归是公正的，时间会让一切显出原形。艺术家的做为既可能获得现实的声望和利益，也需当得起后世评价的道义责任。1960年对亿万中国人意味着苦难，这个时代背景不容抹煞，正视苦难才能超越苦难。艺术创作当存敬畏之心，这是《养猪印谱》给当今篆刻家留下的深刻启示。

（原发于2019年2月20日篆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