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海当代篆刻值得研究—

为什么上海当代篆刻值得研究

——兼与张铭先生商榷

西槐

针对坊间流行的当代篆刻“海上三大家”与“海归四大家”之说，我撰文提出那种归类与排序不妥，认为韩天衡、吴子建、刘一闻、吴颐人算是上海当代篆刻四大家。文章发出后，读者提出各种看法，譬如认为徐正濂、徐云叔应排进去，抑或吴颐人拔得太高，等等。这种事情本是见仁见智，有不同观点很正常。出乎意料的是，三步斋主张铭先生在朋友圈转发时加了一段评语：“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三大家、四大家）这种称呼或者叫法的，总有始作俑者，然后大家一起跟着这样叫，这究竟是现在时人干的活还是百年后后人干的活？”

张铭先生是上海颇有影响的实力派职业篆刻家，古玺印与鸟虫印各具面目，在沪上印坛有诸多拥趸。他不是对篆刻家排位顺序提出质疑，而是对概括前几大家的事件本身予以否定，贬称“始作俑者”并暗示这是百年之后的人才该干的活，从根本上抹煞了开展当代篆刻评论与研究的必要性，实在令人大跌眼镜。这不仅显示出他本人基本学术素养的匮乏，而且表明存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处于对当代篆刻评论研究的短视与偏见之中。张铭先生们，该醒醒了。

上海当代篆刻发展存在一种跛足状态，就是评论和研究严重滞后于创作。在很长时间里，相关评论以交往印象式、获奖履历式为主，即俗称的“吹捧文章”，引用不规范、一稿多投现象泛滥，与理工、文学等领域评论研究的严谨性相去甚远。就文学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一门显学，在学术界早已确立存在的合法性。据统计，截至2018年10月，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以“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共和国文学史”“新中国文学史”等名称出现的当代文学史达81种之多，甚至催生了“文学史学”。尽管国内已出版多种篆刻史，然而往往厚古薄今，对1949年以后的篆刻论述甚少，为数不多的当代篆刻专著有辛尘著《当代篆刻评述》。区域性当代篆刻研究逐渐兴起，孙慰祖、舒文扬、张炜羽、张学津等学者对于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篆刻有一定论述，外省市有2017年出版的沈海涛著《20世纪江西篆刻研究》等。应当承认，上海当代篆刻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篆刻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当代篆刻评论与研究的发展，不仅是当代篆刻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这门艺术在当代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评论与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诠释创作，使篆刻家、篆刻风格、篆刻现象、篆刻思潮、篆刻成就等一一显形，而且通过总结与提炼，为这门艺术赋予学术正当性，乃至纠偏扶正，引领篆刻走向纵深领域。评论研究绝非创作的附庸，两者如车之双轮，相辅相成。

回到张铭先生看不起的“几大家”话题。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开鲁郭茅巴老曹以及沈从文、张爱玲这些巨匠；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必须关注莫言、王安忆、路遥、余华等名家的创作成就与特色。要写一部上海当代篆刻史，在个案研究基础上阐述最重要的几家，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连代表性人物都不去梳理，谈何当代篆刻史；没有当下的严肃批评，后人面对纷繁芜杂的现象去写史，岂不是一笔糊涂账？对成就卓著的篆刻家给予充分尊重，认可他们的创造，是建立篆刻艺术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对未来负责。

印章自诞生以来，在形态和内涵上产生一系列变革，从早期的信用标记变为文人抒情赏玩的载体，近现代以来随着出版和展览的普及，更是从个人书斋走向大众空间。尽管不少篆刻家固守“自己玩玩就可以了”的想法，把篆刻创作当作怡情养性的手段，也不得不承认，今天的篆刻具有一定公共属性，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社会文化构建。在书斋里坐冷板凳潜心创作可以成为艺术家的生活姿态，作品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无法避免也不应该避免被他人评说。篆刻家们应当转变心态，不仅接受、而且主动融入创作与批评的良性互动中。

最后想跟张铭先生再说一句：篆刻创作是您的志业，篆刻评论是我的兴趣，您把评论的事情交给百年之后，相当于让我搁笔闭嘴，这不就像我让您封刀弃刻一样荒唐可笑吗？

参考文献

张均：《当代文学应暂缓写史》，载《当代文坛》，2019年第1期。

（原发于2019年3月19日篆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