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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年华璀璨时 ——献给张振志老师五十寿辰 （ 返回 ）
1 引子
时间是个常数，也是个变数。从初中毕业到现在，十八年过去了。这样的时间跨度足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变为能够独立思考的大人，让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变为老成世故的中年。我常想着初四的班主任张振志老师，如果从他为初一的我当班主任算起，日历已整整翻过了二十二年。 这些年，张老师的风范做派总是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我。他教的知识嵌进了我并不宏阔的学问积累中，他的说话方式让自己得以传递微妙的意思，他的勉励和鞭策也成为我前行中的不竭动力。 这些年，我也总想写一写张老师，可是想要行动时，却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年初和几个同学去张老师家拜访，听他讲述过往的一幕幕，仿佛回到初中的青葱岁月。2013年正逢张老师五十岁生日，我想，一定得写点东西了。翻动着脆薄的日记本，记忆的闸门豁然打开。
2 这个人奇厉害
从小学升入初中，我的活动范围也从村里扩大到镇上。1991年夏天，我骑着自行车，来到离家五里地的柴沟镇第一初级中学。 新同学聚拢在校长室前的铺砖空地上。班主任站到前边点名，把所带班的学生一一领走。大家被编为四个班，六（1）班的班主任是张振志，我很快从他口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跟着进了旁边的教室。 身边有“明白人”说，班主任奇厉害。在家乡话中，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说这个人学问高，教学本领强；二是说打学生下得了狠手。“明白人”绘声绘色地讲，张振志是大学生，原来教高中，因为体罚学生被家长告，不得已到了初中。这么看来，张老师当然是双重的厉害了。 和别的班主任教主课不一样的是，张老师给我们上中国地理，同时给毕业班上语文课。别看地理是副课，每个人学起来却都不敢马虎。他有一个教学的独门绝技，就是上课开始就进行测验。每个人撕下一张纸，听着他念题，把答案写下来，然后交上去。他很快作出批改，就知道学生回家复习情况怎么样了。 啪，啪，啪！不断有同学被提着耳朵站起来，然后被张老师用卷起的地理书敲着后脑勺，敲到前边讲台去。范立友、李卓武都是挨打的老母子，甚至连女生也逃不掉。我在座位上提心吊胆，颤颤地想：“我答得也不好，不会挨揍吧？”谢天谢地，我一次次涉险过关，而那种惊恐的感觉却记忆深刻，学地理再也不敢马虎。 那时候，乡村的教学环境就是这个样子，老师体罚学生根本不算什么。学生要是被打了，根本不敢回家去说，因为家长都相信学校，如果知道孩子挨了揍，反而会觉得他不争气，需要老师严加管教。张振志老师的“厉害”一方面来自他性格的刚烈，另一方面也是这种家长信任老师的土壤所滋养的吧。
3 长大
在村里上小学的五年里，全校只有两个老师，我从来不知课程表为何物。进入初中，情况完全变了：每个班有单独的教室，按照设定的课程表上课，每门课程老师不一样……世界仿佛从混沌状态变得秩序井然，而我也可以独立来到镇上， 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每到音乐课，田志江老师就安排学生去把脚踏琴抬进教室。这是个神奇的大家伙，用脚踩一踩，用手按一按，动听的旋律就流淌出来。田老师教我们唱《在老师身边》：“自从踏进学校的门槛，我们就生活在老师的身边，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有知识的少年……”歌词也给了我关于长大的强烈信心。 当然，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班主任本人。他在班会课上告诉大家：“从今以后，你们都是大人了，不是小孩子了，要用大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学习上更加自觉，为人处事变得成熟起来。”在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眼中，老师的话句句是真理，可靠可信。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长大是从读初一开始的。 有一次，我和李杰不知因什么事起了摩擦，我说：“不老实我扇你。”他则针锋相对：“你敢扇我就告着班主任。”我以为他吓唬我，就真的在他脸上打了一下。李杰胖乎乎的，我也不是真打，肯定不疼，只是让他在心理上觉得处了下风。哪知他真的朝办公室方向走去。我喊他回来，他不理。这下我慌了，要是被张老师叫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却也没法，只好怅然地听天由命。 没过多久，李杰回来了，手里举着一张纸条，得意洋洋地跟我说：“班主任让你老实点！”我拿过纸条一看，上面果然写着“你老实点”四个字。谢天谢地，我不用去办公室挨训。李杰煞了我的威风，感觉得胜了；我也在心里窃喜，好歹躲过了一劫。张老师用一张小纸条保全了两个人的面子。 我们划分了值日小组，每组要有一个组长。本来觉得张老师是高大的权威，谁当组长当然是他说了算；可叫人出乎意料的是，他要我们投票选举。在一次班会上，他郑重其事地要求我们写一个名字，选出自己心目中的组长。那可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每个人的意愿都会反映到黑板上。随着“正”字笔划的增加，每一声唱票都扣人心弦。我是五组，几乎得了全票。 在整个学校里，这样的做法都是创举：他引导我们参与到集体活动中，体现我们各自的意愿。在家长眼里，十三四岁只是孩巴拉子，张老师把我们当成了大人。我觉得受到莫大的尊重，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好，也真切地觉得来到镇上以后自己开始长大了。 寒假临近，班里评选三好学生，也是用了这种全班投票选举的方式，在黑板上写“正”字。或许是沾了学习成绩靠前的光，我好像得了四十多票。本来张老师作为班主任可以适当调整，但他就按得票多少，确定了三好学生的名单。 没有指定，甚至没有暗示，这是刻骨铭心的民主体验。张老师真的把我们当大人了。到了九年级，评优也是这样评的。后来，不管在校园还是进入社会，我都很少见过如此透明的选举过程。比如选举 某某代表时，选票上准备好了几个候选人，这不是扯淡么？只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按照上面的意图画圈罢了。
4 任课老师
记忆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散淡如烟，不可捉摸，有时又宛如昨日，历历在目。坐上时光的快车，一下子穿行到那金色的年华和学习的世界。 语文老师叫刘启中，朱公村人，他上课的套路很是简单：复述课文，一人读课文别人挑错，背课文。记得有赵丽宏的《炊烟》：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里，假如遇见一缕炊烟……何止是复述，简直就是全文背诵下来。有同学站起来背《薛谭学讴》，不够熟练，他就半夸半讥地说：“看看人家范金财，背得夸夸的。” 我当着美术课代表，在极想自我展现的年龄，这多少是一个抛头露面的机会。宋继强老师天生不爱说话，我能做的，只是下课后把大家当堂画的画收起来，去交给他。哪怕是每周一次的美术课，还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取消，让我非常郁闷。有一次，我没有把同学们的纸片发下去，而是藏了起来，这样，我就保存了班上每个同学的作品和笔迹。 张振志老师教的地理可能是最枯燥的科目，什么都要背。国际日期变更线啦，中国的行政区划啦，西高东低的地形分布啦，都费脑筋。书里说到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当初觉得遥远，却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在学习经纬度的时候，张老师问：“你们是怎么记住在教室中的座位的？”他原意是要学生回答“在第几排第几列”，可是谁也回答不上来。我就纳闷，记住前后左右的同学，不就知道自己的位置了吗，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后来也不了了之。地理课代表叫张雪英，非常非常害羞，越是问她，就越说不出话。或许她天生内向？我始终不得其解。 教数学的是苗立志老师，和张振志老师年龄差不多，年轻气盛的青年，同时担任六（2）班的班主任。苗老师不苟言笑，每次擦完黑板都拍拍手，除去粉笔灰。在学习正数和负数的时候，他说高考的选择题答对了得分、 答错了扣分，要是不会的题也乱往上猜，就会得负分，唬得我一愣一愣的。 体育老师李洪义在喊“一二一”时，“二”读成“熬”，我很想帮他纠正过来，但始终没敢开口。操场本是一片平坦的所在，但从某个时候开始，中间部位大兴土木，盖起一座四层的教学楼。这是全镇为数不多的和镇政府大楼等高的建筑。真正搬进去上课，则是七年级上学期的事。旧操场没有了，新操场向南边扩充了出去，学校西边也多了一道大门。再后来，它从边门变成了正门。体育委员是邱文福，好像是西店的，卷卷的头发，是全班为数不多的戴眼 镜的人。 还有几门课，任课老师的名字叫不上来了。英语老师从ABC开始教起，带我们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植物老师年龄很大，好像是袁家村的，从开始就告诫大家不要在书上乱画线。细胞的发现者罗伯特·虎克，他念作“萝卜腿·胡啃”，帮助大家加深印象。有一次，我念书声音太大，他敲敲桌子让大家静下来，说：“俺样来，那个董少校，你待把教室震倒？”历史老师是陈魁的妻子，说话慢慢悠悠，笑眯眯的，经常叫我回答问题。关于三省六部制、杯酒释兵权的解释，当时我都背得很顺，还得到她的夸奖。那时候毕竟小，老师的一句肯定，就在心里乐呵半天。还有一门公民课，学校的某某主任上的， 人高马大，像个弥勒佛。 那是一群负责任的老师，不仅交给学生知识，还传授做人的道理。少年时代能够在一个充满爱意的环境里学习，这或许是成长中最大的幸运。
5 课堂内外
在一种平淡宁静的氛围里，偶尔有一点小变化，就会在内心激起层层涟漪，当时感到得意，若干年后回想起来，仍体会到无穷的兴味。 教室里的桌椅经历过一番更新。起初是两人用的课桌、板凳，总共四列，其中中间两列并在一起，坐五个人。很不幸，我就是那个坐在中间夹缝里的人，不过当时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吃亏或不妥。和我挨着的同桌都是女生，一边是邱家大村的李燕，一边是柴沟街的陈海霞。那时，陈海霞悄悄把很多小学同学的小名告诉了我，这样当初在镇上读小学的男生和我斗嘴 时，我就可以冷不防把他的绰号抖出来，获得一种搞恶作剧的快感。 镇上木器厂（大家习惯称为板儿厂）老板邱温元财大气粗，捐了一批桌凳，同时还有学校军乐队的全套乐器。新的课桌略微向下倾斜，可以翻面，单人用。不过教室里还是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我和范家大村的范晓萍同桌。 说到邱温元捐赠乐器，不能不对学校的军乐队说几句。我成为学校首批吹小号的学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张振志老师很放心地让学生去训练，而不是扣着“好学生”不让去。作为小号队的指挥，我五指伸开并拢、五指张开、握成拳头，分别代表《欢迎曲三》《进行曲》等不同的曲子，只要手放下来，就踏着鼓点开始吹奏。 军乐队和后来的合唱队、口琴队成为我初中四年的巨大收获，远远比在音乐课上学到的知识多。开阔眼界，结识朋友，学习乐器，每一样都实实在在。平生第一次离开高密县，就是去诸城给一家木器厂拜年，吹奏小号。九年级上学期，大家还一起去镇上的敬老院，欢迎新来的老人。当然了，一批批同学赶到板儿厂去作苦力抱木板，也是因为这个邱温元。
6 罚抄作业
六年级下学期，我成为班里的第一批共青团员，入团介绍人正是张振志老师。团支部也像模像样地成立了，书记邱伟杰，组织委员张金枝，我是宣传委员。这简直太风光了，在那幼小的年龄，有了一官半职，仿佛就高人一等。“宣传委员”名头挺好听，可是 我对于该做什么一无所知，上级团组织也没什么指导。从名头上看，大概就是搞宣传吧？我曾与班上文娱委员在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大家轮流唱歌，也算热闹。不能光动员别人唱、自己不唱，我唱过柴沟三中的校歌，还有从小姑的录音机里学来的《我多想唱》。唱什么没人讲究，只要是在唱，就可以了。 不知是否因为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关系，我有机会参与办教室东墙外的黑板报。素材主要来自办公室订的《中学生报》，这样就多了一份宝贵的学习资料。我照猫画虎，画过党徽闪耀的画面，还配图登出一则幽默《秀才卖西瓜》。有个秀才在路边卖西瓜，写了个牌子“此地出卖西瓜”。几批路人笑他牌子内容多余，于是他依次撕去了“此地”“出卖”和“西瓜”，牌子一无所剩。配图中的秀才歪着头，一脸傻相。在电视尚不普及，校园里不知电子显示屏为何物，更没有微博、微信等通信娱乐方式的年代，黑板报也算是一方休闲的天地了。 这些《中学生报》帮过我一个忙。刘启中老师常叫学生到黑板上默写生字生词，错一个，罚写十遍、二十遍。我也被罚过，因为这，练就了用两只笔同时写字的本领，以便快一点抄完。不过我对他这种处罚方式非常看不过去，觉得不服气。恰好《中学生报》上有学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栏目主持人（好像是“知心姐姐”）给出回答：罚写若干遍无益于增强学习效果，要委婉地向老师说明道理，避免无意义的重复劳动。我索性把报纸上这段内容剪下来，托课代表夏玉洁交给语文老师。 下次上课的时候，刘老师拿腔拿调地说：“咱班董少校交了一份报纸上的材料给我，我们来请他念一念。”我被叫到讲台前，脸上火辣辣的，既有一种被羞辱的难堪，又有挑战权威的快感。刘老师理论一番，给自己搭了下台阶的梯子：“你们要是都会写，我当然就没有必要罚了。”在我印象中，后来罚抄的情况变少了。
7 思想政治
六年级升七年级时，班级次序打乱了，从1992年秋天到1994年夏天，这两年中间没有分班，我的七年级、八年级都是（3）班，班主任经历了乔光治和袁泽岩两位老师。其他班主任大致是跟上来的，（1）班是张振志（好像八年级改为邱玉高），（2）班是郝传花，（4）班是范永恩。 这两年的故事当然有很多，但张老师没有教我，和他约略有关的，是他爱人任成芹老师教我们思想政治，也就是简称政治的那门课，留下一些回忆。 要说任老师口吐莲花，把这门枯燥的课讲得多么生动有趣，似乎不至于。她在简单梳理课本内容后，剩下要做的就是让学生背：“我们现在开始背，赶忙儿我检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嘈杂的读背中 度过的。任老师在来回走动，教室里跃动着高密大白话的交响曲：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我们说的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时富裕，而是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和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向正确方向发展提供思想保证。 过一段时间，任老师让同学们静下来，说：“背过的举手。”有零星的同学举手。“郇希来。”被点的同学背完了，她就说一句：“好坐下。”抽查几个人后，任老师又说：“还有好多同学没举手，大家继续背。”这样直到下课。她用她的鼓励和耐心，引导我们学好这些上面要求学好的内容。 一册薄薄的《思想政治》，我们学了整整一年。到处都是用笔划过的痕迹，翻来覆去地看，把封面都翻烂了。这些背诵的章节在我记忆中如此难忘，时隔二十年仍记忆犹新。诚然，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理论成为一种基本的知识积累，陪伴我度过了一次次考试，从高考到考研。那时候下过工夫，后来就省劲了。 如今回头看，当时的内容不少是来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教材更新之及时令人咋舌。随着阅历的增长，一些当初以为理所当然、本应如此的东西，在头脑中变得松动变形了，甚至被新的认识完全取代。面对不完美的现实终于明白，政治、近现代历史中的若干表述，比如日本鬼子是被 那谁谁赶跑的，完全不靠谱，只是骗人的鬼话。 在十四五岁的年龄，学习的态度无比虔诚，背诵的过程不仅是吸纳知识，而且是在强化信仰，用时髦的话说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任成芹老师成为了我们成长中的引路人。
8 进入毕业班
1994年8月12日，正值初三结束后的暑假，我和董斌一起返校。大家聚拢到校长室前的空地上，学生总数比以往看起来要多。原来，不仅柴沟一中的学生来了，二中、三中的也都来了，要统统在一中度过初中毕业前的最后一年。还是那种老办法，一个个班主任在前边念名单，把所带班的学生领走。 九年级（1）班班主任是邱玉高，他念名单的时候，我在疑惑会不会出现自己的名字。那倒也是个不错的去向，前边他好像担任级部主任，口碑不错。一个班过去了，又一个班过去了，没有我。直到张振志老师出来，宣读他带的九年级（5）班的人马，我才获得了一个明确的去向。很不错，我想，又回到张老师的班了。看看手表，念到名字这一刻是8时49分。 转眼来到了新集体，进入了毕业班。教室在校长室西北边，倒数第二排中间，往西对着厕所。张老师给我们快速安排了位子，然后开始了新班级成立以来的首场班会。他先是强调纪律，然后说我带的班应该如何如何，又是鼓动，又是督促：“每个人都应该用好初中最后一年的时间，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创出好成绩来！” 班会之后，我们就放学了。整个柴沟镇三所初中的毕业生聚集到一起，总共编为八个班。前面两年面对的都是同一批人，早觉得厌烦，这次重新编排班级，而且有“外来力量”的加入，注定会带来新的节奏，形成新的风气。暑假里我有听收音机的习惯，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热线大擂台”，进入毕业班，自然得 全部精力投入学习，把兴趣爱好放一放了。 开学后不久，张振志老师把我和张凤翔叫去，商量班委的事。张凤翔好像是上完一遍初中重新回来上的，年龄比周围同学大好多。在六（1）的时候，他好像就当过班长，这次继续当。我呢，在七八年级当过体育委员，现在也继续做。同时 兼作副班长。后来副班长这个身份基本淡漠了，张凤翔不来上课，我代他喊“起立”，才会体现出一点作用来。体育委员负责课间带队出操，以及整队上体育课、开会，对胆小内向的我来说，有了经常面对众人的机会。 不管是在六年级还是九年级，我对张老师一直心存敬畏，不敢以为他对我有多好。但回头想想，他给我不少机会，而且从来没对我进行体罚或直接的责骂。程度最重的一次，是看到我上课戴着小孔眼镜时说：“我看着那个奇恶（音务）银。”让我好不尴尬。小孔眼镜就在一副黑色塑料板眼镜上，左右各戳三个洞，据说可以用小孔成像原理治近视。我看了书上的广告，初三时大出血，花12元邮寄买来，抱着很大期望。后来听张老师批评，知道它外观不雅，就摘去不戴了。
9 一碗茴豆香
张振志老师教语文，这是他的老本行。订购教材之前，他对大家说：“有些同学家庭困难，咱能省点就省点，教材不一定用新的，可以向上一届的同学借。”忘记了是个人单独借，还是他出面向已毕业的同学收罗，反正不少人省下了一笔买课本的钱。我初四用的两册语文课本都是旧的，上面有若干陌生的笔迹。 第一课是《孔乙己》，这是重点讲解的篇目。张老师问：“我们学过鲁迅的什么作品？”教师里一片热闹，他随后把篇名写在黑板上：社戏，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友邦惊诧”论。接着又讲每一篇的出处和主题。 “《藤野先生》是鲁迅回忆早年在日本留学情景的散文，文中记录了谁的形象？” “是藤野先生！”不少人回答说。 张老师道：“藤野先生原名藤野严八郎是吧？” 下面马上响起纠正的声音：“是藤野严九郎！” 教室里洋溢着咸亨酒店的那种“快活的空气”。鹿洪林在读课文时，把“一碟茴香豆”读成“一碗茴豆香”，引起哄堂大笑。张老师说：“看明白字眼儿，读准确它。”接着叫董斌起来读。哪知，他也错读成了“一碗茴豆香”。 “怎么个事儿？”张老师纳闷着，也禁不住笑了。 和别的老师相比，张振志老师上语文课的特点是特别善于抓重点。两册语文课本，不是每篇都教，只教他认为重要的篇目。像《醉翁亭记》《论雷峰塔的倒掉》，哪怕是自读课文或出现在阅读材料中，他同样重视，从作者背景到文中的每一个句子，他都会挖得很深。“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为什么站着，为什么穿长衫？都有详细的分析，从而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再比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哪是描写、哪是议论？“并不见佳，我以为”好在何处？对于末尾的“活该”，他让我们记下了这样的解释：“活该独词成段，力透纸背，集中表现了人民对胜利的欢呼，对失败者的嘲讽奚落，说明一切封建卫道者的下场如此，罪有应得。”读着这些，仿佛对整个篇章多了若干分理解。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茅盾《白杨礼赞》，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郦道元《三峡》，当时都能背诵；《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陈涉世家》等篇章，也读得滚瓜烂熟。很多东西印在脑子里，仿佛成了特定年代的成长符号。以后，每当我看到“力透纸背”这个词，就会猛然想起：哦，我是张振志老师在分析“活该”的时候，第一次学会了这个词。 当语文老师是张振志最基本的工作，他带我们认识了文字的美好，从课文上升到文学，把看似零散的知识化作了系统的文化积累。我实在表达不出，对他的感激是怎样的醇厚和凝重。
10 周围的人们
刚分班的时候，班里有55名同学，但不久就增加到70人。新来的是复读生，也就是在高密地被成为“复习生儿”的。于是，本来拥挤的教室显得更加嘈杂，八列九排，甚至都靠到讲台上去了。开始我坐在前面第二排，和台金福同桌，周围有李春艳、逄婷、张玉等同学，后来调到后边，倒数第三四排，和李鹏同桌，跟任成琦、孙平平等比较近。 我和台金福聊天的时候，李春艳有时回过头来，进行一番评论。对于别人的关注，心里大概是很期待的，嘴上表现出来却是嫌弃。她的评论如果顺合己意，怎么都好说，如果觉得不舒服，就会说：“还用你管来？”于是，虽然不是面对面，彼此念念叨叨，这个说那个是庸夫，那个说这个是傻子。 我忽然背起初三学过的普希金的诗《纪念碑》：“哦，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意旨吧。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也不要和愚妄的人去空作争论。”待我背完，李春艳回头说一句：“又在自作高明了。”她表情丰富，似乎从不生气，让我没可奈何。 武侠小说在校园里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大书”。谁看大书，那不用说，准是不干正格的，走歪门邪道。对学习构成诱惑和腐蚀的还有打游戏，面对电视屏幕玩魂斗罗、超级玛丽之类，那时根本不知电脑为何物；另外还有打台球，俗称“捣蛋”。在老师们的教导中，好学生是不碰这些的。像柳桂栋、赵青都是看大书的好手，鹿洪林、张玉、柳松中午常常遛到镇上去，玩游戏消遣。 鹿洪林是全家唯一的男孩，上边有四个姐姐。他也经常看大书，不喜欢英语。他是那种上下都搭的学生：学起来可以很认真，力争上游；但也有孩子脾气，和一帮人到外面去瞎混。家里自然对他期望非常高，他姐姐制 订了这样的奖励政策：如果能在班里考第一名，奖60元；如果考到第三名，可以奖10元。那时候，我们一个学期的学费、学杂费是65元。我悄悄想，人家这姐姐真有钱。暑假里有一天，下雨柴禾被淋了，家里没做饭，妈妈让我去买两包方便面，本来打算买每包四角 的，结果小卖部给了一包四角的、一包六角的。多花了两毛钱，都让我非常心疼，那60元可以买好多好多包方便面了。鹿洪林姐姐多，手艺也多，他曾让一个帮我做了装雨衣的小布兜，我天天放在书包里。 在读五年级的时候，台金福到我村读小学，我就和他是同桌，几年之后居然又坐到了一起。他有时候很仗义，有时很自我。他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上去很有道理。任怀武有鸡冠花种子，台金福向他要，我也跟着要。台金福道：“别在这里瞎掺。”我目瞪口呆，直接没词儿回应。吵吵闹闹可能是因为年少轻狂，其实心里全无恶意。寒假里回去过年前，他送给我一张贺年片，上面写着：“胜利的明天属于你。”字歪歪扭扭，有的还描过，可是让我觉得别有韵味。 赵波每天做引体向上、俯卧撑，经常背诵外国手枪方面的信息，还能背《矛盾论》和《实践论》，能写诗，简直是个异类。不过那时我对他写现代诗并不崇拜，不就是分了行的句子嘛。许多年后才明白，现代诗里学问很多，其实并不容易写好，却不记得赵波写过什么诗句了。 初中的四年里，我经历了六（1）、七（3）、八（3）、九（5）四个班，有几名同学始终没分开：台金福、赵青、李进、高琦。跟男生相处没问题，和高琦说话倒很少，一来位子隔得比较远，二来她性情刚烈，偶尔发起脾气来，谁都镇不住，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打交道。她唱歌很见特色，不仅嗓门高，而且紧跟潮流。在很多同学尚不知流行歌曲为何物的时候，她就能唱《我是一只小小鸟》了。毕业后这些年，四个人里面，我只是和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同班的台金福保持来往，别的基本失散了。
11 那时候
那时候，没有家长到学校门口接送孩子。不管是农家后代，还是镇上的高干子弟，都独自到校回家；或者步行，或者骑车，没有一辆摩托车、电动车。那时候，没有人会请家教，也没有人做家教，老师只管在学校里教学生，不在校外另开班。那时候，很少有家长向上级告状，因为学校就是正统，老师有着至高的权威。那时候，放学后没有多少作业，也没有人吃什么健脑滋补品。我们这级学生，物质上不富裕，却赶上了教育环境和顺的好时候。 那时候，没有随身听，没有手机，电视和收音机是为数不多的电子娱乐。1994年，我家终于买上了黑白电视机。 在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中，有个叫欧阳贝妮的13岁小姑娘表演转呼啦圈（我是在别人家看的），个数之多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阿拉要争的就是世界第一。”我看到那篇报道，从中受到了莫名的鼓动。 中考政治包含部分时事内容，所以我们更加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1994年发生了不少大事。李鹏总理签署命令，5月1日起实行5天工作制，每周工作40小时。向“新时期的雷锋，九十年代焦裕禄”孔繁森学习活动，也是这一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国际上，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阿拉法特、佩雷斯、拉宾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在《参考消息》上读到过一则题为《曼德拉老骥伏枥能否志在千里》的文章，记忆深刻，在一次考试中顺利答出了“____当选南非总统”的填空题。 1994年5月18日，高密撤县设市。虽然还够不上时事政治的级别，却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此，“高密县”的称呼逐渐被淘汰了，我们学校的名字，相应改为“高密市柴沟镇第一初级中学”。但县城还是县城，不会因为设市而变得风光起来。 为了中考，我们交了6元体检费，上面安排医生，在一间大教室给我们体检。我身高1.58米，体重40公斤，两眼视力都是0.4。怎么看都是个小家伙儿。1500米跑步达标线是6分29秒，第一次测验我差了几秒，但不久之后再次测验，成绩提高到了6分18秒。
12 范主任
我们隔三岔五集会，一些外面的校长动员大家报考专业学校，特别是认为考不上高中的同学，叫做“初四分流”。可以选报汽车维修、家电维修、林业、文秘、保安等十几个专业，那样的话不必再上初四，毕业还包分配。教导主任范作义跟我们说：“分流的同学，可以为国家、社会、家庭创造财富，是人生历程中挺好的选择。”在那个年代，中专还算是吃香的，本校不少老师就是来自高密师范学校，可以吃国家粮。我稍微动了下心思，但还是决定考高中，进而考大学。我的一些玩伴，比如嗓音很好的赵常见，就分流走了。 “上学也是挣钱”，这是范主任的理论。级部集会的时候，他慷慨激昂地说：“考高中你只要差半分，那么就是1200块，爱上不上，要不就复习。如果你稍微努力一点，多考这半分，就可以少交1200块，进了大学之后，还有奖学金可以拿。你想想，父母赚1200块钱容易吗？上学不就是挣钱吗？” 范作义同时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他风趣幽默，轻易不训斥人。讲到坐标，就有“y对x说”这样字母的对话；进行论证的时候，一会儿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会儿说“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惹得课堂上笑声不断。不等式的“双边”与“两部分”，简直是学问和魔术的统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带大家 推导正弦定理、余弦定理，以及用这两个定理去解题，代数方法和几何方法交替使用。听他上课是一桩享受，体会到数学逻辑推理的纯粹乐趣，妙不可言。 有一次，范主任告诉我们，到阴历正月底，学校还将组织一次竞赛。说起来，各种考试、竞赛是很密集的，我在下面悄悄说：“俺样，还糊不了？”哪知他听到了，马上很爽落地回应道：“糊不了！”惹得全班同学大笑起来。 平时范主任很和蔼，但如果上了火头，也变得很严厉。在学习广义三角函数的时候，他问怎么求三角形斜边的长度，正确答案该是用坐标平面内两点间的距离公式。接连叫几个同学起来回答，都不会。叫到范存锋，他也支支吾吾地说：“根下x减零……”他的话被范主任生硬地打断了：“你还减个屁！” 范主任嘴角抽动着，脸有些发红，气愤地说：“你们学了些什么？让你们把握要点，你们就连要点也把握不住，还能干什么？”并非因为他是校领导，他一直和学生走得近，经常像班主任一样，讲述学习之外的道理。“现在都先坐下，咱再讲课，都注意好好听，别觉得挨了批评就不听了。就是挨了揍也得好好听。” 离下课还有十来分钟，范主任从抄别人作业这件事说了起来：“有些同学做题是错了，但是很好，那是自己做的；越份儿是一些学习不怎么样的同学，个个题做得都很对，叫我看着就知道是抄的。你还交了咋？净是耽误时间。你应该养成一个独立的习惯。干什么都依赖人家，自个儿一块儿的时候怎么办？你一生总有自己一块儿的时候。其实，上学叫我来说，也不难，只要你的方法对，又用功，这个成绩就上去了。” 他越说越来劲，全然不顾下边同学是不是在做题：“再一个，上学来不仅是学习，也是来学做人。学习上有竞争，在别的方面也有竞争。如果你不学，就这么抄人家的，不是傻子也是半傻。你这会儿还觉着是在一起，说聊聊就聊聊，再住几天就见不着面了。风快，不信你看着，说是十年八年不见面也耍耍儿似的。人家上清华了，你在家里种地，还聊什么？人家见了你，说不定还不认得你来！你看着恁俩一个在清华，一个在复旦，这样聊还有价值；就是一个在伦敦，一个在纽约，隔着远也有聊头。一个在家里，一个在清华，你怎么聊法？我说这些就是告诉你，要养成一个独立思考的习惯，正确认识这个竞争。” 清华，复旦，伦敦，纽约，听起来都那么遥远。范主任没有描述里面多美好，却真真实实地告诉我们，那是未来发展的目标。
13 数学竞赛
放寒假前夕，范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两本数学竞赛方面的辅导书，《初中数学竞赛知识讲座》和《初中数学竞赛试题集锦》，让我自己学一学，过后去县里参加竞赛。他轻松地说：“好上着学学，到时候答它个满分拉倒，叫它破格录取算了。”听得我很不好意思。他的办公桌上有毛笔、墨汁，旁边有期末考试成绩大红榜，他写的，上面的字协调匀称，很有劲道。 他翻开书说：“自己从《试题》里找点题做，对对答案，不会的呢，就看看《讲座》的解题方法。我看着有一道是抽屉原理的，原来是这么个耍儿。假期里你又没有事呗，年也不用你办，好好的看看。全指着这个假期。实在是忙呢，就拉倒。不去考又能怎么着呢？”他这么说，既给了我动力，也觉得没有太大压力。 参加这次竞赛的其他同学是王玉臻、李晓明、徐隶群、范金材、王修启和王桂星。我课外花了些时间去自学，问也没有人可以问，也没有听过课外辅导班或者家教这回事。竞赛是在第二年清明前夕在古城中学举行的，按学校来算，7个人的总成绩是全县第一。全县参加考试的120名同学中，最高的是126分，过90分的只有十几人，我得了120分。 为此我受到了范主任的表扬，他在班上说：“你要是能达到这水平，高中一不成问题。不是愁着没个参照吗？这就是榜样。”我听得脸上火辣辣的，只觉得考点成绩并不稀奇，受不起他这样的夸奖。 临近高中二考试，范主任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这次竞赛中我是全国三等奖，王玉臻和王修启只是在县里获了奖，其他人则没有。没发个证书啥的，可能被学校扣下了；那时我也不懂，就没向范主任要。不过，要了又怎么样呢？
14 英语老师
年轻时候没有记老师名字的习惯，上课只管上课，过后却不知道老师叫什么。政治老师好像是南边小庄的，戴着很大的眼镜。化学老师是隔壁（6）班的班主任，似乎是邱文春老师？董斌是课代表。物理老师是女的， 个子不太高，很少开玩笑，满身学究气。英语是主课，我却也不知道老师的名字，太惭愧了。 初秋的一天，英语课上。老师先检查课文内容，又是默写又是提问的，接着讲课后习题。讲完了，她说：“现在同学们看看这些习题。把练习册拿出来摆在桌上，我要检查。” 我打开练习册，眼睛里直冒火星——里面居然是一片空白！英语老师走几步检查了一会儿，说：“没做完的自己站起来，如果让我检查到，就出去。”这时她还没检查到我这边，我心里一片忐忑。要不要站起来？台金福说：“不要紧，老师检查不到你。要不你赶紧随便填一填。”那么多习题，选择题还好说，可是后面还有好多要写的内容呀。我犹豫再三，宁可出个小丑，也别被赶出去，还是站了起来。 本以为不少同学和我一样没做练习题，悄悄扭头一看，全班就李杰和我两个人。李杰成绩在班级后十名，而我基本没落过前三名，两个人一起站着，真不相称。这下我脸上更热了，就像一根黍秸杵在教室里，要多难堪有多难堪。好像全班的人都在望着我，指指戳戳看笑话。台金福又来安慰我：“快做，能做多少算多少。”我想，快做还有什么意思，到了这个份上，就听天由命吧。 英语老师转了几个圈，好像根本没有把站着的两个人当回事，只是慢慢地检查。除了一人因不会做，空着几道题外，别的同学都做完了。后来她终于到了我身边，问：“董少校你怎么没做呢？”我支支吾吾地回答：“我以前以为我做了，现在忘了做。”“怎么会忘了做呢？”她看我实在说不出什么，就没深究下去，说：“先坐下吧。”很明显，那个“先”字话里有话，足以表明让我 坐下是非常勉强的。谢天谢地，我终于不用当黍秸杆子了。长舒一口气后，回头看李杰，他还站着。老师也真是偏心，干嘛不让两个人一起坐下呢？ 英语老师厉害起来很厉害。我因为背单词、读课文声音太大，挨过她的批评。但她更多的是仁慈和宽容。课堂上发生的另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 初一到初三的秋假有十天，而初四只放三天，别的时间补课。在秋假后半段，英语已经学到第七课了。这一次，老师让我们当堂做练习册上的题目。有一道选择题是这样的—— Do you know if it ____ tomorrow? A. rains B. will rain C. rained D. is raining 逄婷被叫起来回答，她说A。老师接着问“为什么”，她就不做声了。我看看自己原来做的，也是选了A。忽然，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董少校，你说。”我带着几分把握，说：“选A。”老师又问了一句“为什么”。我本来想说“在时间状语从句和条件状语从句中……”下面却没词了。这时旁边好几个同学说：“选B，选B。”就改口说：“选B。”英语老师较上了劲，又来一句：“为什么？”我有点撑不住了，浑身不自在地说：“在宾语从句中，在宾语从句中……”心中备受煎熬。我感觉班上同学都在斜眼看我，仿佛有个声音在说：“还什么好学生呢，好个屁。”可能是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在作祟。 “坐下吧。”英语老师一句简单的话，让我从窘境中及时解脱了出来。一样是回答问题之后的坐下，任成芹老师的“好坐下”来得干脆利落，英语老师的“坐下吧”很勉强，但又比“先坐下吧”强一些。如果不让我坐下，顺便来上一句挖苦，那我的脸还往哪儿搁呀。万幸的是她保住了我的薄薄的面子。我想，就凭英语老师的这份成全，学习起来也该稳稳当当的。 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最大用途，大概是应付考试。我们那时候算是学得晚的，六年级才开始接触；在城里，一年级就开始学了，甚至有些孩子幼儿园就开始接触，简直是在进行学习英语的马拉松。大多同学工作之后就不再接触，最后能派上用场的，实在少之又少。惭愧的是，现在我也不确信这道题该选什么，去咨询一位通过英语专业八级的朋友，回答是选B。
15 一根教杆
讲台上出现了一根教杆，约摸两尺长，两头削得很平，国槐做的。教杆这东西，一来可以指黑板，二来可以打人，谁不老实就敲手打头，所以除了辅助教课之外，更多可以发挥震慑的功能，对女老师尤其管用。大家 都在纳闷这教杆是哪里来的。 下一节课是英语，有人说：“估计是英语老师准备的，她怕打破书啊！” 台金福说：“哪里，这不是英语老师的，是王兴成玩的。” 但他拿不出可靠的证据，相信这话的人不多。何宇东对任怀武说：“你要是敢把它给折断，我给你两毛钱。”何宇东是官家出身，成绩不见得太好，对于老师们还是有几分害怕的，主课老师尤其不会对他客气。 任怀武笑了一声，说：“谁稀罕你那两毛钱。二十块嘛，还差不多。” 我分析道：“这教杆恐怕一般同学不敢放在讲台上，估计是班主任叫弄的。” “真的？”柳桂栋有点着急，盯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我回答说。 柳桂栋松了一口气说：“我当是真事儿来。”仿佛如果不是班主任让修理的，这教杆就不会敲在他的头上，可以放心地看大书，高枕无忧。 将到上课时间，王兴成进了教室，他顺手抄起教杆，拿到了自己位子上。台金福得意地说：“你看我说啊，就是王兴成自己削了玩的。”英语老师走进来，一场讨论宣告结束，就像一块石头在水面激起波纹，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王兴成是柴沟街的，可以说是那种“奇雄”的学生，天不怕地不怕，甚至连班主任也敢顶撞三分。教杆的事情过去一个星期，他又一次让全班同学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化学课前，董斌把一些试验用品从办公室拿到讲台上。离上课还有几分钟，王兴成拿了一张纸径直走到教室外，望了一眼，然后到讲台上，从瓶子中倒出一些硫酸铜粉末，包起来拿走。 台金福看在眼里，拐我一下说：“弄点那个好像不错。” 我哪有那个胆量，说：“其实向化学老师要点儿也中，老师保证会给。” “这东西，好像没大有向老师要的，上去倒点儿还不中？” 但我终究没敢行动。课堂上用了不少药品，我都有点心疼。下课后，我去帮着董斌向办公室拿瓶子，借机向老师问道：“能不能要一点硫酸铜？” “你要这个有什么用？”化学老师反问道。我想，回家可以向小伙伴演示用铁丝变出铜来，当然有用了，但我没露出这点私心，说：“也回去做做试验。” 化学老师道：“以后我们去实验室做。” 这样，我终究没要到硫酸铜。想想还是王兴成厉害，胆大又麻利，偷偷倒一点就完了，哪里需要啰里啰嗦那么麻烦！
16 打赌
十里八乡的学生聚集到柴沟镇一中，路途稍微远一点的，中午在学校吃饭，或者自己带，或者拿饭票去食堂打馒头。菜往往不太讲究，有的人甚至干啃馒头也吃得下，能就着一包海带丝，就算不错了。海带丝有点辣，零售是一角钱一包。 有一天，大家说到了吃海带丝的话题。任怀武和台金福对柳松说，“你一分钟吃不下十包海带丝。”自认为是大胃王的柳松不服气，说可以。任怀武说：“那我们去买十包回来，如果你能吃上，就算我们白请客。” 虽然柳松离家比较远，中午还是回去吃饭。午后他来到教室，十包海带丝已经准备好了。那是任怀武和台金福到镇上去批发的，估计五六毛钱就够了。“柳松，试试吧，我们给你买来了。” “你们还真买了，我当是不是真事呢。”柳松有点怯场了。 台金福硬气地说：“少废话，你吃就行了。”任怀武则前后忙活着准备水，防止他噎着。班上同学听说有这么回事，纷纷凑上来看热闹。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柳松给自己壮胆说：“你们看我吃不了，一口就填了！”他把小包的海带丝拆开倒在纸上，旁人帮着他一起倒。十包海带丝堆成一座小山。 “五，四，三，二，一！”在众人的倒计时和加油助威声中，柳松抓起海带丝往口里填，很快腮帮子都鼓了起来，还有一些扑簌簌地往下掉。这样连嚼都没法嚼了。柳松被辣得热泪直流，哇，满口的海带丝吐了出来。他嘴里淄溜着，喝一口水，向别的同学借干粮吃，带走口中的辣味。 大家说的说，笑的笑，“柳松你真厉害！”不知是夸他有挑战的勇气呢，还是在说反话笑他自不量力。任怀武再也没提海带丝谁出钱的事，恣洋洋地说：“刚才要是给柳松摄下一张照片就好了。” “那就太好看了。”台金福附和着说。 在那个青春懵懂的年龄，内心里涌动着自我意识，争强好胜，看重自己在人群中的形象。打赌可能就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吧。在娱乐匮乏的日子里，这也可以打发时间，逗乐取笑，不知不觉地增进了感情。 九年级（5）班是个小江湖，镇党委书记、副镇长的女儿在这里，村支书、厂长的孩子在这里，班主任的亲妹妹张荣芳也在这里。不过大家都对“背景”不太在乎，更多还是以学习成绩论英雄，彼此相处融洽。我和张容芳也打过一次赌。 我和张玉讨论一个化学反应，碳酸钾与盐酸，写出了方程式。我说方程式可以分两步，先生成氯化钾和碳酸，碳酸再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张玉说，不对，第二个方程式没有条件。我说怎么不对，老课本上就是这么写的。 旁边张荣芳听到了，说：“老课本上没有啊。”我说：“老课本上根本就没有碳这一章内容，但那两个方程式是有的。”张荣芳来劲了，反问：“怎么没有碳那章？”我趁机道：“我说没有就没有，不信打赌的？” “中！打什么赌？” “一包瓜子，怎么样？”那时候我正馋瓜子呢，说来也不贵，两角一包。 张荣芳同意打赌，就说：“好，那咱找找看。”她翻开一本1978年版的老课本，果然没找到碳的章节。她又说：“我以前还看过了，这本太老，等我下次从家里另拿一本你看。” 我从舅舅、姐姐那里看过几种化学教材，多少有点底气，说：“老课本里有那些内容，就是没单独设立碳的一章。” 柳桂栋听到了这些争论，也想尝尝瓜子的甜头，就四处去借了另一种化学书来，给张荣芳看，果然，里面也没有专门写碳。 中午吃完饭回来，我的桌上已经有一包瓜子了。打赢赌我却有点不好意思了，对张荣芳说：“你还真买了。”就把瓜子拆开来，倒给她一些，也倒给张玉、柳桂栋一些，见者有份，皆大欢喜。
17 班会
进入毕业班，未来出路的选择已经迫在眉睫。分流早的已去读了中专技校，不想分流的基本是要考高中。如果成绩特别好，可以到县城去上高密一中；如果成绩很好，那么可以在5月的毕业会考中升入高密三中，称为“高中一”，特别优秀的有机会进入高密一中；如果成绩比较好，可以从7月的升学考试中跳出，升入三中，称为“高中二”；如果再差一点，那就出钱上三中，差1分多少钱，差10分多少钱，总归要几千上万块。要是实在上不了高中，可能就考虑上中专了，或者复读，再不行就得回家种地了。 班会课上，张振志老师反反复复跟我们说，有什么出息，就看最后这一年。“经常拍着胸脯说一说，你是否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你是否对得起你自己？”张老师老家在张家屯，是从庄活地里考学考出来的，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乡亲，自是有着深刻的感情。说的是大白话，却自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对于张老师来说，语文课堂随时可以转变为班会。学年之初，一次当堂测验后，他总结道：“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学的东西应该记牢它，因为可能没有时间回来复习。现在讲课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慢，足可以记牢。再说，学校不是防空洞，不能家里人在辛辛苦苦干活，你却在这里避难。如果哪个同学想马马虎虎，那么他一下子就会被甩到后面去。这不是吓唬你。” 课文才学了几课，我们就要投入复习了。这次测验，部分同学表现不够好，张老师说：“本来计划向下学新课文，鉴于现在考察的情况，我们就不开新内容了，先复习复习。”他对照教学大纲，讲述统考要考的内容，然后对我们的学习提出建议：一是 查缺补漏，二是自觉，三是保持一方净土。 “如果现在该学时不学，过了这个时间段，就要用几倍乃至十几倍的时间来弥补，这是人生的一个哲理。自觉学习应该像和尚念经一样，锁在心中。现在还不是享受的时候。等考完重点高中、小中专，那时候你可以尽情地玩。有的同学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不想学习，这就应该强迫自己学，你说受不下来，为什么坐监狱能受下来呢？这还是没逼着，就是要强迫自己学。” 张老师一气讲了四十分钟，这样，既没有学新课文，也没剩下多少时间复习。他的激励和引导能起多大效果？不知道。爱学的人自然继续学，不爱学的人怎么逼也没用，或许会有一部分中间分子受到他的感染鼓动，从此加倍努力吧。 做到问心无愧，这也是张老师对我们常提的要求。“一天下来，要回想一下我到底干了些什么；一星期下来，要考虑这一星期干了些什么；一月下来，一年下来，都要考虑究竟做过什么。要做到问心无愧。你现在应该考虑到下年5月的情景，那时候将是怎样的。”他说得那么推心置腹，就像面对着自家孩子一样。
18 买书
镇上电影院旁边有个小店，忘记了名字是华夏书屋还是青春书屋，里面有大书可以出租，有录像，还有游戏，平时是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在照看。我也偶尔过去，搜罗适合自己的书。有本小开本的四卷合印的《毛泽东选集》，放在一个角落里，我看着不错，询问价钱，女老板说十元。我以为是她看我没有买的意思，随便说的价格，就没有买。 一天中午，我和赵青、张玉、鹿洪林又到了这家书屋，他们三个去玩游戏，我则挂念着那本《毛泽东选集》。我装作头一次来，又问女老板卖多少钱。她没搭理我，倒是旁边她丈夫开腔了：“二十。” 我不由惊叹了一声：“这么贵呀！上次来问还说是十块。” “这种书现在少了。你想给多少钱？”女老板道。 “两三块钱么还差不多。”其实，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不小的数目了。 她丈夫不屑地说：“不卖。这书留着，以后还得贵。” 其实我家里有从村大队里讨来的四卷毛选，平时也翻看过。对合印本有意思，倒也不是出于阅读的需要，只想有那么个东西。价钱太贵，只好不买。 总的来说，除了教材和参考书，手边可以阅读的材料是很少的。镇上的同学，路子多一点，所以我经常向他们讨要。任怀武曾给我带《大众日报》周末版，王兴成带《潍坊广播电视报》，副刊上的内容 我读得津津有味。 任怀武拿到班里一本《宋词三百首》，他说是张照富的。我拿到手一看，觉得真不孬。里面内容实在精彩，我就开始抄，不仅抄词的正文，还抄苏轼的个人介绍。台金福看了，很是不屑：“你不好出去买本？” 我连忙问：“哪里有卖的？” “大门口就有。” 我赶紧跑出去，那边果真有个老头儿在摆着摊。原来这天是柴沟集，集散了，他就中午到学校门口再卖。我老远就看到有本书跟《宋词三百首》样子差不多，拿起来一看，原来是《唐诗三百首》，后边标的定价是3.98元。我问卖多少钱，老头回答三块五。我有点遗憾地说：“可惜没有宋词了。” “唐诗糙起宋词？你这青年真是……” 我说能否便宜一点，老头儿说不行。我有点不满意的样子，向学校门口那边走，其实是打算找个偏僻的地方掏钱。老头大声道：“哎——青年，三块钱拿着吧！”我好不快活，就买下来了。 这本《唐诗三百首》标注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实一看就是盗版。在没课外书可读的日子，不仅是调节口味的点心，而且慢慢成了充饥的干粮。它陪了我好多年，特别是高中，有段时间每天都背，曾背诵过两百多首。后来，哪怕有了其他正版的《唐诗三百首》，这本也一直留着，感情深厚，不时翻翻。
19 明天不上课
虽然李鹏总理（班上有个同学也叫李鹏，写法完全一样，所以有必要区分一下）上半年就签署命令实行40小时工作制，但对于一所乡下中学来说，双休是非常遥远的事。毕业班就更说不上正常休息了，星期六正常上课，星期天情况不定。 这又是一个星期六。大家在讨论明天是否休息，台金福像先知一样说：“明天不上课了。”我反问，是有什么可靠的消息，还是约摸的？他回答：“我听四班数学老师说的。”果然是消息灵通人士。 我巴望着星期天能休息，可以去鹿洪林家玩，或者约台金福到自家玩，总之调节调节在学校的紧张气氛。第二节课后，张凤翔说：“先等着，班主任赶忙儿就过来。”对于明天的安排，大家讨论更热烈了。 张老师到教室来，宣布了这个消息：“明天不上课了……” “噢——”同学们早就等着这一刻了，发出一阵欢呼。 班主任给大家的狂欢泼了点冷水：“那不是好苗头儿。”随后，他就细数各项要求了。“住宿舍的女生回去准备准备，该投面投面，考虑周到些，以后一大些日子放不着假。”随着他一声“放学吧”，班里又炸开了锅，各自美美地作着打算，“太好了，我明日可以看电视了！” 李春艳说：“我明日待去配配眼镜。” 我问：“你眼什么度数，得配眼镜？” “一个4.6，一个4.8。” “那视力很好的啊，怎么还需要配呢？有了这么个依靠，要摆脱就不容易了。”我自己戴眼镜，就把苦楚说给她听。不过这时我还是只在上课的时候戴，到了年后，就一直架在鼻子上，摘不下来了。 李春艳道：“演着阴天下雨什么的，就看不清了。那时候再想用眼镜怎么办？” 很快，教室里的人就跑光了，各自奔向明天休息日。
20 插曲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在正常的节奏之外，不时地出现一些意外。体育达标测试的时候，李杰抄近路跑完1500米，坐在地上大喘气，老师让他活动，也不肯。哪知他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李杰外号大鼻子，也叫骡子，旁边有人调侃：“看来这千里马还是不行，才跑了三里就趴下了。” 几个同学连架带抬，把他弄上自行车，去卫生室治疗。往手臂里打了好多药，总算治了过来，花去两块八毛钱。问李杰疼不疼，他说：“晕过去了，没试着。”课外活动时间，班主任进教室，说到这个事：“一般的达标，不用那么卖力，没那个本事就别逞能，你只要考高中达标就行了。” 开校会的时候，苏联平校长讲话。他肯定了成绩，也点了一些问题。范永波居然当着一操场人的面，径直去了教室，也没有人出来说什么。苏校长告诫女生不要多打扮，我在下面不服气：“你女儿不是也经常打扮的吗？” 接着，邱玉高讲了班级卫生、劳动、爱护公物的事。主持会议的是范作义主任，最后他也说了一些，告诉同学们做事要规范，养成好的习惯，可以终生受益。 上午最后一节课，班主任说：“我念着的几个同学出来趟儿：张凤翔，范永涛，董少校，范玉金，逄焕勇，王兴成。”这几个人在学习成绩上没有明显特点，好的坏的都有，我猜想要做的事和学习没什么关系。果然，他给我们分派了一个任务：利用中午的时间，把几棵国槐树剪一剪。 学校里没多少后勤人员，许多劳动内容由学生来完成。锯子、剪刀等工具倒是现成的。午饭后，几个人就开始动手，我是个子最小的一个。别的班也有任务，基本是六人一组，负责四棵树。下午上课之前，我们便完成了。
21 这帮子这个
每到自习课或者课外活动的时候，班上就乱哄哄的。有的人想学，有的人在玩乐，这样想学的人也就忍不住放松要求了。所以班主任经常到班里来检查纪律，恼火之余常常说：“恁这帮子这个……” 王兴成和张玉都是会玩的老母子。他们用橡皮做成骰子，投掷着赌输赢。张玉明显不是王兴成的对手，很快就把很多书给当作筹码“输”掉了，当然王兴成不会真的把书据为己有。该背的政治内容不 背，很多时间就这么哗哗哗流过去。 两节物理课连着上，老师先讲了几个题目，然后让大家自己复习，后面整节课都不见人影儿。这让教室成了说笑的天堂。王兴成不看书了，那是老师在场时才干的事，能吹牛而没人管，当然不会放过机会。他跟张玉分析周围同学的男女关系，谁跟谁明着好，谁跟谁暗着好，头头是道。 这种话题我禁不住去听，却又觉得不对，就再三扰乱他们：“别说话了！”“背书！”“老师来了！”可他们根本不听。非但不听，王兴成还把火引到了我身上：“我还知道董少校和谁好。” 台金福回头来跟着起哄：“我也知道。” 王兴成问台金福：“你说说叫什么？” 还没等台金福说话，我示意他，别去闹腾，赶紧学习。但他还是拗不过好奇心，对王兴成说：“你说你说。” “是不是带个‘芳’字？” “不是——”台金福笑了起来，好像看穿了我的心事。“芳”是谁？班里有毛连芳、王志芳、邱良芳、张荣芳，别的班有夏淑芳、王晓芳，哪有的事？ 估计王兴成是在捕风捉影，但他不肯承认，又跟台金福说：“我那是听谁说的来，是不是名字中带着个三点水？” 台金福只是笑，终于没有回答王兴成。 张玉听得津津有味，来了句总结点评：“俺样来，少校来，我还当是你挺好的，原来还有那么个事！”他这里包含的逻辑很明显，谁要是有个喜欢的异性，那么这是很肮脏、很见不得人的，对一个人的评价足以因此而完全颠覆。 化学课上，老师让张玉拿出上次布置的化学题来。他拿出本子翻看了几遍，没有，又接着去找其他的本子。其实他根本就没做，翻本子只是在老师面前装样子罢了。化学老师走到讲台，点了几个同学的名，说是把本子拿上去给他看，张玉也在其中。旁边人提醒他快去，他说：“老师点我的名字了？我没听到。”还是没上去交作业。放学后，他终于得以解放，对周围的同学说：“我这就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对于这种表现，班主任有个专门的表述：“有些人儿一到关键时候，就装痴卖傻。” 玩乐这东西有瘾，越玩越想玩，不想学习。对于王兴成和张玉这两个拉呱儿大王，我和台金福曾想过给他们出点有意思的题做，难住他们，但是根本没用，三五分钟之后，聊天就会重新开始。 这一次，他们两个玩起了新花样：写信。王兴成念，张玉写，听起来让人起鸡皮疙瘩。这不是王兴成在追女孩子，因为这封信的落款是台金福，就是一份假冒的情书。台金福说：“快快，把落款撕掉。”我拿到手里来，吓唬王兴成：“还是留着比较好，这样可以给班主任看看。”他赶紧争着夺回去。台金福还是把名字撕去了。任怀武刚要拿，王兴成一把抢走，说：“俺样，这个好胡来？要是被班主任弄去就毁了，你受儿吧。” 打闹也是有的，王兴成人高马大，更多占上风。他们相互在胳膊上写字，往脖子里面扔东西，有一次王兴成还逼着张玉叫他“大爷”。 一天，张玉忽然变得闷闷不乐的，独自趴在位子上发呆，不时抽泣一下。课间还活蹦乱跳的，怎么就忽然晴转雨了呢？ 王兴成关切地问他：“怎么个事？是我弄的你？” “不是。” “是赵青？” “不是。” “是不是董少校？” “不是，我和他又没怎么着。” 我开始以为他是因为被我踩了一下脚，疼得要哭，想想一个大男人也不至于如此小气。既然和我没关系，我就放心了些。 王兴成打破沙锅问到底：“那你怎么着个事？” 张玉头也不抬地回答：“不怎么着个事。” “是不是想恁媳妇儿了？” “嘲说。”张玉破涕为笑。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我自个儿的事。”张玉终于答应，明天告诉王兴成答案。 第二天，答案终于明白了。期中考试刚结束，赵青到张玉位子旁边坐了一会儿，问他考得怎么样，然后说：“张玉也只考了这么几分，还挺能耍。”哪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玉就这么郁闷了一回。分班的时候，他是班上30名，这次跌倒40多名了，如果加上十几个复习生，更加靠后。家里人对他期望很高，他一个周末没回家，父母就带来了鸡腿等许多好吃的。 没过多久，张玉又恢复了正常，继续跟王兴成打打闹闹，还不时和范永涛一起出去。我暗暗担心，他这么玩下去，恐怕把大好前途都玩没了。和范永涛比起来，王兴成、张玉都算是老实的，毕竟还对班主任有几分敬畏。范永涛敢一个上午不到学校，等下午上课，班主任问他去做什么了，他一声不吭，任是脸憋得通红，怎么问也不回答。张老师都拿他没办法。
22 期中考试
期中考试是在操场上进行的。这天是1994年11月8日，按照做课间操的队形散开，就地答题。上午先后考语文、政治、数学，下午考物理、英语、化学。天气已有些凉爽，本该考两天，为了让同学们少受冻，就合并在一天完成。考试结束的时候，拍拍头发，沙子就扑簌簌落下来。 批阅好的物理考卷发下来，老师让同学们核对是否加错分数。台金福看出来少加了3分，而任怀武的试卷却多加了10分。 台金福大叫：“任怀武，任怀武！这回儿我考得比你多，你得减去！” 任怀武得了便宜，不紧不慢地说：“你快中了吧，我才不来。台金福呀，我要比你分数高啊！” “反正我考得比你好，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起来，我待背书了。”说完就用胳膊夹住脑袋，捂起耳朵，只管背书。 校长室正对的西边黑板上，公布了这次考试的级部排名。中午和课外活动的时候，那边就围满了人，我也禁不住去看。本班来说，任成琦490.5分，排在最前，我是485.5分；整个级部来说，我是第10名。我也关注了其他同学的成绩： 董瑶瑶，第1名，511分； 范金材，第13名，483.5分； 李晓明，第16名，481.5分； 夏玉洁，第82名，425分； 董斌，第109名，413分…… 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遛遛。大家认为榜单十分自然，不像城里人那么矫情，排个名次还粘粘乎乎的。对于争强好胜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直接的激励。 这次考试中，数学卷出了第二章圆的题目，应届生都没学过，复习生则学过，所以复习生没有和应届生一起列入大榜单。成绩优异的人很不少：王丽505分，鹿泽湘500分，邱侠497分，台术华492分，等等。 周一下午第一节是班会课。开始班主任没来，我们就上自习，背课文，背政治。到快要下课的时候，张老师进来了。 他先强调纪律，说到早上打人的事。他说，“那时候我真是气坏了，太恨了，才去揍人。”至于是谁被他打，则记不清了。 接着说毕业考试。“现在离毕业还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在座每个同学的人生转折点。你放心，多背一点，累不死人，也少活不了。再不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又说到这次期中考试。张老师分析，有的同学进步快，有的同学退步也快。比如，张振晓从第20名到了第35名，任成琦从第9名上升到第1名。他说：“任成琦同学是个例子。前十名本来很难挤进，可是他仍然前进了八个名次。” 没有一个同学说话，窃窃私语的、小打小闹的，都收敛起来。还有人在拿笔画着什么，装作很认真听的样子。我落后了一个名次，生怕被他批评，好在直到班会结束，已进入课外活动时间，班主任也没提我的名字。
23 三人行
分，分，学生的命根儿；考，考，老师的法宝。一个多月后，学校又举行了一次竞赛。这次级部第一是（8）班范夕霞，第二是（1）班王玉臻，第三是李春艳，她也成为本班第一名。对于我的表现，张老师点评道：“董少校这回挺稳，也没向前，也没后退，还是级部第十，班里第二。不过我觉得这是原地踏步走。”在少许的表扬之外，更多是批评和鞭策，我一点也不敢得瑟。 学校召开了级部大会，对这此考试的成绩进行总结表彰，特别表扬了近两次考试中有进步的同学。（3）班一个姓单的女生居然进步了109个名次，全级部最明显。前30名同学和有进步的同学都发到本子作为奖品，有的三本，有的两本。任成琦比上次退步了，可能是心情不好，没有上台去领奖。当然还有更气愤的：张金枝索性没去开会，留在教室里反思。 李春艳、任成琦和我三人在班里互有上下，各坐山头。等到期末考试的时候，高密卷与诸城卷两种成绩合起来算，（1）班王修启是级部第一，我第二，任成琦第三，李春艳第十一，排在前十的别班同学有范金材、董瑶瑶、李晓明等。
24 团支部活动
课间操时，张红军老师在大喇叭里通知，课外活动各班团支部书记去开会。因为化学老师拖堂，本班的团支书李春艳就不能准时去参会了。忽然，范金材在外面“报告”一声，然后说：“老师，叫咱班的团支部书记去开会。”他接着走了，化学老师也没说话。本以为李春艳会借着这个机会出去，哪知她稳如泰山，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或许在她看来，学习远比团组织开会来得重要。 第二天，李春艳向大家传达会议精神：除复习生以外，所有同学都入团；复习生也要交团费。随后这事就操办起来，张红军老师把入团表格发到班里，李春艳再发给没入团的同学。下边各种声音都有：“不入不行？”“这个团我看入不入都一样，反正要钱就是的了，我可不上这门子当。”但既然命令在上，大家都毫无抵抗之力。又有的说：“这张表填坏了，能不能再给一张？” 入团成了一件派任务一般的活儿，互抄入团志愿书，便成了班上的一景。在入团介绍人意见那栏，经常打闹的同学，写的是“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学业一般的同学，写的是“成绩突出，积极肯干”，把事实夸大美化了若干倍。 李春艳回过头来，让我和台金福做范永涛的入团介绍人，我说不写。在我的心目中，入团是很光荣的，表现比较好的同学才能入，像范永涛被老师同学称为“渣子糊”的人，怎么有资格入团呢？李春艳说：“你不写，我替你写。”便回过头去了。我着急地说：“别写啊，我可不保他。”后来她有没有真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也没再看那份入团志愿书。 我本心眼里希望自己能学习成绩好，但是对于各种课外活动，还是很乐意上凑。有一次，张红军组织过各班文艺汇演，直到演出当天，我才知道班里也有人去，事先完全不清楚怎么报名的，自己没能参加，觉得遗憾。 班里偶尔进行团活动，形式基本是讲讲笑话唱唱歌。那时候，电视剧《金剑雕翎》的主题曲还没过时，我很喜欢那“腰仗三尺正义剑，胸怀柔情千万千”的歌词；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刚开始红火，偶从村里或外边广播里听到，感动不已，却不知道完整的歌词。李春艳点了我的名要表演，我当然不敢唱这些新潮的歌，过后被班里同学说成不务正业岂不是难堪？就说了个“兔子打喷嚏”的故事，不过言辞笨拙，很是忐忑。相比之下，何宇东讲起来伶俐多了。 下学期初，收团费的时候，李春艳严厉地说：“如果现在不交，就不是团员了。”每人一元，不少同学嚷着太贵，仿佛这像到集上买菜，可以讨价还价似的。抱怨归抱怨，最后的结果是所有同学都会交上去。 越到后来，团支部活动越是简单，只剩下和钱打交道了。1995年6月，李春艳说上面号召大家为“春蕾工程”捐款，最少是一角。同学们有的捐五角，有的一元，我捐了两元。平时我几乎没买过冰棍和饮料，这次天真地想，就当是把省下来的钱捐出去吧，说不定可以给小学生买一本书，改变他的命运。
25 器乐队
学期之初，学校里组建器乐队，要到县里参加教师节汇演。前后只有三四个星期，起初我拉手风琴，后来成为吹口琴的一员，而手风琴改由镇上幼儿园的一位老师拉。表演的歌曲有两首，《闪闪的红星》为必奏，《春天来了》为选奏。田志江老师是总负责，三天两头抓着我们去训练。有时候班里参加集体劳动，我不好意思开口向张老师请假，怕被批评为偷懒，只好劳动完了再去。但是孙平平大胆，她是指挥，敢向班主任直接打招呼。去县礼堂表演无疑是重大的节日，我们一早出发，下午预演，晚上正式演出，深夜才回到家。 课间操时分，王旭日说外面有个老师叫我，我出来一看，是田志江老师。满脸的皱纹堆起来，笑容越发明显。他说：“董少校啊，我给你个营生儿。帮我想想上次去高密演出的同学名单，我把那个底儿掉了。”我说：“中。不过要这个干什么？”田老师笑着说：“校长说要发点纪念品，不弄还中？这么着吧，你跟这些人说，课外活动到合堂教室开会。我把这个事儿交给你了，完不成可不中。” 我一口气写了二十三四个人的名单，但是还不够，让邱圣洁帮着想，他想出了三个。后来我和他一起，拿着这份名单去找田老师交差。他的办公室在二楼，见到我，说：“董少校这回儿长了，以前还觉着是个小孩儿，现在长高了。”我说：“是高了？大概是你日子多了不见的事儿。”他收下名单，没有看出什么遗漏。他让我准备几分钟的发言稿，我连忙推辞，说：“我普通话不好，这事还是找别的同学吧。”田老师就让我俩回去了。随后我挨个班地跑，通知名单上的同学开会。 合堂教室里，张红军老师主持会议，参会的看起来都是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的同学和老师。苏联平校长先讲话，指出器乐、体育是一中的特色，今后还要发扬光大。接着一位女体育教师发言。代表器乐队发言的是范文娟，拿腔拿调，“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你——们——好——”大概是一代人的特色。她谈到了弹琴方面的一些体会，感谢学校提供了机会。最后是发纪念品。器乐队的同学每人都得到了单面文具盒，而男生排球队的同学却是双面文具盒。大概算是论功行赏吧。忙活了一阵教师节汇演，这样就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吹口琴的事一桩接着一桩。部分老队员曾被邱玉高主任叫去，与六年级的口琴队合训一个下午，次日参加一个小范围的比赛。就算学习越来越紧张，音乐比赛活动依然接连不断。 课间操的时候，雾还没有散。眼保健操的曲子刚放完，广播体操的音乐已经开始了前奏。忽然间音乐停了，喇叭里传出一个声音：“下面下个通知啊，我念着的这些同学到四楼来开会……”第三个名字就是我。再往下听听，就知道是口琴队的老队员。我和赵常见约了一下，就一起奔向教学楼。他是九（7）班的体育委员，小时候唱歌特别好，我们在不同的歌唱、器乐比赛中早就混熟了。至于班级队伍，我不在时，张凤翔会带回去。 邱玉高、田志江、范作义等老师在等着。田老师招呼了一下，范主任开始讲话：“这次来，是为了用一下大家，就是这个关于吹口琴的事。学校知道，你们这段时间是学习的黄金时刻。又要吹口琴，又要搞学习，这两个事儿是相互矛盾的。怎么办呢？耽误同学们白天学习时间肯定是不行的，那样可能静不下心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学校商议了一下，决定在晚上练，每天练上几小时，这样能把问题解决。至于晚上的生活问题，这个学校能解决，请你们放心。” 有音乐老师出面组织，级部主任压阵，教导主任动员，阵势也够大的了，而且，听上去为大家考虑得十分周全。田老师宣布了训练纪律：晚饭由学校提供，放学后半小时之内吃饭及处理私事；五点半到八点半训练，每天三个小时。 至于住宿，老师让大家优先考虑自己解决。不少老队员住在柴沟街、袁家村、范家大村等附近地区，晚上回家问题不大，也有的同学在这些地方有亲戚，可以投宿。我本想借住在张明星家，他开始同意，但不久就回话说，他哥嫂要回来给小孩过生日，家里就没有空地了，所以我还得另想办法。最后还是学校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西边大门旁边修了个传达室，还没怎么用过，里面有一张床。我和赵常见搬过去借住，后来加了床，（7）班徐怀超等人一起去住。接下来十八天，我度过了四年初中仅有的住宿生活。 班主任对我们几个人去训练，基本是支持的，但有时候也会有点私心，让学生迟到一些去训练，以至于田老师经常派人到班上催叫。张老师不屑地说：“整天价弄些那个就中了？不用学习了？” 12月13日，口琴队去高密福泰礼堂比赛，成为全县四个获得一等奖的代表队之一。回来之后又是合影，又是颁奖，好不热闹。 又过了一个来月，邱温元的板儿厂改办橡胶厂，军乐队去参加开业典礼。为了这，学校特别调整了初四级部的期末考试时间，专门拿出一个上午去活动，考试则相应延期。邱温元对教育支持很大，学校自然乐意投桃报李。 直到第二年高中一考试结束后，口琴队去中心小学参加了六一庆祝活动，相关器乐活动才告一段落。此后，我参加集体演出的机会变得少之又少。靠着在器乐队打下的底子，在大学毕业晚会上与同学表演吉他弹唱《灰姑娘》，负责笛子伴奏，也在工作后的汇丰年夜饭中吹笛子露一小手，这些都是后话。
26 语文课上
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让我回想了很多年。当初张振志老师用特有的高密土话读出来，那个腔，那个调，就深深印在脑子里，抹不去了。在治班管学生方面他奇“熊”，打起人来也不手软；而在教课方面，他并不 固执己见，往往会认真考虑学生的想法，尊重事实，就算改口另教，也不会觉得难为情。 讲到实词和虚词的时候，张老师出一些题让大家做，其中有一道是要填入合适的虚词。题目中说：“顺境中……逆境中……”可选的词有四五个，对答案时，张老师说填“那么”比较合适。张金枝表示了不同意见：“那么是代词，属于实词，不是虚词。”张老师道：“你能看出这一点来，很好，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词性转化问题了。”接着开始讲授新的内容。 课文学到《醉翁亭记》，有这么一句：“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张老师说，第二个“鱼”是名词，第一个“渔”是名词作动词。我心里犯嘀咕：“渔”本来就是捕鱼的意思，哪有词性活用呢？待到张老师走下来的时候，我就个别跟他说了这个想法。后来他就纠正过来了：“渔”是动词，“鱼”是名词，没什么特别的。 有次语文上自习，我看做错过的题，心里不明白，问李春艳，她说：“有可能像你自己想的那样，不过你还是问问老师吧。”张老师走到身边，我就指着一道分析复句关系的题说：“老师这道题是不是得这样划，第一重因果，第二重并列。”他把我的本子歪过去，看了一会儿说，你分析得对。他便大步走到讲台上，用黑板擦敲敲桌子，说：“找出以前做的复句习题来，咱当时讲错了一个地方。”他的开明是不言而喻的。我的“错误”得到了平反，心里也有小小的得意。 初四的习题格外多，经常出现学生完不成作业的情况。每当张老师要检查，班里气氛就会立即紧张起来，他会问被查到的同学为什么没做完。有时候他也很随意，拿出十分钟来，让大家赶紧做一做，然后再讲。 每当核对习题答案，张老师常问“是不是”，下面往往一片嘈杂，意见不统一。碰着个别问题下面齐声说“是”，他却说答案为“不是”。讲解一番道理后，他会来这么一句：“就恁这个水平，还早来。” 张老师说过，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可以写个小纸条，交给课代表李秀梅，有必要的话他就讲一讲。我和李秀梅隔得很近，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一次，交上去的小纸条是这么问的—— “‘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两种都是很坏的作风。’这是单句还是复句？‘片面地只强调读书，而不关心政治；或者片面地只强调政治，而不努力读书，都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单句还是复句？两个句子有什么区别？” 按照书上的说法，前一个句子是解说复句，后一个句子是单句，但两者看起来实在太像了。第二天上课，张老师就讲解这个问题，先是举了一个别的例子，念第二个问题时，却“噗”地一声笑了，原来他也无能为力。张老师说：“就是专家也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语文上最忌讳的东西。我看还是算了吧，你把这两个句子的类型背过就中了。考试如果考着，就这么答。” 课文上到《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时候，张老师对曹雪芹的家世讲了很多。他说，红楼梦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由于曹雪芹的勤奋好学、善诗文，才能写出这部世界名著。他初读《红楼梦》是在念师范的时候，花了两年时间，在被窝里偷偷读完，但读完一遍之后，脑中空空；后来自己买了一套，再读，读懂了一些，他打算再读一遍，劝我们也读一读。 张老师说，写记叙文的秘诀在于“平平淡淡就是真”，不用花里胡哨，把一件事情说明白就很不错了。他也把这句话引申到做人方面，教导大家以真诚、坦率安身立世。真理往往是朴素的，时隔若干年，我仍觉得这句“平平淡淡就是真”非常有味道。
27 气煞我了
班里流行一个口头语，叫做“气煞我了”。 范玉金在埋头做题。我回到位子上坐下时，就听到他对我喊：“一中午头儿没做出个题来，气煞我了！” 李春艳回到教室来，座位还没坐热就来上一句：“气煞我了！耍了一个课外活动，什么都没干成，明天课外活动还得去。”她在忙活的，是入团宣誓的事。 “毛连芳，物理老师叫你。”一个人在外面喊。她是物理课代表，需要帮老师做些事情，她说：“俺样来，气煞我了，整天价不知道多少事。”尽管有些不情愿，她还是去了。 张荣芳中午回家了。正值元旦，天冷路上结冰，很容易滑倒。回到教室，她忙不迭向周围的人汇报见闻：“气煞我了，一路上跌了三个跌。” 课间，赵波打闹着往教室里跑，不小心把鹿泽湘的书碰到了地上。他马上蹲下来捡拾，说：“对不起啊。”匆匆忙忙放在桌子上，赶紧离开了。鹿泽湘瞪着眼目送他，嘴角里挤出两个字：“穷神——”过了一会儿才开始整理书，说：“气煞我了，就算一天整理一百回儿，还是会弄乱。” 有时我禁不住想：“他们也真是幼稚，就那么一点点芝麻大的事，还大呼小叫，有什么值得生气的？真是笑煞我了。”
28 李春艳
班里的座位调过几次，有挺长一段时间，李春艳和逄婷在第一排，我和范玉金一桌，在她们后边。李春艳长得不太高，班里同学站队的时候，她和毛连芳是排头。挨得这么近，不免经常打交道。 李春艳经常回头。别人都在看书复习，她喜欢造点动静，演说起来滔滔不绝。看到我的书放到了靠近范玉金那边，她就推推书，说：“你看你，把人家范玉金塞到哪里去了？”一副打抱不平的样子。 我劝她少说几句，她就睁大了眼睛，像面对外星人一样望着我：“咋咋咋，什么事？”我说：“你看看人家，都在刻苦学，你应该像他们一样。”她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下一回儿我也考不了第一了。”终于回过头去。但没过几分钟，又活跃起来，一会儿捶捶患有感冒的逄婷的脊梁，一会儿回头抄起一本词典自言自语：“我查查这个单词。” 英语卷子上有道题出得蹊跷，我对标准答案十分怀疑，就向李春艳讨教。她给出一个结果，和我想的一样。我问：“答案怎么不是这样呢？”李春艳自信满满地说：“你们都相信答案，我可不。”我禁不住说：“你未免有些太自信了。”那时候说话就是这样，口无遮拦，说不上什么分寸，李春艳也不以为忤，说：“俺样来，答案就是不对嘛，你还去相信！” 范玉金向我借试卷看，我说正在用，没给，他转而向李春艳要。李春艳很慷慨地给了，说：“喃，我可不清高自大。”我听了有点生气，却不能把她怎么样。 那次我趴在范玉金耳朵上说酝酿评选三好学生的事，李春艳看到了，说：“俺样，说什么事？保险是坏事，不是坏事还怕人家听着？”范玉金狡黠地说：“不是坏事，是好事，就是怕坏人听着。”李春艳嗔怪道：“好啊，你说我是坏人！”范玉金忙不迭地说：“不是啊，哪能呢？” 李春艳对范玉金是又拉又打。她回头向我借圆珠笔用，我一边疑惑她怎么没有笔可以用，一边找文具盒，却发现找不到了，就说：“真是不巧，我大概忘在家里了。”李春艳诡秘地说：“范玉金给我拿你的文具盒看来。”我不知道她在搞什么鬼，脸阴了下来。这时范玉金并不在座位上，原来是他搞了个恶作剧，把我的文具盒藏起来了，被李春艳揭穿。她一本正经地说：“坏了坏了，一中午头儿得罪了两个人，我得向范玉金道歉。”范玉金回来后，李春艳说：“对不起啊。”范玉金的小把戏被拆破，觉得尴尬，就摆着手回应她：“中了中了……” 我和范玉金在讨论做《说明文》（一本语文参考资料）进度的事，说“你比我做得快”，李春艳回头说：“你们两人真是，勾心斗角，怎么还用那么样呢？”我没好气地说：“快回过头去吧！”她看出了我 在生气，说：“啊，不是勾心斗角。”回过头去又加了一句：“是勾角斗心。”兀自笑了起来。我只好告诫自己，就像班主任说的那样，“忍一下风平浪静，让一步海阔天空”。 有时李春艳也是很细心的，而且肯说出来。学校要开个短会，我整队和大家一起去，外面风很大，大多同学围着围巾，戴着帽子。李春艳跟我说：“你怎么不戴帽子呢？”毛连芳说：“人家这是要风度不要温度。”我想，她俏皮话还真不少来，就把大袄后边的帽子戴在头上，说：“俺要温度不要风度。” 化学考试结束，周围的人在讨论答案，李春艳说得津津有味。我做出来的结果和她不一样，就问她是怎么得出来的。她刚说解题过程，我猛然明白过来自己为什么错了：审题不认真，把盐酸看成了硫酸。我猛拍大腿，8分呀，老天！ 寒假前半段补习，逄婷因为生病，考试发挥得不好，心情很沉重，中午到宿舍里去休息。李春艳吃完饭回到学校，不见同桌，就着急地问：“逄婷怎么着了，真是的。”索性到宿舍里去找。傍晚放学后，逄婷准备回家，李春艳更急了，毕竟是很远的路，天黑，又很冷。待到逄婷回宿舍去收拾行李，李春艳三愁两急，居然哭了起来，我在旁边看着也不舒服，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李春艳和毛连芳的私人关系，也是极好的。她说毛连芳是全班最漂亮的女生，“你看，你的头就像郭富城，你应该叫郭富城叫哥哥。”毛连芳红着脸说：“你快中了吧！”就扭过头去，把耳朵捂起来。 寒假放假前，我们写安全保证书和个人总结。我在总结中写的是成绩居多，可能因为期末考试取得了第一，心情不错；而李春艳跌到第三名，有几分失落，写的是缺点和遗憾。两个人还把总结交换着看了。她说：“你看我，能说能闹，不会的题老师讲过之后也不整理，一学期净干了些无用的事。” 不过这些遗憾随着总结的上交而变得烟消云散了，谈论的话题又变得轻松起来。李春艳说，她最崇拜的人是范玉枝，因为她学习用功。后来聊到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战将山本五十六之死，因为“AF即中途岛”密码被破译，丧身空战。再一合计，两个人居然都是在《大众日报》上看到了这个报道。 我经常去董斌家看报纸，那里有《大众日报》《潍坊日报》《支部生活》等，后来还有《人民日报（华东版）》，《大众日报》的“丰收”副刊尤其带劲。这个习惯延续了很久，大概从七年级开始，一直延续到读完高中——那时，我妈会向董斌他妈讨一些报纸，给我送到学校去，成为我的精神食粮。能够和身边同学聊到报纸上的事，真是一桩奇缘。
29 冲刺
寒假有二十多天，但初四级部前半段补补课，后半段补补课，实际的休息只有十天。待正式开学，学习的气氛变得越发紧张，用班主任的话说，是“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 张老师言之切切：“应该从节日的气氛中尽快摆脱出来，把90％的精力用到学习上。离高中一和小中专预选考试还有三个月，这三个月是九年学习中最重要的时期。人的机遇往往只有一两次，一次抓不住你就会完蛋，赶不上末班车。”不管在班会课还是语文课上，有一些词频频在他嘴边出现：自重，良心，前途，麻木不仁，引以为戒，三思而后行…… 范作义主任分批叫同学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是和任成琦、范玉金一起去的。他说：“你们成绩都比较稳定，在班里不错。你们得好上着学，这会儿学习就是在决定你们的社会层次。不的话 到集上卖桔子还不中？一堆桔子赚二十块不成问题。等着好上着学，考高中一像耍儿似的。但别光想着眼前，高中一算什么，高密一中才算好！成绩好了，全县第一，馋馋高密一中，他就会千方百计把你抢去。再说大学，普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不一样，专科不如本科，本科不如名牌儿。” 他问起我数学竞赛的准备情况，我说书上有些题很古怪，做不出来。他笑笑说：“嗯，是挺古怪，我也不能给你辅导，这些东西我也不会。不能去四十了再学。”不会就说不会，他可真够坦诚的。 在班上，范主任也跟我们讲述努力学习可以改变社会地位的道理：“如果靠自己的努力升学，比靠亲戚拉关系提高地位要强。一个母亲要他儿子下学后，托关系把户口弄到潍坊，当个工人。她儿子现在是班里前十名，如果好上着学，说不定可以分配到潍坊当市长，那比当工人得强多少个档次？” 虽说到了最后冲刺时分，还是有人不爱学习。台术华在教室里打扑克，被班主任抓到，骂了个狗血喷头：“从诸城到高密，从亲戚到老师，从课堂到家里，一嘎拉儿的人都在那里巴望着，你看你弄了些什么？我看着还不如一个三岁的小孩儿呢。羊羊现在三岁，我看着也比你懂事。”羊羊是班主任的女儿。一起受批评的，还有张凤翔和王永才。 还有比打牌更出格的：邱圣洁和范永涛离家出走了。两个学生的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班主任陪着家长出去找。找到深夜两点，没有任何结果。等天亮以后，班主任又和邱圣洁的父亲去诸城找，走街串巷找了三个小时，还是空手而归。张老师自己掏了出租车费，足足60元。 后来，他们两个终于在袁家村被抓住了。张老师没有上课，去处理这件事，把范永涛交给赶过来的家长，再把邱圣洁送回家。那时，邱圣洁的母亲都急哭了。后来了解下来，两个人先是去了诸城，在草垛里过了一夜，没吃没喝，又回了袁家村。由于饥饿和疲劳，加上天寒地冻，邱圣洁的脸色都发黄了。 张老师经常说，大家都是十六七岁的人了，也都是大人了，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王旭日对学习毫无兴趣，只是在等着混张文凭。张老师对他说：“我看你还是回家吧，别在这里浪费父母的血汗钱。我给你留着毕业证，回去吧。”他真的就回家去了。这种关怀看上去不近人情，我却觉得是最见人心的方面。王旭日家里很穷，早些回家可以做点事，减轻父母负担。
30 她们
在我心目中，张金枝是全班女生里心气特别高的一个。她头发精短，浅红色或淡紫色的衬衣非常干净，外边戴着套袖，裤子是涤盖棉的。走路的时候，眼睛被头发半掩着，十分潇洒。有时午饭独自在座位上吃，一边啃馒头，一边看书。她通常和其他女生一起出入，但如果没有自行车，回家时就独 来独往，老师刚宣布下课，她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好书包动身离开了。张金枝这么有个性，难怪逢着考试不如意时，就赌气不去开会。这是很需要胆量的。 一天中午，逄婷从宿舍回来，问我：“你看张金枝像不像个男的？”我早就有这种感觉了，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就说：“可不是。咋？”逄婷绘声绘色地说：“俺样来，你不知道，在宿舍里她洗了头，把头往一边梳，一个小洋头，穿着个小白褂，把我下了一跳。我当是个男的来。”这一点也不稀奇，有时候，张金枝还赦搭着怀儿呢，通常这是男生的专利，可她不在乎，我行我素。 鹿泽湘是复习生当中成绩比较好的，脾气也很大。有段时间我和范玉金同桌，她在我正后边，范玉金常找她讲题。由于班里课桌拥挤，足有九排，冬天穿衣服多，我往后倚桌子，常碰到她的书。她说了声：“咋？”我漫不经心地回头，却发现她脸色发白，两眼直瞪着我，仿佛心中充满了怒火。我说：“碰着你的书了？对不起啊，位子太窄了。”范玉金出来为我帮腔，说地方比较小。鹿泽湘更加愤怒，说：“你别在这里插言，又不 关你的事。”范玉金陪着笑脸，用手比划着说：“我说是位儿窄了，你看看这么窄？”鹿泽湘自言自语：“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真是！以后还用我，算了吧。”说归这么说，往后还是经常打交道。 课间里，我从教室出来，碰到刚从（4）班教室走出来的高义敏老师。我叫了声“老师”，她大着嗓门说：“俺样，长这么高了！”在我八年级的时候，高老师和张红军、臧伟一起分到一中来，都给我们教课，她教历史，张红军是体育，臧伟是音乐；到了九年级，不知她教什么。她家在朱公村，说来和我是远亲，我姥姥好像是她的姑姑。高义敏老师人长得俊，在柴沟地儿算是个风云人物，谈对象谈多了，成了大龄女青年。我常听朱公的亲戚感叹：“那个高义敏，还没做媳妇。”
31 刘洋在我心中
九年级（8）班班主任的儿子叫刘洋，大冬天的在河里淹死了，据说是为救落水儿童而死的。这个班主任是朱公村人，发生事情的河好像就是朱公河。高密电视台下来采访过，播了好几天，不过我没有看到。学校举行报告会，号召大家向刘洋学习。黑板报也登出来了，写着“向舍身救人的优秀少先队员刘洋同学学习”，不过没有写溺水的过程。 小学里学习赖宁，印象很深刻，他被评为全国十佳少年。柴沟出了个刘洋，还能上高密电视台，我也觉得是了不得的大事了。李春艳告诉大家，要开展“刘洋在我心中”征文活动，我就写了一首五言律诗《刘洋在我心中》。给身边同学看，他们都没有提意见，于是我给了李春艳。不多久，这首歪诗居然在张红军老师主编的《团校小报》发表出来了。记得最后几句为：“……危难见英雄。刘洋好榜样，永在我心中。”活吞吞就是标语改成了顺口溜。 虽然《团校小报》发行量估计只有几十份，却让我非常喜欢，因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刊物。看到自己写的文字变成了铅字，那种滋味妙不可言。后来自己的作品陆续在校报、市报、国字号报刊上发表，并以文字谋生，总不会忘记，起点是这首土得掉渣的小诗。刘洋的名字，也果然“永在我心中”。 在柴沟镇中心小学举行的六一庆祝活动中，我去参加口琴队表演，还听到上面在宣扬刘洋精神，号召小学生们向他学习。张红军老师也去了，远远看到我，叫了两声，说：“董少校，咳，挺厉害。‘十岁年正茂，生命至此终’，挺顺口。”事情过去了将近两个月，没想到他还记得这么清楚。我对张红军老师一贯是很佩服的，素养高，勤奋好学，八年级给他当体育课代表，曾在体育之外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次他看起来是在夸奖勉励我，并不算讥笑，我听了很不好意思。
32 袁校长
袁校长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从我进六年级的时候开始，就像别人一样叫他袁校长。他是袁家村人，家在大沟边上，实际他的职务好像是副校长。军乐队刚成立的时候，他曾来指导小号队的训练，口里喊着拍子：“索索索多米，多索多米多索，米米多米索米，索索米索多！”他让我们好好吹号、好好表演，等到毕业的时候，那身军乐服就送给我们。 我以为袁校长上了年纪，该退休了，但他还是经常到学校。课间操时，全校同学都在操场上。做完操之后，他做了发言，分析伙房的管理。“学校到别的地方去考察过，认为承包的方式比较好，实际上同学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还降低了。现在饭票不仅可以打馒头，还可以打方便面，打咸菜，甚至连教学服务部里也收麦子，卖火烧。用饭票可以买别的东西，这是在糟蹋粮食！”他虽然年近六十岁，嗓门却很大，说得十分激动。他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对用饭票买方便面的事情深恶痛绝，认为是不尊重农民的劳动，大逆不道。 广播里继续传出袁校长的话：“学校一定要把老师们同学们的生活搞好，现在出了问题，责任在学校，在校长，在这里学校向同学们做检讨！学校一定要在下星期二之前，把现在的饭票换成学校的，再由学校管理伙房。”他的话里夹着不少当地口头语，有些同学偷偷笑；我没有笑，暗暗佩服他的担当精神。 等到了初四，直到我们毕业，学校也没把那套军乐服发给我们，让我耿耿于怀。其实过了四年，每个同学都长了个子，当初的服装快要穿不上了，拿回去也是白费。留在学校里，可以给后面的同学继续用。
33 变化
佩戴眼镜之后，我的视力提高了很多，跟班主任提出来调位子，到教室的后半部分去。事情说了很久，正当我快要忘记的时候，班主任把我调到倒数第四排，跟李鹏同桌。逄婷希望我不要走，大家可以一起讨论问题，但既然班主任已经说了，我也不好再改口了。坐在我前边的是孙平平和贺娜，后边是邱秀娟和孙丹。 孙平平待人很大方，以前几年虽然没和她同班，却早已在合唱队、器乐队里相熟。挨在一起，说笑的机会更多，越发亲近。我问她有没有什么课外书可以读，她从家里拿来《医学科普》，我看得津津有味。李鹏家里也有很多书，拿来《读者》给我看，可读性更强， 营养更加丰富。 李鹏说话慢条斯理，每次找我问问题，起引的话是：“你有没有功夫儿？”他喜欢背诗，别有奇才。政治课上，老师走开了，我悄悄问他：“大学之后是什么？”他说有硕士、博士，我说还有博士后。他急了，说：“博士后你能考上？全世界只有不到十个，还不知道三个两个的。”我不服气地说：“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人家那些博士后是怎么考上的？”李鹏越发来劲，说：“你考上我看看！”我被他逼急了，口无遮拦地说：“人家那些考上的还要来看看你？你是哪山的？”两个人都没占着理，不欢而散。 和孙平平相比，贺娜要腼腆多了，除了问学习上的事，从来不会开什么玩笑。她平时住校，拿着教室钥匙；有一次她回家，没有把钥匙交给别的同学，害得我早上在教室外面等了四十分钟。 已是3月中旬，天气不那么冷，课间活动从跑操变成了做操，班主任规定早上6点50分到校。从五里地之外赶到学校，总归留些时间的提前量，有时把握不好，会提前很多。恰巧那次我到得特别早，吃了闭门羹。 老师不在教室的时候，我有时回头说话，拉拉孙丹揽书的橡皮筋。邱秀娟当我是小孩儿一样，说：“别麻动。” 上前去还逄婷一本书的时候，李春艳跟我说：“这会儿没有人问你问题了，脱开身了。”我说：“还怎么着？也有人问，不过我还是很怀念前边的。” 时隔几个星期，逄婷回家给我带了一只“大清铜板”。其实她早答应我了，不过前几次回家不是忘了找，就是找出了忘了拿。我不仅收集邮票，也收集铜板。孙平平打算开始集邮，我就分给她几张重复的。 邱萍以前是呼家庄的，这次算是新相识。她是一个特别有幽默细胞的人，不时发表高论：“鲁迅的作品我都看不懂，《藤野先生》中‘烂熳’的‘熳’明显是个错别字。看看郭沫若写的《梦与现实》，‘太阳一样的月光’怎么个理解法儿？反正我理解不了。以前在呼家庄的时候，物理老师不布置作业，我们都奇恣；现在想想挺后悔的，什么东西也没学着。” 哪怕周围很安静，张金枝读书也会读出声来，有时还会哼个小曲。每当她走进教室来的时候，孙平平就像报幕员一样说：“看，大音乐家来了。”考虑到她在器乐队里担任指挥，这话就显得越发有分量。 一部分同学已经进入职业中专，提前分流了。赵常见就走了这条路。他托李杰（两人都是南边李家庄的）转给我一封信和一张贺年片，告诉我他在新学校的情况，并给我鼓励和祝福。他说，他已办理了农转非手续，相信以后会不错。那时候，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就是城里人了，有铁饭碗，吃国家粮，真是让人羡慕。不过，我还是要继续走考高中的路。
34 出路
这一年，高密南片生源总共只有1000人，要选拔出600个高中学生，相对来说是机会特别大、形势特别好的一年。要是有2000个初中毕业生，那么同样选拔这么多高中生，挤进去的难度要大得多。 张振志老师给我们分析，考中专的出路基本是上师范和下企业，都不容乐观。“高密师范对分数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从那里毕业出来可以当老师，工资月月发，将近400块。下企业就差大豁子了，且不说工资少，开下来开不下来还是个未知数，光是那几十元的押金就够你呛的。还有一些事业单位，里面倒是清闲，可是一般人进不去。继续努力考高中是最好的选择。” 尽管不是班主任，范作义老师心里总是对同学们怀着一份额外的责任，讲课程之外内容的时间，比其他普通任课教师要来得更多。临近放学，他禁不住开了腔：“这段时间是至为宝贵的，现在不是培养兴趣的时候。如果你哪一科不太好，就应当集中精力补习这一科，这会儿应当要个效率。力求做一个对一个，做一点儿是一点儿，别的看着这个题‘会啦’，看看那个题‘不会’，希里马哈儿。拿到一份儿中考试题，得自己静下心来，慢慢地做，看看自己的水平。” 班里没同学开小差说闲话，范主任接着说：“这会儿复习，每个同学，不管是在校的，还是在家里的，都应该定一个计划，今天晚上看什么，明日看什么，心里有个数儿。别的看着桌子上一大堆书，觉着没地方下手，一门儿还没复习好，就去看别的。‘英语单词还没背过，我还得看政治；那份语文还没做，接着去复习数学。’这都是不应该的。说起来，高中一也不是特别难考，前面100分净是简单的，后面的60分有点难度，只要基础好一点，就有希望考上。” 时间还剩下十几天，班上空气之紧张到了将要凝固的地步。班主任说：“最后这个阶段，有些情况要特别注意。一是别生病，有病的赶紧治好；二是查缺补漏。还有这十几天，复习也不管用了，人已经基本定型；但不复习也不中。鉴于今年升学率将达到50％的情况，我希望今年考不上的，下年就别复习了，因为今年确实是好年头。”这既算实话实说，也是一种别样的激励吧。
35 查档案
下午英语课上，老师正在讲课文，班主任匆匆忙忙走了进来，顾不上英语老师的反应，匆忙地说：“先一停，说个事儿。县教研室来查档案，咱把名字改一下。某某，你是某某某。”他一气念了十多个，估计被替换的都是提早下学的学生，也就是没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他接着问：“还有谁没念着？”这应该是针对复习生说的，有五个女生举了手。班主任道：“你们就先藏藏吧，上女生宿舍里去，叫你们出来再出来。拿着本书复习去吧。” 他刚出教室门口，班里就热闹起来，大概同学们觉得这事太滑稽。班主任马上折了回来，说：“和恁说，这会儿谁出了差儿，就不准考试。”随后快步离开了。 课外活动的时候，范主任吹口哨，初四级部到校长室前边集合。有个陌生人告诉大家：点着名字的同学喊到，然后回到教室里去。（8）班夏玉洁是第一个被喊的，她穿着毛衣，戴着眼镜，像个学者。有的同学听不清楚，直到别人提醒了才喊“到”。上边点到我的时候，我没吭声，怀疑是听错了。台金福和旁边几个人说：“叫到你了。快点。”我就大声喊了一声“到——”因为声音有点特别，几个同学笑了起来。班主任恶狠狠地说：“静下来！”我头也不回地跑回了教室。 可想而知，此时的班主任心里多么紧张，要是捅了漏子，真的可能会影响部分同学的前程。不过后来想想，这门子查档案的也太形式主义了，学校早就提前作了准备，有什么用呢？不久，班主任就叫藏在宿舍的女生回到了教室。
36 流行之风
高中一考试临近，按道理说学习该十分紧张，没心思干别的。其实不是的。有些同学准备了毕业留言册，到处找人题写。加上老师让每个人交一寸报名照，不少同学在四处索要照片，有的直接贴到毕业留言册上。李秀梅有张身穿彩衣、手持长剑的照片，在班上流传很广。 可能是性格里的假清高作怪，我偏偏不向别人要照片，而且轻易也不向外发。孙平平是近邻，说“一定要给”，我只好答应考完试再说。李鹏跟我要，也说等到考试结束。邱圣洁和范存锋向我要，被我委婉谢绝了。张明星、邱侠拿出纪念册让我留言，我就写些自编的大白话，避免“扬起生活的风帆”之类的套话。 课间里，男生常玩一种“比谁后倒地”的游戏，两个人朝着相反方向站稳，右脚顶着右脚，右手握着右手，然后各自发力，谁要是脚先离开原来的位置，或者身体着地，就算输了。起初我不玩，后来忍不住参与，虽然长得瘦小，偶尔也能赢别人。在这个长身体的年龄，能量需要用某种方式释放出来。 要是老师不到教室，也有男生按捺不住寂寞，在桌子上掰手腕。 周围不少同学找我问问题，离开时的反应呢，也各不一样。张金枝说我是“对牛弹琴”，既自责为笨牛，又说我讲题方法不对，实际上她要问什么问题我都不十分清楚；邱萍忽然来一句“我不问你了”，因为我讲不明白，耽误了她的时间，她会转去问别人；王桂梅的回应是简单的一声“啊”，因为忽然明白过来，听懂了；张荣芳会说“谢谢啦”，因为我提供了老师做法之外的新方法，不过“谢谢”这话我一般说不出口，很像城里人做派。 也有我难过的时候，一道题钻半天也解不出来，而旁边李鹏、邱萍早就做完了。实在忍不住，借来一看，简单得不得了，心里懊悔不已：我老是钻牛角尖，这么简单的解法，怎么就没想到呢？
37 运动会
清明节前后，学校要每个班提交运动员名单。这可把我这个体育委员给难住了，女生根本报不齐人。王晓红的名字直接让班主任划去了，不知有什么秘密；王丽体格好，但她心里想的是考学，听说去年她班主任逼她，她哭了也不去；董春蕾嘻嘻哈哈的，我和她是邻居，根本拉不下脸皮去说服；张荣芳起初愿意，但看到别的复习生都不参加，打了退堂鼓；张金枝也是临时变卦的，说是自己的水平刚刚达标；邱秀娟的体育成绩也算不错，但她的推辞理由是“我太胖了”；张淑艳看着没什么人响应，也不吭声了…… 我实在没办法，把情况告诉班主任，让他想办法。张老师道：“你先随便填上几个，不行的话到时候再换。”我觉得这样实在不妥，显得不太严肃。第二天，看在我苦口婆心和差点发火的份上，终于有四个同学愿意去参加运动会：张荣芳，张金枝，张淑艳，邱秀娟。 进入5月，学校给初四级部放了三天假，因为要开运动会。当然各班运动员和替补要到场。本来王晓红和王永才说好了要到，却临阵脱逃，气煞我了。第一天是预演，接下来两天正式比赛。所有项目加起来算，我班是第五名，其中男生得了81分，明显高于女生的16分。 男生的表现多有亮点。在份量极重的男子接力中，4×100米是级部第一，4×400米是级部第二，大快人心。就个人来说，柳松的100米短跑是第一，好像还破了学校的纪录。王兴成连自己报名加上代替别人上场，总共参加了铁饼等五个项目，都是第一。相比之下，女生的体育成绩就差多了，接力基本是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张金枝参加铅球和铁饼比赛，都没有成绩，真可惜。 比赛日中午，我们一起下馆子吃烩火烧，解解馋。不过有的同学吃得肚子不舒服，怀疑那家饭馆用的肉有问题。
38 毕业会考
毕业会考和“高中一”是同一回事，也就是两次升学考试的第一次。考点在镇上的高密三中，5月5日考语文、化学，6日考数学和物理，7日考英语和政治。 语文题包括基础知识、作文、阅读分析等，我隐隐约约记得，里面有“书犹药也，可以医愚”这样的内容。化学卷答完后没来得及检查。数学卷题量很大，倒数第二道题我只勾了几笔。答英语试卷则时间宽裕，任成琦只用了一小时十分钟就交卷了，班上有七八个同学提早交卷，我一直等到打铃。那时候脑子里想的，是“差一分1000块”，还有“决定命运的时刻”。检查了将近一个小时，约摸能多得三四分。政治题花样很多，有些题我只好编着答。 休息了两天，我们返校。那些只想要个初中毕业证、不打算考高中的同学就不必来了，教室里空出几个位子。班主任顺便调位，我从倒数第四排到了倒数第三排。成绩没有影子，任课老师也不到教室，大家上自习。 职业中学的校长们，一批批来给毕业生宣讲。有时一天我们要整两次队，到校长室前边。第三职中的校长夸奖这所学校多么好，并信誓旦旦地说：“别的学校是骗人，俺这来不哄人。”虽然天不冷，却还把手抄在袖口里。 范主任说，今年柴沟去上职中的有280多人。不少同学觉得害怕，因为学费很高，甚至录取也要收录取费。但除了高中和职中，就没其他深造的路子了。他说：“只要能考上高中一，就不用怕了，少交钱，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奖励。” 张振志老师说，有12个同学考上了高密一中，30个同学考上高中一，但具体名单并不清楚。据说分数是保密的，不会完全公开。结果是老师也人心惶惶，学生也人心惶惶。又透出消息说，逄婷和范玉金考上了高中一。我估计上高中一（也就是高密三中）没问题，能不能挤进高密一中，则难说，只能说有几分可能。村里甚至有传言，说我被高密一中录取，我十分纳闷。 结果终于出来了，高中一的录取线是535分。我考了586.6分，只能上高密三中；任成琦是592.1分，上高密一中，这是班里唯一的一个。 小数点后面的分数来得有点诡异。我连全校前12名也没挤上，未免有点沮丧，5.5分之差，道路完全两样。后来知道，瘸腿的科目是数学，只考了80分，范主任说考过90分的一大堆，甚至还有100多分的。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呀。 有人说是三中做了手脚把我留住，不过只是传言而已，没什么可靠的根据。或许这就是我的真实水平，我只好随遇而安，准备去三中。董瑶瑶、范夕霞等一直很优秀的同学，也是上三中。 “既要丢掉包袱，又要实行铁的政策，在接下来的时间把成绩提上去。”班主任发出了动员令。下一次考试高中二是7月，已经考上高中一或高密一中的人也要再考，至于成绩怎么算，则没有明确的说法。学校的意思是，就算考上了，也不能太放松，还是该学习学习，因为有可能是两次考试算平均分。 在我心目中，学归学，不必像以前那么用功，高中二只要随便考考就可以了。这段时间当然也不能荒废，尽量抓紧，学点其他的东西。第八册语文课本里有篇刘心武的《起点之美》，讲到“终点固然诱人，起点更弥足珍贵”，我想，结局已经没办法改变，就到上了三中之后，重新开始吧。 不久，高密三中发下了录取通知书，让这批考上高中一的同学去学校一趟，带着200元钱，据说包含床上用品费、体检费等。和初中的65元学杂费比起来，这可真是一个大数目。在三中组织的体育测试中，我1000米跑了3分58秒，立定跳远2.35米，都还可以，铅球7.2米，算是非常差劲的。 毕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学校让我们每人交5元，作为毕业证钱。
39 任成琦
就算我当着体育委员，和陌生人接触时还是打怵，身体会微微颤抖，手也不知道往哪里放。所以像王莉莉这样的大名人，我一年也没说几次话，瓜田李下有意避开。考完高中一之后位子有调整，我和任成琦离得更近了，或许是因为他来自柴沟镇二中的关系，之前接触并不多。严格意义上的初中生活在毕业会考后已经结束，可我和任成琦的交往才刚刚开始，这个原本看上去神秘的班级状元，在我眼前变得熟悉起来。 初次接触，任成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识渊博，讨论问题总有深刻的观点；和张振晓这个温和的胖子当同桌，他一点也没有欺负人的意思；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而且经常练；说起《三国演义》，他对人物的评论多有独到之处，因为他在五年级和八年级时已经读过两遍了。他和台术华讨论，不时蹦出朝鲜、毛泽东、希特勒、萨达姆等词，我不由感叹：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我和任成琦的相处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中午该睡觉也不睡了，聊天；考高中二的同学去测试体育的时候，已经升学的人呆在教室，我也没有上自习，而是和他一起聊天。天文地理，上下五千年，无所不谈。他说，他爷爷的爸爸、他爷爷都是地主，遭到抄家，书全没了。虽然是乡下人，他一家人都爱读书，这对他影响很大。他的气魄令我肃然起敬：“中国的教育现状太差了，等我当了教育部长，先把书价给降下来。”我的目光基本没有超出高密，而他早已胸怀天下。难怪，有时候他会说我“太天真”。 任成琦对古典文学的认知之深，更是让我自愧弗如，大受启发。他不仅在背李白的诗，还在背王勃的长篇古文《滕王阁序》。林逋《山园小梅》里有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任成琦非常喜欢，对我说：“你看，多好呀，你想那种意境，多好。”我就纳闷，好在哪里呢？整首诗甚至都不太押韵。他也说不出来，让我自己体会。这么一比较，我就看出自己在古典诗词鉴赏方面的素养是多么欠缺，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认为好的诗文拿过来背，先占为己有再说。 台术华也是谈历史的好手，不管是朝鲜战争，还是江青，都知道得很多。他说：“你看江泽民唠唠叨叨的，我要是当了军官，肯定使中国不吃亏，至少不丢中国的脸。”有时三个人一起讨论。任成琦谈起历代帝王的传奇故事，如数家珍，羡慕煞我。更多时候，我因为知识储备太少而插不上嘴，只好扮演一个旁听者的角色。 争论也经常有的。比如关于“那样美丽”的短语类型，我说是主谓短语，他说是形容词短语，课本上的标准答案是形容词短语。两个人争执不下，他说我是吹毛求疵，我则说他是迷信课本，最后把这 当做“有争议的事”，才算作罢。有时开玩笑，相互问“你是哪山的猴子”，以示不屑。他说：“现在中国城市有的是乞丐，还谈什么优越性，我看着什么优越性也没有。”这和课本上的论调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他思想老化，却完全没有想过实际是他走在了前边。 有天中午，我和任成琦一起去陈嘉智墓瞻仰了一番。这是在柴沟地儿很有名的大夫，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去找他看过病，一副药吃吃就好了。任成琦意味深长地说：“这会儿找不出这样的人来了。”我不同意他，却没有开口反驳。 高密出了个名人叫刘连仁，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日本抓去当劳工，躲在深山很多年。因为吃不到盐，也不能理发、剃胡子，被人发现时就像野人。正值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报上不时传来他的消息。任成琦评论说：“刘连仁现在就是个活的证据，除非能得到日本的赔偿，否则什么用都不管，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也没用。” 任成琦学起来很猛，买了关于记忆方面的整套书，大概是要提高背诵效率。他说《琵琶行》是首好诗，我就开始背。课间里独自诵读，仿佛体会到作者描绘的境况，眼前有了一幅图，心情变得沉重。中午到西北角小树林里去，刚下过雨，来回走动着，觉得悠闲自在。那时候背长诗可以背得很快，《琵琶行》用两三天就能背下来。向任成琦看齐，可以说是我投入时间苦背的一个动力。背诗的蓝本，包括自己买的《唐诗三百首》，姐姐的三年制语文课本，借来的高中语文课本，还有从王晓红那里借来的《唐朝三大诗人诗选》。反正捡到篮子里就是菜。 有时我到任成琦位子上吃午饭，亲密无间。饭后，一起去西北沟，我听他谈“文化大革命”，谈刘少奇，觉得特别开眼界。他可真是一座知识的富矿。相处多了，偶尔会闹别扭，不过很快就过去，继续聊天，闲耍。 用在闲聊方面的时间多了，我也会觉得可惜，自责，仿佛应该把宝贵的时间更多用来学习。坐在我后边的孙丹深有感触：“这就跟看电视一样，看后才觉得后悔，不舒服。”谁知道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05年（也就是在这十年之后）我读上海交大的研究生，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教授给新生为数不多的几句忠告之一是：“多和身边同学聊聊天，这可能比你看书本更有效，影响更长远。”同龄人之间的激发与互动，实在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学习方法。 迎考高中二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在学业方面基本没什么长进，因为都是在复习已经学过的内容；到现在能够留下来的课内知识或学习工具，几乎没有。与任成琦的交往却成了我的宝贵财富，在他的影响下， 我对古代文学产生浓厚兴趣，背诵了《琵琶行》《长恨歌》等一批诗文，时隔若干年也忘不掉 。 其实，上大学之后，记忆力就开始下降了，背诵一点东西很困难，而且容易忘记，不如年轻时背得快，课间十分钟可以背一首《江城子》，一天背两三首李杜诗也没问题，而且记得牢。在初中得良师、逢益友，实为人生之大幸！
40 麦收时节
形势渐渐明朗，高中二对已经考上高中一的同学来说是无甚所谓的。正当收割小麦的时节，我请了一上午的假，不到学校做物理习题了，在家帮着打场。其实这本来就是麦假时间，只不过学校让初四级部的同学补课。 这天是6月11日，范作义老师从我班叫了五个人，王辉、任成琦、邱圣洁、王汝友和我，去帮着他打场。这一打就是一个多小时，很累人。范主任给了我们冰块和可乐作为答谢。出了一身臭汗，他们几个人想去洗澡，我开始不同意，后来还是跟着去了。学校三番五次强调不准下河洗澡，我这是第一次破戒。河里的水很清，打打扑腾可真是舒服。 任成琦说，下午第一节是物理，也不必去上了，在河里玩玩算了。我说那不是逃学了吗？以前一贯守纪律，这么做心里接受不了。后来再想想，反正法不责众，既然是范主任叫我们出来的，迟到一点也无所谓了。 叫学生帮着干活的，并不只有范主任一人。第二天，班主任也到班里来“抓壮丁”。这次人更多：任成琦、王汝友、赵波、张玉、台金福、任怀武、王兴成、王永才、邱圣洁、鹿洪林 、赵青、逄焕勇、我，在教室的男生基本都去了。大热的天，张老师把十几号人带到张家屯后的一块地里。大家一起捆麦子，就是把割倒的散麦子捆起来。虽说人多力量大，还是干了好长一阵子。张老师说：“快回去吧，已经上课二十分钟了。”发给大家每人一 根雪糕。在任成琦的发动下，四五个人去河里洗澡，我也跟着去。等回到教室，已经耽误一个多小时了。 范主任、张老师以教师为职业，说得好听一点，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实际上生活非常清苦，都是庄活人，自己或者上辈人要种田干苦力。在模糊的印象中，范主任好像是民办教师，没有正式编制，不过这丝毫不会 影响我们对他的崇敬。
41 高中二考试前夕
如果说高中一考试有种“掠梢儿”的性质，少部分同学可以提前拿到进入高中学校的入场券，那么对大多数同学来说，高中二考试是真正的末班车。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班主任还是抓纪律，同学们的表现各不一样：有的是争分夺秒，背水一战；有的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行我素，但总体来说不像考高中一之前那么紧张了。 课间操的时候，张红军老师总结“春蕾计划”捐款情况，有些同学根本不听，只管自说自话，我很看不惯。待张红军说完，他却说：“耽误了我背一个政治题。”实际上呢，平时有时间他也不学，只是茶壶打了肚儿——光剩下了个嘴儿。 不用米尺量，我也知道我长高了。六一儿童节去吹口琴的时候，我站在队伍第三排，也就是最后一排，而往常都是站在前边的。王兴成看到我说：“长了，比乍上九年级是高，呼啦呼啦的。”这正是长身体特别快的年龄，可能也是养成生活习惯、确定个人未来走向的关键时期。 在《中学生报》上读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诗《如果》，任成琦说很好，我也全文抄在了笔记本上。这简直就是一部小型的处世指南，其中说，“如果听见自己说出的奥秘，被无赖歪曲成面目全非的魔术，而不生怨艾”，特别能引起共鸣，时常翻看，得到安慰和启发。 大部分时候，我中午趴在位子上睡觉。迷迷糊糊中，耳边有各种轰鸣，吵闹声，板凳拖地声，不一而足，真正入睡的时间，往往很短。有一天，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核实一封匿名信，不知是谁举报某同学，说他吵得太厉害，要他管一管。我实话实说：“这同学闹得并不算太厉害；班里的午睡，一般要一点钟才能开始进行。”张老师道：“看来如果我理种他的话，还冤枉了他。” 我还没走出办公室，就听到同办公室的高义敏老师说：“俺样，董少校长出一头来。”我回头笑笑，赶紧离开了。 上课的安排比较随意，碰着阴天下雨，就早放学；有时候一整天都复习政治，除了背还是背。如果老师不在教室，有的同学敢逃课出去，到西北沟里找借溜龟儿（知了猴），可见乱到什么程度。我想，如果让班主任知道，肯定得挨嘲。 我从台术华那里借了一本少年版的《青春之歌》，足有八万字，一天之内就读完了。外面的世界很大，值得读的书也太多了。
42 解散
离考试还有几天，班主任在班会课上总结了一年来的功与过。他说：“希望同学们能够彼此友好，忘掉以前的恩怨，相互谅解。以后见了，会很亲热的。等到考完试，咱班就要解散了。” 接下来的几天，班主任不知干嘛去了，政治老师当我们的代理班主任。他本来拿着全班同学的准考证，后被张凤翔要去；可能张凤翔要出去办事，又给了王永才。然而，王永才也找不到了。一个班的人在干等着。范主任向政治老师发了火：“他要你就给他？他是老师还是你是老师！”我看了怪不好意思的。 考试仍安排在高密三中。第一天上午语文，下午是化学和物理；第二天是数学和政治；最后一天7月14日，上午考英语，这也是整个初中四年的最后一次考试。下午还是回到学校去，很多人等在校长室门口。四点一刻，苏校长出来，说了招生和存款两件事。以前每个人存过20元钱，现在还给同学们，利息是一元四角。 学校里没有统一安排毕业合影的事，但班主任有着非常高的热情，叫来了摄影师，好像是邱强，我们就到了操场。41个学生，围绕着一个老师。虽然十几个同学不愿参加合影，也没有校长和其他任课教师，不过总算留下了这么个东西。合影的费用呢，每人一元四角，正好是那份利息。班主任说，大概十天后可以到他家取相片。 拍完合影已是七点多，天色慢慢暗下去。空气里荡漾着一种惆怅的情绪。我们在室外发下了团员证和毕业证，那时九年级（5）班的教室已经上锁，不再属于我们。之后大家回家，这个班级就正式解散了。
43 精神上的富翁
毕业照毕竟让人牵挂，过了些日子，我到张老师家去取。他一直住在办公室后边的家属房里，好像是两间。毕业照有三个底版，分别印了十几张，我拿的是董斌笑着露出牙齿的那种，而他拿的则是神情比较严肃的那种。 前面还天天听张老师讲课、骂人、唠叨，忽然间就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会迎来新的学生，我也面对着新的同学和老师。不知出于胆怯、愧疚或者什么其他的情绪，高中三年里，我几乎没去看过张老师。学习的忙碌是一方面，每月才休息一天，可能更多是觉得没脸去，毕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去告诉他。再说了，咱乡下就这样，不兴虚头八脑，没事没活儿的，去找他做什么？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和董斌一起去看张老师。他关心我们火车票好买不好买，最好是从青岛始发站开始买，我说没问题，从高密买也有座位。 张老师仍然把我和董斌当大人看，说：“咱庄活孩子，在外边儿得节约一点，爹妈供应着上学，在地里挣分钱不容易。吃穿用度上，没必要去和城里的孩子比。咱虽然是物质上的贫穷者，但要立志做精神上的富翁。” 这番话在我心里盘桓了很长时间。张老师是通过考学的方式，从庄活地里出来的，对农村劳作的苦楚感同身受。我家里也一直种地，麦假时割麦子，暑假里总帮着家人偎棒子（给玉米追肥），很能体会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做精神上的富翁，就是要超越物质的匮乏和身份的平凡，让心灵更加丰富，性格更加完善。这番道理朴素而有穿透力，直可以叫人一生受益。
44 土庄小学来信
时间过得好快。高中读完了，大学毕业了，转眼工作也一两年了。进入汇丰银行后，我的时间宽裕了一些，虽然收入不算太高，也算是初步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想起张振志老师关于写记叙文的要领“平平淡淡就是真”，还有“立志做精神上的富翁”，我就提笔给他写明信片，简单说说自己的情况，送上祝福，并说过年回去有空一定去看他。 听李春艳说，张老师调到柴沟小学当副校长了，我就按照这个地址把明信片寄出。不久，我收到了张老师的回信。
少校： 已多次收到你的来信，但都因“懒”，未能及时给你回信，请你谅解。 时光容易把人抛，不错的，转眼我已是近四十的人了。想想过去的岁月，确实有不少人生的缺憾，令我嗟叹不已！但唯一能给我安慰和勇气的是有你们这样一些经过我的些许帮扶而学有所成胜于蓝的弟子们在替我圆人生的美梦！人不知足蛇吞象，每每想到此处我已足以满意了。 过去的，总会是美好的回忆，想当初，我的狂妄、严酷，你们的天真、诚恳是一幅何等令人向往的境界！ 羊羊已上初一了，身高已超过她妈，只是比她妈苗条得多，和你们那时一样，对老师一副诚恳的模样，学习成绩也还算过得去。 任老师仍在初中教政治，整天奔波于学校与家庭之间，一副保姆的模样，倒也活得充实，安贫乐道罢了。 我今年九月份由柴沟小学调来土庄小学任校长，整天忙于处理学校事务，应付人际关系，属于不务正业一类了。 你说你的“生活简单又充实”，老师就感到很放心了。“简单”说明你的自信和上进，“充实”说明你会永远坚持不懈地充实自己，提升自我，能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总算很不错了。 机遇总会留给有所准备的人，谁说的这句话一时想不起来了，但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用于30岁以前的人。大上海的良好气氛我想绝不会埋没你这样的人才，鼓起勇气，努力奋进吧，你的眼前定会是一片蔚蓝而绚烂的天空！ “得志时夹起尾巴做人，失意时挺起胸膛做人！”“宠辱不惊，观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赏天上云卷云舒。”就拿这两句小有其理的话让我们共勉吧！ 毫无层次和逻辑地写了这些话，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好在我们不久就要见面了，最后别忘了你的承诺，我还真有点想你了。给你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土庄小学2672129，找我时提早联系，省得再演空城计。
师字 2003.12.8
这封信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熟悉。忽然想到，信封上的那个“南”字不加左边竖画，正是张老师十几年前就有的写法。这叫我相信，尽管世界变化很快，还是有很多东西经久不移。那一份推心置腹，那一种 挚友深情，也都是一样的。他说得那么真诚，那么温暖，叫我这身在异乡的游子看了热泪盈眶。
45 看望
日历已翻到2004年，阴历还是羊年的尾巴。腊月二十八，我约了任成琦、李春艳、张金枝，去看望张老师。打电话商量时间的时候，张老师爽快地说：“好，来吧！我在家里等着。到了三中后门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我，我出来接你们。” 从毕业算起，九年过去了，以往在作文里无病呻吟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竟是那样真实。张老师刚搬到新房子，见到他迎出来，李春艳说：“你看我们老师，走路时胳膊摇摆的姿势呀，身子的偏向呀，一点也没变。看个背影就能认出来是他。”可不是 的，以前我们都见得多了。当他的影子从眼前晃过，沉睡的记忆一下子就苏醒过来。张老师变胖了一点，笑起来也更见爽朗了。 比起在学校里面的那两间小屋，新房子宽敞得多，有很大的客厅。买在三中附近，主要是出于将来羊羊读高中的考虑。她十三岁了，正是我读初一认识张老师的年龄。其实不管城里还是农村，辛辛苦苦工作，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换房子。住在大房子里更加舒适，这个谁也知道，所以我们很为张老师感到欣慰。 张金枝说：“如果不是碰到了张老师，可能我的小孩现在已经会打酱油了，人生的轨迹会完全改变。”初四毕业那年，有一个地方的中专到学校招生，她稀里糊涂就报了名，家人给交了五千块学费。张老师和她同是张家屯的，找到了她父母，劝他们叫张金枝考高中。“就算是这五千块打了水漂儿，也不能叫她去上这个学。”她父母都是农民，听张老师那么说，就变了主意。好在学费追讨回来了。张金枝总是忘不了毕业的那个关口，她也因此说，张老师是她的贵人，在关键的时候给了她指引。在农村，女孩子二十岁结婚不稀奇，算下来，四五岁的小孩可不是能去商店打酱油了？ 他们三个都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唯独我是理工科的本科生，对文学圣殿“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张老师劝我说：“人年纪一大，就渐渐懈怠了。趁着年轻，能考研究生就去试一试，给自己多一种选择的机会。”虽然他对上海各方面的发展未必熟悉，可我听了他的分析，感到十分贴心，仿佛这些话是从他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 任成芹老师说，除了生和死，人生另外还有两个大的门槛是要跨越的，那就是就业和成家。“对于很多人来说，碰到这两个门槛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机会这东西往往很神奇，来无影去无踪；如果机会来了，一定不能轻易错过。”那时我已二十六岁，或许她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劝我们早点谈朋友吧。多好的老师呀。 2004年夏天，我下决心考研究生。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半年后参加考试，我如愿考进上海交大中文系，实现了从理工科向文科的转变，从社会人再次向学生的转变。里面有张老师的一份心愿，也有这次聚会的影子。之后，我读研、留在学校宣传部、出来当记者，一步一步地走，再也没和文字分开。
46 回高密
大家一起看影集，上面有很多毕业照片。一年又一年，张老师不知道已经送走了多少学生。他不无得意地说，就整体水平而言，我们这一级是他碰到的最好的年级之一，有出息的学生特别多。那是他的骄傲，也是我们共同的荣耀。 影集里有非常特别的一张相片，是张老师在昌潍师专的毕业照。那时候，他的身份是张振志。一个班里四十多个人，只有七个离开潍坊回了原地，包括他在内。留在市里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是肯定的。前些年他们曾经聚会，比较差的也已是县民防部的部长了。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开会，旁人“李处长、李处长”地叫着，他却直呼其名，说李默然怎么怎么样。李处长的部下不知张老师的来历，对他说：“这是我们李处长，你可不要叫他名字。”张老师笑了，说：“他不就是李默然嘛，我同学！”在这方面他很看得开，不会觉得自己矮一截。 张老师为什么回高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在读大学的时候，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高密县城的一个女孩子，家境不错，两个人也谈得来。如果留在潍坊，那么几年的恋情一定会随之结束。这样他就回来了，情愿自己做出牺牲。 不过，那个女孩子并不是任老师。张老师家在农村，很清苦。有一次，女孩子的父母为此流露出了不屑的神情，觉得他配不上自己的女儿，张老师便断然决定，拜拜。后来女孩子和他的朋友都 劝他挽回那段感情，毕竟他已经为她放弃过很多也付出过很多。劝说的结果适得其反。张老师说，别的怎么都好说，人格上看不起，那就别谈了。这样，一段姻缘就散了。 后来，张老师的一个同事说给他介绍对象，他摸出随身带着的医疗证，说：“上面有我的照片，叫她看看。中就见个面，不中拉倒。”通过那张一寸的照片，任成芹老师和他认识了；见过一两次面，他们就定了亲。张老师真正是那样的性情中人，不轻易爱上一个人，相爱了，就义无反顾，好好珍惜。 留在潍坊的那些同学，很多人各方面能力不如张老师的，后来却发展得很好，官当得大，钱也挣得多。张老师对此颇有感慨。他从来都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只是想，在不同的地方，发展机会很不一样。“落在了高密，再怎么样你也就是高密的水平了。吃教育这口饭，最好的情况，你注定只是教育局副局长，局长是留给党政干部的。要想再跳出去，跳不起来了。这就像一块豆腐掉在地上，怎么打扑它也只是块脏豆腐。”什么行当都会有个群居效应，昌潍师专毕业的人在潍坊很吃香，校友之间也有互相提拔帮助的意思；但在高密，势力大的是高密师范，尽管只是中专。大专的人才到了这里，只能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 牢骚归牢骚，张老师在本行还是做得非常出色。2002年他在镇中心小学当了半年副校长，分管一个独立的校区；2003年他就成了校长。土庄小学里有30多位老师，500多名学生。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了，他的工作事关孩子的理想和前途，他的光彩和局长处长们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任老师烧了很丰盛的饭菜，我们得以沐着冬日的阳光，大吃大喝，谈天说地。眼前是往日的同窗好友，还有维系了十二年情缘的老师。如醉如醒如梦如幻，半生快乐尽汇于此。
47 再相逢
这些年，我和班上几个同学走得比较近。任成琦有个姨是董家庄的，和我家只隔着两三户，每年正月他去走亲戚，都会到我家玩。他不断在进步，让我觉得受到激励。年初二我去朱公舅舅家回来，也总会去张家屯绕一圈，找张金枝聊聊，在她生小孩之前，年年如此。她把脸上的痣点去了，可知不再满足于当个假小子，颇有女人味。 一年寒假，鹿洪林在家设宴招待初中同学，满满一大桌。九（5）班的有任成琦、柳桂栋、台金福和我，另外还有别班的任志成、范金超、郑连一等。多年部队生活的历练让鹿洪林褪去了娇气，变得更加豪爽。就凭这份同学的情谊，去年我碰到一点难事的时候，他果断出手相助，特别仗义。有段时间柳桂栋在上海发展，我和他约了喝酒，还在他那里住了一晚。几年不见，他当过歌手，又摇身一变成为导演。不久，他去广州发展了。 对于那一批同学和老师，分散是常态，相见则来得非常困难。我也曾想过，拉几个人去看看张老师，不是这个没回家，就是那个没空。心里想：不是前两年刚去看过嘛，下年再说。这一拖，又过去了九年，直到2013年正月。我和张金枝、李春艳去看望张老师，被任老师留下吃饭；任成琦当天实在没空，是过后另去的，我陪着他。四个学生凑起来尚且不容易，别说是一个班的同学了。 张老师一直在土庄小学当校长，没换过地方。原本打算羊羊上高中方便点，结果没多久三中就搬到了高密，变为康成中学。她已大学毕业，是英语专业，正在找工作。任老师希望她去培训一些实用的工作技能。 这一次，我们听张老师说了他教我们之前的故事。
48 史前史
张振志老师弟兄六个，他是最大的。在高中的时候，他学习很优秀，但在考场上出了问题。因为前一天没睡好，答着答着地理试卷，睡了过去。等醒过来继续答，紧赶慢赶，也只完成了一部分。本来可以考88分的水平，他只考了48分。差一点就上了山东广播电视学校，结果只上了昌潍师专。 不过，就算这样，他也是全班58名同学中，考进大学的5个同学之一。 “那时候要是下了学，管什么都不是，牵牲口也牵不好。”张振志老师回忆起他的青葱岁月，“那时候我和俺大大穿棒子，结果卡啪卡啪，棒子倒了一大片。俺大大说，‘咱不穿了，回家。’这样我牵着骡子，他扛着犁具，往家走。那段路得四五里。过后再去穿，还得走半天。” 从昌师毕业时，张振志老师进了高密三中。学校要他去张家墩教复习班，他不肯，闹了矛盾，这样1988年11月进了柴沟一中。他有机会去山东教育学院进修两年，那基本就在济南留下了。张老师说：“那时候我二十四岁了，出来就二十六了。和任老师没什么感情基础，让她等我两年？不太可能。她会担心，把她扔了怎么办？”这样就放弃了进修的机会。 还有一次是1993年左右，三中校长李新龙让张振志老师去，说：“柴沟一中给你的条件，我都给你。”起初他答应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一中把张老师提了副主任。他跟李新龙说：“一中是我的恩地，我得报恩。那我就不去了。” 过后，张振志老师和李新龙在一个桌上喝酒。当着很多人的面，李新龙倒满一杯，说：“你给我喝了它。”张老师端起来，咕咚喝下去。李新龙接着又倒了一杯，说：“你再给我喝了它。”张老师又一饮而尽。一个桌上的人疑惑，平时张振志性子那么爆，谁也不服，怎么会这么听李新龙的话？张老师自己心里明白：“我拆了他的台，答应的事没有做到，所以该挨他的罚。” 去潍坊也有机会，张老师和任老师一起，不过最后也还是没去。 当初年轻气盛的小伙子，转眼成了年至半百的中年人。就像他曾教导我们的那样，平平淡淡就是真。他说不后悔，这可以作为他错过各种机会的一个交代。因为他走得踏实，守住了做人的本分，摸摸胸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9 逝者
从已经联系上的同学看，九年级（5）班成绩不孬，包括八个研究生在内，考到大专以上的学生有十九个。这组数字足以跟一个高中班级的升学情况相媲美。同学中有大学到小学的各级老师，有记者、画家、军官、警察、 医生、会计，还有一大批人自主创业或做别的工作，创造着各自的幸福人生。 让人非常悲痛的是，已经有三位同学过早地告别这个群体，离开了人世，他们是邱圣洁、蒋立辉和李杰。三个人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是那样的清晰。邱圣洁长得很帅气，总是笑眯眯的，不太爱学习，吹口琴倒是很认真的。拍毕业照的时候，他就在我旁边。 蒋立辉更多被大家称为“老蒋”，老实巴交，本本分分，从来不会去算计人。李杰外号“大鼻子”，是班里人的活宝，成绩不太出色，倒也规规矩矩，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他们三个都因车祸去世了。 2000年，邱圣洁开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去世。 2004年，蒋立辉在路边等车，一辆大货车上的集装箱突然翻下来，夺去了他的生命。李杰的事情发生在2012年，李进告诉我，李杰家在胶州，工作是在烟台给台历福叉车做售后服务，他和另外两位同事不幸在一次车祸中同时丧生。 去年我妈妈也因病去世了，痛心之余，我也在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反复思考生与死的问题。生命是一个过程，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终点，那就是死亡。只不过这个结局有时来得早一些，有时来得晚一些。生者从逝者那里得到寄托，所要做的是珍惜当下的日子，努力活得更加精彩，更有意义。
50 尾声
正月里准备去看张老师，我和张金枝商量要带什么东西，没啥好主意。现在不比二十年前物质上很缺，吃的喝的谁家都有，想要什么东西，在县城甚至柴沟都能买到。我说：“这次随便买点酒带过去好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写点东西，编个集子， 当做礼物更有意思。”张金枝说这么办很好。再问李春艳和任成琦，他们都答应写。今年恰好是张老师五十岁，那就用祝寿的名义。 以前写过张老师，这次我想写得更全面一些，更生动一些。这样，我把初四时候的日记带到了上海。要动手并不容易，从清明拖到五一，过些日子再过些日子，一直到暑假才开始写。微信朋友圈的朋友不断晒出去英国伦敦、四川九寨沟的图片，我想，他们在享受着空间的旅行，而我是在进行一次心灵的考古，穿过时光的隧道，在1994年8月到1995年7月的日记中探索寻觅。12册简陋的日记本，有11本是用封窗纸或者印了横线的纸自己装订的，留下了少年生活的片断。初中的黄金年代仿佛心灵的故乡，茂盛葱茏，充满了阳光和绿意。翻动着脆薄的纸页，我好像重新过了一回青春。 我是谁？我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庄活人。因为干不了扶犁具、杀棒子秸这些重活，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虽然生活习惯、工作内容带上了城里人的印记，根本还是农民的后代。当我回想少年往事的时候，一方面很忧伤，叹息那闪亮的日子不再回来，一方面也很愉悦，思考“我是谁”的问题，想想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回望从前，心中涌动的是感恩，是珍惜。在懵懂的少年时代，我有幸遇到一批好老师，得到鞭策和鼓励，没有长歪学坏，为后来的谋生打下基础。他们在安于平凡条件、追求高贵精神方面的熏染，更是让我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世俗的生活，感受到某种永恒的、带有神性的东西，长久地受益。 谨以五十章短文，献给五十大寿的张振志老师。
2013-7-31～8-17初稿，8-27一改毕，9-30改定
感谢周慰、任朝霞审读修改稿件。 本文收入《芳华凝韵——张振志老师五十寿辰纪念集》。封面 │ 后记
柴沟一中95班合影。1994年7月14日
张振志老师在土庄小学。2013年9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