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精用弘，文质彬彬——孙慰祖《可斋论印四集》读记

取精用弘，文质彬彬

——孙慰祖《可斋论印四集》读记

　　董少校

　　一个人，可能对整座博物馆的收藏与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甚至由自身的学术造诣而改变一个学科的前行方向。如方闻教授在中国艺术史领域成就非凡，长期任职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不仅光大两座博物馆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而且在美国首创中国艺术考古博士研究培养项目，成为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里程碑式人物。在上海，也有一位学者扮演着与方闻类似角色，独立担纲上海博物馆“中国历代印章馆”的展品体系与论述体系，在国内开创中国玺印篆刻陈列之先河，并完成一批有奠基意义的印学论文与专著，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他就是印学家、篆刻家孙慰祖先生。

　　几十年来，孙慰祖勤于攻艺，敏于治学，眼前的《可斋论印四集》是他的第四部玺印篆刻研讨文稿汇编。书中收入他在2007年至2015年间的学术论文或文章37篇，附录3篇，除一篇外皆曾公开发表。就论题年代范围而言，孙慰祖论文体势宽博，上自玺印起源，中及秦印与隋唐官印最新认知、明清文人篆刻家的艺术特征，下迄1949年至1976年当代印人的群体转型，构成一条纵观古今的时间链。从论述视角来说，孙慰祖探讨封泥的考古学意义、铜石竹作为印章材质的变换进程、玺印断代鉴赏辨伪方法、个体与群体艺术家的篆刻风格等，构成规模宏阔、包罗万象的印学研究体系。从取材与持论看去，此著堪称力作。

　　《可斋论印四集》显示出孙慰祖在印学研究上的“两个结合”，即将考古学与文献学相结合，将艺术风格研究与社会文化研究相结合，从而彰显作为研究者的鲜明个人特色。相对冷门的封泥是孙慰祖多年关注的课题，本书中收入专论达7篇之多。他梳理得到此领域的研究综述，从实物出发，结合文献，得到更多的结论。特别典型的是由封泥确认补充秦郡设置，通过还原残缺封泥而推断马王堆三号墓主。条分缕析，“工匠精神”蕴蓄其中，让人感受到学术研究所特有的秩序感与美感。孙慰祖主张依据字体书体、玺印自名、官职地名、形制印式、铸刻工艺综合为古玺印断代，在他的印学研究中，考古学与文献学互为支撑。

　　风格研究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家那里已有诸多实践，罗樾的青铜器研究、方闻的古代绘画研究蔚成大观。讨论明清文人篆刻时，孙慰祖虽很少借用西方艺术理论名词，他重视篆刻风格的思路却隔空与之暗合，并与传统社会文化研究相结合。在研讨吴让之的篆刻审美观时，孙慰祖从吴让之打过评语的一方方印章出发，审视作品的线条、字法、结体，并结合其印谱题跋、师承关系得到结论，赵之谦“摆脱了以秦汉印式模型为至高境界的束缚”，“接受了邓石如以书入印、印从书出、以刀代笔、不假雕饰而崇尚自然神采的旨趣”。探析吴昌硕的代刀现象时，认定徐星州代刀是以边款文字记录为主、风格分析为辅，认定吴涵代刀时则主要依赖风格分析。署款苍石的“东震溪堂”印曾被收藏单位判为伪作，孙慰祖依托吴昌硕一生不同阶段的篆刻特征而推翻陈说，判定为真，风格分析法绽放异彩。

　　孙慰祖的印学论文读来朴实无华，却带着深厚的穿透力，引人入胜。这首先来自于他严肃的态度和扎实的研究，用情笃诚。对于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孙慰祖说“我曾对陈敬第序191册本《印举》做过统计，收印面为10407方”，上万方印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工作何其浩繁，在他那里只是轻轻一句话，读者体会到的则是“干货”。对于解放初期上海报纸刊登篆刻家润例几近匿迹的状况，书中说“与1925年至1936年各报刊出篆刻润例者94人、106人次形成显著对比”，同样略去了对于查阅大量资料的描述，正可谓披沙拣金，取精用弘。

　　诚然，《可斋论印四集》总体上文风素朴，却也不时透出孙慰祖灵光乍现的神采。说到“文革”期间上海篆刻活动趋于沉寂，他引用苏轼《蝶恋花》词句“笑渐不闻声渐悄”，化解了特定语境中的沉闷气氛。2012年初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访学时，孙慰祖在日记中写道：“正是台北多雨的季节。入夜，出奇地静，只有雨落在山林中淅淅沥沥地响。门前的路灯亮着，很耀眼。一只壁虎久久伏在床上，似乎打量我什么。”白描式的文句舒缓优美，令人心折。日记文体与远离故土的环境释放了孙慰祖的性情，体现出他在学人之外，作为文人、诗人的那一面。“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流畅的行文为全书赋予别样的魅力。

　　不管艺术家还是学者，都是用作品说话的。《可斋论印四集》厚重得像一块砖，面对这些跨越古今、旁涉多个学科门类的文字，读者要完成通读尚且是一种考验，一句句写出来需要何等的毅力与识见。这些年孙慰祖从事篆刻创作、外出讲学、组织青年人才培训、参与书法篆刻团体活动，未曾懈怠的是篆刻创作与玺印篆刻研究事业，守住寂寞，坐得冷板凳。一篇篇论文发表了，第四部文稿合集出版了，称他为印学研究劳动模范实不为过。孙慰祖说这些文稿“少数人有用，还有少数人偶而有用”，从“少数人”可以感受到他的自嘲与自谦，落脚的“有用”则体现出他的自信与自重。他将艺术家与学者两种身份合而为一，走在当代玺印篆刻研究的前沿，为上海印人在学术版图上赢得了一大板块。若干年后回看，孙慰祖的印学成果当得起“有用”的评价，不会有任何疑义。

　　（《可斋论印四集》，孙慰祖著，吉林美术出版社，2016年8月）
　

　　（刊登于《印缘》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