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肠劲笔写春秋

柔肠劲笔写春秋

——再读《往事并不如烟》

文/董少校

时隔六年，我再一次读完了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再一次陷入深沉的怀想和悲凉的感叹之中。上次是读研期间在学院资料室读到的，管理员特别告诉我，这本书和《中国农民调查》一样已被查禁，虽然没有强制收回，却不再重印，市面上买不到。前些天朋友韦小宝去台湾访游，走过诚品书店，我请他带了《往事并不如烟》回来，时报出版，繁体竖排。阅读过程远非想象中的艰难，内容的精彩盖过了文字排版的不适应，成为思想的畅快旅行。反右那段历史跌宕起伏，作者抱着极大的同情心去描述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些“反面人物”，公报文件中的平面事件变得立体生动，冰冷的历史具备了滚烫的温度。

民主党派是以中共同盟军的角色进入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双方有过短暂的合作蜜月期。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热情不断高涨，中共则追求在政治版图中发挥绝对主导的作用。1957年，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开展起来，民主人士欢欣鼓舞，为国家建设发展踊跃建言献策，谁知整风骤然转为反右，一批批有识之士被强行戴上右派的帽子，革职抄家，妻离子散。正如章诒和所说，对于章伯钧等深谙西方法律政治、以职业政治家自命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政治生命在1957年6月8日就结束了。这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拉开序幕。

经过反右，中共“一家独大”的局面得到强化，民主党派则进一步靠边站，成为政权的摆设。那些振聋发聩的言论，慢慢成了遥远的绝响。不管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还是储安平的“党天下”，都是在反对一党专政、党政不分，要求创造条件监督批评政府，发扬民主，避免专制。罗隆基说“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更可谓一针见血。这些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人看得明明白白：“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时至今日，“反宪政”成为主流话语，哪里还有谁敢质疑无处不在的党委？纯粹资料汇编性质的《历史的先声》尚且不见容于当局，言论的空间大大地萎缩了，

作为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亲历了父母被打成右派的整个过程，见证了一大批贤达名流的荣辱浮沉，还受到家庭牵连，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遭遇十年牢狱之灾。然而思想是不能改造的，她“固执”地为父亲的右派身份感到自豪，为那些被污辱践踏的大右派鸣冤叫屈，对毛泽东及中共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做法嗤之以鼻。这也为《往事并不如烟》奠定了感情的基调。章诒和有一颗深受伤害却未曾沉沦的强大的心，对政治失意者投以理解的同情，赞美落难英雄的胆魄、识见和崇高精神境界，同时批评个别人卖友求荣的行径。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以侠骨柔情和如椽巨笔再现了反右的历史风云，堪为时代良心。

《往事并不如烟》六篇文章描绘了一群人物，浓墨重彩，见人见性。史良的故事在赞赏中突然逆转，反右运动中她果断亲共弃友，真实而残酷。张伯驹夫妇、康同璧母女那里有着老派的优雅，他们的高标人格不是来自家庭出身或外部物质世界的赐予，而是源于内心的自我约束，待人接物有着推心置腹的赤诚，是一种真正高贵。这些品行和所蕴蓄的社会风气在中国大地延续了许多年，让人痛心的是，经历战乱和一次次的革命、运动，变得稀薄乃至消弭殆尽。聂绀弩经历过政治的迫害和家庭的背叛，其隐忍和抗争让人不胜唏嘘。像罗隆基的潇洒浪漫，储安平的书生意气，章伯钧的沉稳大度，都让人过目难忘，回味良久。

春秋代序，世事变迁。尘埃挡不住洪流的奔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虽然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划为中央级右派，未获平反，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他们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付出了个人的牺牲，不愧为鲁迅先生所称誉的“中国的脊梁”。

2013-8-3

附：

《往事并不如烟》摘抄

章诒和著，董少校摘

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经历了天堂、地狱和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P44《自序》）

咱们这儿总喊“解放全人类”，却残酷地践踏身边的人。（P45《自序》）

储安平素无操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中国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P91《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势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P101《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他（储安平）还告诉父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 （P110《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 （P130《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帐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章伯钧）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成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疑。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P135《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父亲始终确信他（储安平）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共产党制造的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经没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P139《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P152《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P156《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怎就穷凶极恶起来？（P157《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另一方面是出身、修养、禀赋、常识、品行、爱好、趣味等诸多因素在他（张伯驹）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P169《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P193《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十年后，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政府和党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P204《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则来自那悠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P208《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贱我，我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P210《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 （P239《康同璧母女之印象》）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邀请章伯钧和章乃器做客）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连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P250《康同璧母女之印象》）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P256《康同璧母女之印象》）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优雅的举止，纯良的品质，处理日常事务的稳妥周全地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P264《康同璧母女之印象》）

尽管这些人必须听党的话，坚持政治挂帅，读毛选，背语录，去过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私人化的日子。（P278《康同璧母女之印象》）

接着，老人（康同璧）霍地起来站到我跟前，说：“不要看现在你爸爸倒楣，他的命终归会好。别看红太阳现在红，连他的夫人也红，将来这一家人的命，都不会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话、老实话、正经话。” （P284《康同璧母女之印象》）

六〇、六一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 （P324《聂绀弩晚年片断》）

他（聂绀弩）能恪守良知，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使思想拜托外力的操作，回到了自身的轨道，并开始了自由的吟唱，这正体现出聂绀弩的见解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P339《聂绀弩晚年片断》）

聂绀弩一生积淀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华民族经历的所有血泪与艰辛，但历史毕竟提供了客观，时间最终显示出公正。（P345《聂绀弩晚年片断》）

罗隆基读罢，也沉不住气了，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他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父亲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P352《罗隆基素描》）

对盟章总纲里是否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精通政治学和法学的罗隆基是看得很重、很重地。因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识和政治概念里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事后，他遗憾地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 （P360《罗隆基素描》）

研究“五七”反右运动史的人，都在寻找毛泽东在十五天的时间长度里，决定由整风转为反右的具体原因及其文化心理因素。据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罗隆基讲的那句“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伤了脸面，刺痛了心。当然了，老人家势必要记恨的。因为罗隆基这句政治话语，表达的却是一种最深刻的文化歧视。（P369《罗隆基素描》）

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后的民主党派工作，似乎只剩了两项事情，即政治学习和学习政治。（P377《罗隆基素描》）

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就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P382《罗隆基素描》）

关于思想改造，记得他（罗隆基）还曾半开玩笑地对我做过一番解释：“小愚，你知道吗？思想改造这个词，在西方叫作洗脑。就是把原来装在你脑子里的东西掏出来，灌入官方认可的思想意识。” （P384《罗隆基素描》）

罗隆基接过话头，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支持我们的。他们也接受‘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且特别指出要先实行政治民主化。现在看来，执政的中共也步国民党之后尘，上得台来，就把自己的政党自命为‘国家’。” （P386《罗隆基素描》）

父亲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罗隆基）的话：“面对武力起家的共产党，书生的思考和民主党派警觉顶个屁用！” （P387《罗隆基素描》）

但一九四九年前的毛泽东，为夺去江山的需要，是把他们当做社会的中间派来争取的；而一九四九年后稳坐江山的毛泽东，则把民主党派等同于右派，视为打击对象了。所以，四十年代的闻一多，成为中国民主派的英雄。而五十年代的罗隆基做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只有去充当挨打的反面角色了。（P402《罗隆基素描》）

他（章伯钧）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地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P414《罗隆基素描》）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份，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份而自豪。（P415《罗隆基素描》）

最珍贵的东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中国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P445《越是崎岖越坦平》）

链接：古井里的温情——《往事并不如烟》读后

《往事并不如烟》书影。台湾时报出版，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