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逸刘佳林

（一）

没有什么来由，最近我的脑袋被刘佳林这个名字占满了，好像有种力量在驱动自己写点什么。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青年教师，副教授。早就听朋友说起过他，长于讲授西方理论；考研面试那天第一次见到，清清爽爽一位书生，很温和。入学以后，为了对侯选导师多一些认识，我去旁听刘佳林的课，不听则已，一听就被他给迷住了。

刘佳林问台下的同学：研究生做论文追求的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吗？他笑了，接着慢悠悠地自我回答：“那只能作为一种期待。面对你要做的题目，如果能让材料尽量丰富一些，说法上更严密一些，就很不错了。”新来乍到自信满满的我就像喝了一副清凉散，退去了虚热，对即将开始的读研生活多了几分心理准备。学问得靠苦工夫，不是光有热情就可以做下去的。在这次课上，刘佳林还提到很多新颖的观点，让我感到耳目一新。比如：“政治和性是判断媒体自由程度的标志。”“每个生命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要保持灵魂的自由和平等。”见识短浅是一种让人苦恼的状态，当各种新思想如雪花般在眼前纷纷飘动时，心头便充溢着无可言说的喜悦。刘佳林的课让人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思考的快乐，他也给我留下一种超然、洒脱的印象。

在我第二次去旁听的课上，刘佳林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统治阶层争取或构建文化的霸权，主要不是通过强力来完成，而是借助于舆论机关、文化团体的力量，通过‘同意’来实现的，他们会尽量避免强力超过同意。他列举的例子是对法轮功的围剿。一时间，法轮功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看上去是群众自发的呼声，这其实是当权者营造出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小到二人之间的交往，大到“反右”、“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让人点头表态的过程中，权力得以实现。因为每个人都在经历，这种说法看上去很平常；可是一经点拨，就会对自身及他人的处境有一种更清醒的认识。刘佳林还说：对文化霸权的争夺从来就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这些观点或许是他独创的，或许是引用了其他学者的成果，都让人有所启发，获益匪浅。

中文系是在新生入学一个月后确定导师，学生和导师之间实行双向选择。我很看好刘佳林，填报志愿的时候却没有选他，当然也没能和他配对。这主要是因为，刘佳林带的学生需要有外语专业背景，如此才便于阅读外文原著，进行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而我不符合这样的条件。知道他以后还会开类似的课程，导师确定后，我的旁听便暂告一个段落。在我的心目中，前两次课拉开了一道序幕，露出亮光，相信将来从他那里接受到的东西会更加精彩。

（二）

事实也正是这样。刘佳林为2005级研究生先上《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后面又开设了《文化研究》和《专业英语》两门课。整整两个学期，我一次课也没漏，跟随刘佳林的引导，陶醉在那种思辨与吸纳相融合的乐趣里。

“单靠中国古代文论没办法面对当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一定要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而且，要回到原点，在文本细读上下功夫。”2006年2月20日，在西方文论第一课上，刘佳林向我们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有时候自以为懂得很多，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内行人一听就知道，说来说去其实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没多少新意。文学批评离不开理论资源的支撑，通过尽可能多的阅读以增加知识储备，这是一名中文系研究生必须做的工作。刘佳林开过很多西方文学理论方面的参考书。因为很多同学本科时并非学中文科班出身，所以这些阅读多少带有补课的性质。刘佳林以过来人的口吻说，读过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之后，你就会知道很多书根本不值得一读。不过他丝毫没有大腕的架势，并不把读这些书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强加给我们。他开明地说，如果原先已有读书计划，可以不跟老师的思路，而沿着自己的计划走。

刘佳林也在课堂上展开文本细读的工作。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探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寓言”。一般同学都能看出囚徒面临的困境，把墙上的影子当作了生活的真实，这是不应该的；有的同学从“要敢于打破常规，要勇于面对改变”的角度展开阐述，也非常精彩。刘佳林则进一步指出，相对于现实来说，文学是一种影像，而“洞穴寓言”作为影像叙事何以能够讲出真理？在推崇《理想国》的同时，读者不知不觉陷入了柏拉图设置的“不能相信影子”的圈套。这是一个寓言，也是一个悖论，带给人们智力和精神上的愉悦，耐得长久的回味。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领略到了文本细读的妙处，也深深佩服刘佳林带领学生登堂入室的高超技巧和潇洒姿态。

说来，《专业英语》这门课更能体现授课中的文本细读的特色。刘佳林找来他曾经翻译过的英文著作《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benticity），在课堂上让我们逐句逐段地翻译。因为先前已经做过这项工作，哪里怎么翻，哪里有陷阱，他都了然于胸。原著是很新的西方文艺理论，刘佳林的外语功底又十分了得，所以同学们会觉得上这门课能够得到双重的收获。他也把《追忆》导论的前半部分拿来作教学材料。以前我学英语，只觉得它是工具，阅读中绝少感受到文学的乐趣（与二三十年代朱光潜、徐志摩那一辈相比，对英语的感受能力大大退化了，很惭愧也很无奈）；但在这一次，我体会到了。《追忆》（Remembrances）文笔优美，读上去有点障碍，总体感觉却非常舒服。其中引用的英文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特别有一种让人回肠荡气的美感。因为这个引子，我顺便关注了作者宇文所安，后来读过他的《追忆》和《迷楼》两部著作的中译本，欢喜不已。

要在一个学期内讲完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的西方文论，眉毛胡子一把抓是断然行不通的。刘佳林自有一套清晰的思路：先讲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些老祖宗，然后直接跨入20世纪，分析几种影响较大的文学思潮和批评理论。他说：“我们学习一门课，除了打好基础，还要迅速进入这个学科的理论前沿。”这实在很有见地，也体现了对学生负责的态度。除了以前听说过的弗洛伊德、福柯，我还从刘佳林那里新认识了弗莱、皮亚杰、雷蒙·威廉斯、乔纳森·卡勒、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一批卓有成就的批评家，眼界大开。刘佳林好像和那些批评家都是好朋友，对他们的师承关系及作品特色了如指掌。他要求同学至少掌握一个派别的理论观点，这样开展文学批评时不至于无处下手；同时他也指出，一部作品可以阐释的空间往往是有限的，单一的理论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每每在接触新学者、新理论、新流派的时候，我就禁不住愧疚于自己见识的浅薄，也越发对王小波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深有感触：“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站在茫无边际的知识海洋面前，顿觉自身的渺小，心头不由涌起好好学点什么、做点什么的念头。或许是造化的成全吧，刘佳林为我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把我领到一片神秘而奇特的境地。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也是我的福分。

有的人会说：“不必给我讲那么多，我讨厌理论。”意即不学西方理论一样可以做好文学批评。刘佳林一眼就能抓住这种观点的要害。他说，总会有一个理论在影响着你，所谓讨厌理论，实际是不愿意接受新的理论，而无形中你已被陈旧的理论框住了；对于文艺学领域的同学来说，那很可能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学过新理论就像有了重新看世界的眼睛，获得打量世界的新角度。刘佳林告诫我们，不能偷懒，要学会思考，把那些take for granted（想当然）的东西打碎。他站得高，所以看得远，对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一点就破。这很像传说中的武林高手，见招拆招，用不了几个回合便可以制服对手。闭上眼睛想想，这位大侠玉树临风，身姿飘逸，实在令人佩服。

（三）

对于教师的职责，韩愈在《师说》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位好老师会把知识教给学生，解答他们的疑问，并且告诉他们做事与做人的道理。在我看来，刘佳林就是这么一位好老师，不仅手把手把西方文学理论传递给同学，而且教导他们，作为中文系的学生，该怎么说话、怎么作文才合适，通过言传身教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

在刘佳林给学生的忠告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这样的：“参加讨论或者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有几分道理就说几分道理，不要拉拉扯扯，最忌讳的是一开始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从气势上把人压倒。”他是在给一类做学问走了偏路的人的画像，包括我在内。我偷偷地想：刘佳林一定是有感而发的，身边的例子就有很多。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最喜欢谈一些很大的命题，好像自己就是权威，道德上无懈可击，实际呢，通篇云遮雾罩，东拼西凑，谈不出什么子丑寅卯。学问就是学问，需要一种平等对话的气氛，需要把别的说话人当回事，这样才能真正把自己当回事。后来我读别的书知道，“反右”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用“政治正确”来掩盖自己治学上的不足，打压真正的学问大家，实在不怎么高明。如果学问不上数，你有点自知之明，这样还是会赢得尊重；如果老是吹牛说大话，摆出一副“我是老大”的架势，真正的内行会笑话的。与之类似的，刘佳林还说过：“要尽量避免说话中的炫耀倾向，不能为了一味的求新求异而不顾事实。”但凡开口多少都带有炫耀的意思，不过程度上可以有分别。他的意思是，要尽量实在一点、谦虚一点，这样说话会更有分量。这实在都是富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的良语箴言。

对于时下的文学环境，刘佳林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曾经说过，现在的大学生在一起往往谈论打工怎么样、考英语怎么样，老师呢，凑在一起会说起房子、股票，却都有过约定似的，对各自的研究对象闭口不提。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那样，把小说、诗歌或者西方文论作为共同话题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说这话的时候，不知刘佳林有着几分调笑、几分心酸呢？

刘佳林是研究纳博科夫的专家，在多家有重量级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他主持的课题“纳博科夫小说论”曾获得学校的社科基金资助；可是在课堂上，他绝少提起这位作家，印象中只有一两次吧，好像他对纳博科夫从来没关注过似的。那是一块自留地，他守住了，哪怕对学生这样有很多共同语言的人，也不肯轻易拿出来。古话说：“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这和收藏家的情况有几分类似，看家宝贝一般秘不示人，除非来的是贵客、至交。我觉得，这份低调恰恰是一种自重，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胸襟和内涵。赵树理家里有很多外文书，但他的小说里丝毫不提外国；唐诗不太用典，这并不表明他们不知道唐代以前的典故，李白、李贺的诗歌里自有一股元气。作家阿城说：“知道而不显出，是一种修养。”（参看查建英著《八十年代访谈录》）由此也越发见出刘佳林的超逸了。我想，要对一个人作评价，不光要看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没说什么。

在如何写学术论文方面，刘佳林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打开目录看看，就知道有些同学的硕士论文很差劲，因为明显是材料的简单堆集；扫一眼注释、参考文献，再读正文两三段，就基本可以判断一篇学术论文质量怎么样；有的只看题目就会有感觉，如果一个同学的硕士论文是《东西方女性主义研究》，那必定很空，泛泛而谈，没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们，要写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不去国家图书馆是不对的；对研究西方文艺理论的人来说，不读外文原著是不可思议的。两年半的时间毕竟很短，在学术的起步阶段，要选择一个小点的题目，把论文建立在扎实的微观分析基础上。开题之前最好先做学术综述，寻找与学术前沿进行对话的可能。这有可能吃力不讨好，对前人的研究望而生畏，不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妄自尊大。或许，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长期浸淫与丰厚的写作实践让刘佳林炼就了一双精准而刁钻的眼睛。眼光的背后是学识，他的观点能站住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学问做得很到家。

《文化研究》课没有考试，每人只要写一篇与上课内容有关的论文。学期结束前，刘佳林让学生说出自己将要写的题目，有可能的话也介绍一下前期准备，大家在课堂上议论一番，看看是不是可行。这好像硕士论文开题报告的预演，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我想写的内容是网络搜索与知识生产方面的，刘佳林建议我看一些引得方面的书，可以借助于此在网络搜索与知识生产中间建立关联。论文我写了，题目是《网络搜索：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他给判的成绩还不错。我个人觉得，文章的关键地方欠严密，犯了追求面面俱到的毛病，总体说来很粗糙。

后来，我在论文里增加了一些材料，把它作为在牛马读书社（上海交大的一个以研究生为主体的小型学术团体）作讨论的蓝本。不少朋友在听后提出意见，有的我吸收进去了，有的无能为力。我把修改后的论文再给刘佳林看（这时距结束《文化研究》课有四五个月了，评分也早已完成），他在电话里向我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你对‘知识’进行定义是多此一举，自讨苦吃；‘知识生产’或‘知识生产方式’有必要辨析一番。原有的论文太四平八稳，创造性方面有缺陷。写论文可以是让别人知道的东西变得更清晰，但最好是贡献一种新的想法。”他说得很委婉，我能明白。在电话里，刘佳林的观点很精辟的，我听来鲜活而启发心智。他说：“搜索引擎超越了学科的限制，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图景，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例如，它可以帮助实现文学与宗教的联姻。”

完成课程作业的过程让我受益良多。网络搜索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自己玩一玩也好，至少可以长见识。何况我还因此而成为讨论班上的主讲人呢，把自己的心得拿出来，和众人分享，并接受评判。包括写论文前面的资料收集、中间的论证推导以及后期的修改补充，都是一种学术的训练，可以体味到其中的甘苦。读研阶段有这样一段经历是必要的，于我而言，也非常幸运。

这篇经过几番修改的《网络搜索：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凝结着刘佳林的很多付出，我带着几分侥幸心理向外投稿。事实上，要发表很困难，我自己也明白，它达不到正规学术期刊的要求。最后的结果是，西北地区一家杂志给我邮件，要我交一笔版面费，把它发表在2008年的增刊上。如果它真的变成铅字，将会成为我的学术论文处女作，这未免有点不光彩吧。我仔细想想，还是算了。

（四）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词比“俊逸”更适合形容刘佳林。读中学的时候，我通过杜甫的诗《春日忆李白》而知道它：“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风格即人，李白的诗歌和为人处世都流露出倜傥浪漫的气质和神韵。刘佳林很低调，这份低调同时意味着自知与自重，虽然看上去平平常常，却有一份厚重的底子在作支撑。他是一位穿行于芸芸众生的武林高手，也是一位生活在凡俗世界的云中仙人。

浏览上海交大新闻网可以知道，刘佳林是交大青年教师联谊会的活跃分子，经常参加学术以外的社会活动。他曾为学生党团员作人文演讲，也曾作为青年教师代表赴青浦区部队，为官兵进行文化政治思想培训和心理辅导。刘佳林对学校的发展也非常关注，参加过团市委的网络工作调研，还领衔“校园文化建设”课题组，执笔完成有关调研报告。今年春天，我要写一篇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报道，对他的报告有不少借鉴。

刘佳林的才华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听他讲课是很享受的事。他说：“新批评在（20世纪）50年代严肃而高贵地死去了。”里面有对新批评地位的肯定，也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毕竟，历史在发展，理论在更替。他带我们领会诗的含义，领会文学的含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的张力，“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中的悖论，“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中的含混……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修养未必是在作品中一下子体现出来的，它贯穿在上课的过程里，融汇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

刘佳林的作品我只读过两篇，当时都没有发表，一篇是文学评论《诚与真的历史文化脉动》，另一篇是散文《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后者是他为一位师弟写的悼亡的文字，非常短。忘记是什么起因了，他在课上说起了师弟的自杀，也说到了与生死有关的很多事情。情到浓处，课堂气氛变得沉郁，每个人都很受感染。课后，我们几个同学就去向刘佳林讨要这篇文字。读过一遍之后，悲痛几乎把我压垮，眼前一片昏黑。自己仿佛成了刘佳林的化身，亲历了师弟的死亡，兔死狐悲，无限悲凉。我把文章封存在电脑里，很长时间不再打开。那是刘佳林和着血泪写成的文字，袒露了心扉，其力量直可透入骨髓。如今再次读到，呼吸不由变得缓慢，心口像灌了铅，不忍回头再读。这是刘佳林对逝者的追忆，也是在极端压抑状态下的自我疗救。夹杂着最深刻的生命体验写出来的文章不再是寻常的文章，它仿佛具有某种魔力，勾人魂魄。在它面前，任何文学理论都变得苍白无力。它像刘佳林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标本，保存了他在彼时彼刻的真挚感情。我觉得，《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是打开刘佳林灵魂之锁的密码，如果要走近他，这篇短文不可绕过。

现实中的刘佳林总是很低调，很放松，没有自比权威，也没有故作深沉。如今我早已不再上他的课，眼前依然经常浮现出他的影子，过往的讲解和教诲就像刚刚发生一样。那些值得珍惜的东西我正珍惜着，相信会有更多的师弟师妹，以及有机会接近刘佳林的人，感受到他的俊逸的魅力。

2007-11-22～11.26 **星号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