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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 刘佳林 2003年6月的一天清晨，我的师弟鲁新轩在他的单身寓所里刎颈自杀。 这个悲惨的消息是上海一个师妹在电话里告诉我的，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跟她见过面。但我知道，她跟我一样，正在这个巨型的、欲望横流的城市里苦苦挣扎着。我等到弄清这个消息准确无误之后，首先告诉了我的导师杨正润先生。惊愕之余，杨老师吩咐我跟另外一个师弟吴翔一起代表他和全体同学，去郑州吊唁，并争取弄清真实的死因。 我们到郑州时，外面正下着雨，天阴沉沉的，我也没有了方向感。见到新轩的家人、朋友和几位同事，大家都说不清楚，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是自杀，警方排除了任何他杀的可能。 在他哥哥和两位朋友的引领下，我们去了他的寓所。走进屋内时，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仍然弥漫在滞浊的空气中，尽管这时离他去世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新轩是在卫生间里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外面一张摇摇欲坠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磨刀石，上面有些金属屑。家人和朋友描述，他被发现时是跪着的，头埋在抽水马桶旁，一只手垂在里边。他可能想把事情做得更干净一些，就把自来水龙头打开了，于是血和水混合在一起，肆意流淌，漫出卫生间，漫出客厅，漫到楼梯间。 我呆呆地站着，很久说不出话来。后来大家试图在他的屋内再次找找，哪怕片言只语。但除了一个书架，一张凌乱的办公桌，一台电脑，一个永远打不开的文件，一个抄满外语单词的练习本，一张断腰拼凑起来的单人床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 最后，鲁新轩的告别仪式举行了，简单又简单。死者的脸上涂的油彩太过，头发上的摩丝也搽得太多了，湿漉漉的。送行的人群中只有他的一个侄女在哭，孤零零的哭泣因为周围的沉默而明显转为压抑的抽泣，怯生生的不敢放出来。 回到南京，我把整个情况跟杨老师细细地说了一遍。老师眼里噙着泪水，不时叹息摇头，叫我不要再说了。老师起身去书房，他翻出了以前师生合影的照片，站在客厅里久久地看着。忽然，老师失声痛哭起来。这种声音是我根本不熟悉的，我开始未免有些木然，待到意识过来，才跟老师一起哭了起来。师母也走到一边垂泪。杨老师一边哭一边说：“我的老师张月超走的是这条路，现在我的学生又走上了这条路，哪有这样的事，哪有这样的事？！为什么要老师送学生啊？”
新轩是1994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我比他高一届，因为专业相同，就住在同一个宿舍。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生就一副方脸，下巴还要阔一些，戴眼镜，穿绿色的汗衫，裤子也是低档货，光脚穿着一双有些寒碜的塑胶凉鞋。深秋的时候他还睡草席，单薄的被子发出阵阵酸臭味。他平时很少说话，说话时声音细细的，经常脸红。我因为年龄稍长，又得到老师的器重，所以在师门很风光。他只要开口对我说话，总“师兄”、“师兄”地叫个不停。师门的同学很多，我也就根本不在意他的存在了。 毕业后，新轩去了河南省一家出版社，据说干得很不错。1999年我再次去南大读书时，他已经能跟出版社的领导来南京出差，跟专家商谈出版选题事项。我们又见了面，这次他有了些变化，穿了一套品质还说得过去的西服，但裤子似乎长了一点，说话还是容易脸红。他嗫嚅着要我帮他想想选题的思路，我其实对这个行业根本没有感觉，但却摆出一副师兄的架子在他面前指手画脚。他唯唯诺诺，听得十分用心。 两年后，他忽然给我寄来一本书，玛丽尼娜的《男人的游戏》。我觉得诧异，为什么寄这种通俗读物给我。他在书里夹了张字条，说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把我的名字挂在译者队伍里了，希望对我有些帮助。南大对研究生有许多要求，在读期间必须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才能够毕业，他显然是在利用他的“职权”想帮我一把。可我找了半天才在书后面的版权页上找到一行排在括号里的小字：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还有：……刘佳林。我当时觉得太搞笑了，这算什么啊，太搞笑了。 我在发表了超出规定数量的论文之后如期毕业，又在朋友的帮助下跳槽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并且出版了自己的学术译著，那本《男人的游戏》则被我当作垃圾图书扔到了旮旯里。 忽然，我接到了新轩辞世的噩耗。
新轩的死对师门的同学来说是一个极为意外的、沉重的打击。我的博士师妹张琦跟新轩是硕士同学，她听到消息后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吴翔和我去郑州时，她一定要我们捎上一千元钱给他的家人，她知道新轩家境十分贫寒。我以同学应该均份为托词，要吴翔把剩下的八百元退给她，她先是没有收，最后收下后全部捐到了鸡鸣寺。我回到上海后给另一个同学戴从容打电话，她竟然在电话里说：“真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我前一阵子也非常想不开，以后杨门的其他弟子走这一条道也不是不可能。”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十分坚强乐观的，更重要的，我可能没有决绝的勇气。但经历过许多事情之后，我忽然惊怖地发现，一个正常理性下的人虽然不一定有决绝的勇气，但生活的重压会让人渐渐地失去理性，变得疯狂起来，最后就能够在常人无可理喻的情况下结束自己的生命。鲁新轩，一个如此文弱、谦和、善良、羞怯的人，不正是在人世间的各种压迫和纠葛下慢慢心生幻想、以为有人在跟踪迫害、最后无力自拔而毅然决然走上那条不归路的吗？ 我为我现在的这种想法感到颤栗。 我现在写这些文字是在自我疗救。 我想起硕士毕业时的那次聚会，我们共七个人，其中有鲁新轩。我们在汉口路的一个小酒馆里喝酒，说话。吴翔提议，每人表演一个节目。于是戴从容唱了段苏州弹词，我说了一段扬州评话，李利军用湖南话说了一句广告词：“用白玉牙膏，笑起来都是甜的。”轮到鲁新轩了，他忸怩了一阵，最后鼓足勇气，给我们唱了一首《红河谷》：“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想一想你走后我的痛苦，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 九年前飘漾在那个小酒馆里的怯生生的男声，这几天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就是午夜梦回时分，这种旋律也会在我的枕边流淌。在漆黑的夜里，我的眼泪汩汩地流着，汩汩地。 我想，我好歹是爱过、恨过、哭过、笑过的人，我好歹结过两次婚，好歹有两个女儿，我更有一个痴心一片、一往情深的妻子。可是，我的这个师弟，1971年出生的人，在32岁的时候，仍然一个纯洁的处子，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旧约·士师记》里的耶弗他答应耶和华神，如果能够在战斗中取胜，就把第一个从家门出来迎接他的人献给耶和华，结果耶弗他得胜回家时，他的独生女跳着舞向他走来。当耶弗他告诉女儿这个悲哀的许诺后，女儿求父亲说：“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我相信，我的那个害羞地唱着《红河谷》的师弟，最终是以一个洁白的男儿身、男儿心离开这个世界的。 他甚至都没有为这样的自己哭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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