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煌煌圣殿

第十九章煌煌圣殿

　　刚入大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外地新生参加“上海一日游”，我有机会结识了上海博物馆，以后每学期都会找一个星期六下午去那里享用免费的香饽饽；我却和不远处美术馆疏离了，或许是“一日游”时缺少了转到这边来看一眼的机缘。后来我知道，要是我早一点接近美术馆，一定会早一点喜欢上它。这里同样是一座艺术的圣殿，叫人百看不厌。
　　美术馆是老上海时代的跑马总会。它外表简洁优美，内力富丽堂皇，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感受了时代的变迁，却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在玻璃幕墙横行、高楼林立的都市里，美术馆以其厚重的石材、别致的佩饰、平和的高度保持着一种不动声色的优雅和高贵，又像一位大家闺秀般端庄、矜持而富有涵养。美术馆是上海市乃至全国的艺术重镇，经常有高品位的艺术展览，技艺精湛，规模宏大，影响深远。
　　第一次到美术馆是在毕业前后，我在这里看到了达利的作品展。一只大红的沙发放在展厅最鲜艳的地方，远远望去是一只性感的嘴唇。印象深刻的是，我看到了达利的素描手稿，知道大师的成功离不开最基本的基础训练；我也在作品里找到了他和弗洛伊德互相成全的例证。艺术都是相通的，一种观点、学说或者内心感受可以通过文字表达，也可以通过绘画表达、通过装置作品表达。最好的作品放在最好的展厅里，达利和上海美术馆都配得上这般非凡的级别；徜徉其中，每走一步每看一眼都觉得是美妙的享受。
　　2002年9月，我报名参加了美术馆的素描学习班，每周六上午到这边的一个教室里去学习。Lii的素描本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她画得很好；我也想借着线条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可惜我在画画这方面没什么天赋。画石膏像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最后看下来我没多大进步。学习之后可以看展览而不必再买票，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在那段日子里，我和美术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点点熟悉了这里的展览环境。
　　搬家到祥康里以后，美术馆就成了我邻居了，两家相隔不过百步，我走过去只要两分钟。要不是被大楼挡住了视线，我在家里一定可以看到美术馆钟盘上显示的时间。二十块钱一张门票，说来是挺贵；不过碰到了中意的展览活动，我还是会过去。
　　春节过后回上海不久，我去美术馆听陆蓉之女士的演讲。那时在展出的是奥纳。贝的作品，印象中只有一个字：红。在异国的艺术家眼里，红色未必和喜庆有关，却也能表达一种强烈的内心感觉。红色的长裙，红色的高跟鞋，红色的玫瑰花，都叫人想到是某种女性化的符号，非常直观，入人心骨。陆女士的演讲主题为“谈女性艺术的创作特质”，就是从这个展览引伸开来的。她是个很博学的人，各样历史沿革名人轶事她都如数家珍。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女艺术家，说到了上个世纪美国的女权运动，一直到今天女性艺术大放异彩；一些个人的见解也都新颖而令人信服。演讲后边有一个听众提问的时间，我有机会问到了与卡米尔有关的问题。长久以来，卡米尔和罗丹之间的纠葛很叫自己困惑。我问的是：抛开艺术的角度不谈，你对卡米尔有什么道德上的评价？陆女士说，男人可以有情人，女人也可以有。这是说卡米尔勇敢的一面了，当然还有她作为受害者的那一面：“男人通过年轻女人来获得创作的灵感，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以罗丹的艺术名声，即使没有卡米尔的出现，也会有别的女人来投靠他。卡米尔本身很有艺术才华，可是她作为助手不能超过老师，最后人们记住了罗丹而不是卡米尔。她的发疯是一个悲剧。”在演讲的主体部分，陆女士只在一个小地方提到了卡米尔，其实关于她是有很多话可以说的。我能够感觉到，她对卡米尔与罗丹两个人的事有很多细微的体会，其中不乏对罗丹的批评。以往从书里从电影上看过这两人的故事，总是模模糊糊的，好像牵扯到道德评价的时候不那么明朗；听到她说了一席话，很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我觉得罗丹辜负了卡米尔。
　　上海美术馆有一种不限参观次数的友人卡，每年132元。办卡的想法我早就有过，还是犹豫了一阵子；但这不过是或早或晚的事。当我把友人卡拿在了手里，这辉煌的艺术殿堂就变成了我家的后花园了。促成我下定办卡决心的是“聚焦”影像展，我不想错过这个学习与观摩的好机会。美术馆里经常会有大型的摄影展，而这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
　　最早看到“聚焦”的海报是在香格纳画廊的仓库里。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在香格纳和美术馆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事实上，对这个展览来说，它们关联大着呢。展品的作者中，一大部分是香格纳的签约艺术家，“聚焦”展的操办也有画廊老板的很多支持。我曾在莫干山路50号的仓库里看到过东倒西歪破破烂烂的按摩椅，它们也是作品里的一件。美术馆里展出的是一家国外机构收藏的中国当代摄影、录像及装置作品，总共50多件。虽然号称是“迄今为止当代中国摄影和录像艺术最大的专题回顾展”，很多作品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高高在上；相反，它们展示的可能就是近在眼前的生活图景。
　　有一个录像叫《我会死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语言说出这几个字：“我会死的。”它的“想法”真的是非常简单，找了不同的人来拍摄，然后把一个个的片断连缀起来。每个人的语调、神情都不一样，有的冷漠有的兴奋，却没有人是悲观绝望的。死是最后的归宿，面对“我会死的”这样的事实，观众会有不同的感触。很容易会想到的是，要珍惜既有的今朝。还有一个录像叫《喊》，一帮年轻人在地铁、闹市里一起大喊一声，引得众人回头来看，摄像机就拍下了他们的表情。我是觉得这样的意像没什么意义，只是为了叫旁人注意自己，不是哗众取宠又是什么？有一件作品是把黑白照片印在了地板上，取名为《生活真伟大》。要说创意也是很平常，不过我很喜欢。那些照片很普通，地铁里发短信的女孩，车上看到的南浦大桥，都是摄影师眼里的真实场景。地板是踩在脚下的，用它来作为生活平凡的象征，很妥帖。画龙点睛的是作品的名字，生活真伟大！平静中迸发了一种豪迈的情怀。对每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生活都是伟大的；刷牙洗脸买菜做饭读书看报逛街聚会工作学习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进行着的历史，都是生命里的永恒。生活的伟大之处包含在细微的活动里。当初来看这个“聚焦”展，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这件作品的吸引。香格纳画廊曾经展出过，名字为《有内容的地板——生活真伟大》，可惜我错过了；这一次终于一饱眼福，了却一桩心愿。这件作品里有自己生活的影子，也很能包含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因而特别喜欢。
　　在三四月份，美术馆里有维姆。文德斯的《来自地球表面的图画》摄影展，同期还有他的电影作品在循环播映，我前前后去看了好几次。文德斯的摄影作品尺幅很大，有的以开阔取胜，有的用细节感人。看到它们，我不禁想到了在爱普生影艺坊看到的缪晓春的摄影作品。缪晓春的作品也有大的幅面，两相比较，我觉得他们两位摄影师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文德斯的摄影都是一次完成的，少有后期加工，作品保持着画面整体上的协调完整；缪晓春的作品是拼凑起来的真实，牺牲一点连贯性（乍看上去，就像一次拍出来的；仔细看能看出痕迹），获得细节上的多样呈现。他的《戏》给我印象特别深，是半圆形态的猴池；光是作品框架的构成就用了四五张照片，而游客、小猴的各种姿势都是剪接上去的，看上去特别生动。都是大尺度的作品，也都有视觉上的强烈震撼。他们的另一个不同在于，文德斯的作品旁边有几句自己的解说，而缪晓春留给观众的只有作品本身。虽是只有寥寥几句话，却很能吸引观者的注意，因为它或者描述了画面是怎么样的场景，或者写到了自己的心情，看到作品可以与作者在心灵上有近距离的沟通。说到底，作品是一种很“自我”的东西。而缪晓春坚持的是，作品完成后，怎么想都交给观众了，毋庸作者多说什么。这么说起来，作品是“大众”的东西。我觉得两个人各有各的好处，可以体会到他们各自的心境。每次去美术馆，我都会有新的体会。文德斯是一位出色的导演，他在艺术上的发展有几个领域，而且都很有影响。看到电影《德州巴黎》的时候，最先关注的还是画面的风格——和摄影作品有种一脉相承的神似：开阔的，苍凉的，孤傲的，寂寞的……有时候，看他的图片，里面没有人物出现，只有车子，墙壁，石头，竹林，却分明叫人感受到“人在现场”的气氛：作者在，观者也在。感情也可以不分彼此，集中在画面，又由画面分散开去。
　　一个展览刚结束，又一个展览已经布置好：《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在五一节前夕开幕了。以“人本”之名，可以知道它意在生活本身而非风花雪月；以“纪实”之名，可以知道它关注现实叩问时代而非装腔作势无病呻吟。这个展览包含了600多件作品，非常有气派；涉及的作者也有250多位，从中我看到了侯登科、顾铮、陆元敏这些熟悉的名字。那么多的画面，不管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单张的还是成组的，乡村的还是城市的，都会叫人心潮涌动，浮想联翩。我看到了举着护栏晨练的老大爷，扬起胳膊显得特别有风度；我看到了拥在广场上买彩票的人群，不觉想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古训；我看到了围着铁丝的垃圾场，拾荒也得买门票；我看到了坐在弄堂口的老大妈，好奇地望着远去的陌生人……生活远比想象的要丰富，谁都会有各自的面对生活的态度，哪里都会有别具一格的生活图景，何时都会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生活情态。照片能留下的只是瞬间的影像，当胶片定格了一个画面，它便成了历史的遗存和记录。一幅幅照片汇合成了时代的画卷，引人感悟，引人思索。
　　这个展览的照片都是用相同的尺寸做成的，没有把特别出色的作品放大。毕竟，千篇一律的画面大小有不顾内容只管格式的嫌疑，会削弱一些作品的震撼力。作品名字往往是堆积在一起，看起来比较费力。纪实摄影和艺术摄影不一样，它是来自现实也反映现实的，简短的文字说明不可或缺，摆错了地方会叫人觉得别扭。这也是不能强求的吧，美术馆举办展览也会受到场地、经费和布展时间的约束。看过展览我会享受那些画面的好处，感受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就够了。何况，展览还会对自己的摄影实践有很多启发呢。
　　皮影戏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艺术样式，在关中大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受老百姓欢迎。表演者在幕布背后引导皮影活动，加上说唱，演出一个个故事。美术馆在三楼设有皮影艺术的常规展厅，可以让他乡的娱乐风情走近都市人的生活。不过，皮影戏的灵魂在于现场表演的气势，光有皮影没有戏不算是完整的皮影戏。五一节期间，美术馆就把陕西一个皮影剧团请到了展厅。我看过预告，就赶过去看了两场。剧团的当家人是潘京乐老人，他已经76岁了，从15岁开始就演皮影戏，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老把式；剧团的另外四个人都是他的徒弟。他们曾出访过很多国家，去过很多城市，影响很大。当初《活着》拍摄的时候，潘京乐曾经指导葛优演戏。他一辈子都浸染在皮影戏里，现在虽然年岁已高，依然神清气爽，月琴弹得溜，戏也唱得有味道。
　　戏台是用木头和麻绳搭起来的，一屏幕布把“戏院”分成了前场和后台。这一边，分工明确的演员在敲锣打鼓高歌低吟，熟练的引导着皮影人物的行坐打斗；那一边，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人们在聚精会神地感受着皮影戏的百般韵味。挑着扁担的老汉走走停停，抽烟的时候嘴里还会冒烟哩；胡琴、二胡、战鼓的声音混在一起，加上含混不清却曲折悠扬的唱腔，叫人怀疑是到了关中大地。一方水土一方神圣，戏里有他们舒缓的生活节奏，也有他们浓烈的内心感情。看着戏，仿佛真的感受到了别处的生活，很细腻，超脱了当今。一场演出不过十来分钟，可它就像那个让卢生做美梦的枕头，叫人神游奇境，超然物外。
　　皮影戏吸引了众多观众，可是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戏里有怎么样情节。那些对白都是方言，只有极个别的语句可以听出来是什么意思。大家关注更多的是皮影戏的仪式，看那些动作化的表演——频频闪耀的镁灯和晃动的摄像机可以证明这一点。大家都说演得好，这些称赞有多少是潘老人可以认可的？他自己一定清楚，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知音总是少数，到了哪里都一样。或许，看热闹也是很好的吧，只要大家愿意看皮影戏，那它还是可以达到娱人的目的，也有振兴、发展的潜力。
　　潘京乐真正是老当益壮了，一生都在把欢乐带给众人。他口音很重，性情温和，很喜欢和观众交流，我也和他聊过一些。他说他用的月琴是手工制作的，用到现在有120年了。看上去它非常粗糙，拨弦的地方已磨出了深深的沟痕，可是声音依然浑厚悠扬。老人弹月琴的样子非常潇洒，可以相见，他一生都是那么潇洒着过来的。
　　美术馆里的展览每个月都有更新，这注定了是一个好去处。我在四楼发现了一个小阅览室，里面有一些艺术杂志。周末过去坐下来放松一番，怡然自得。圣殿里有的是精美的作品、优雅的环境、高贵的内涵，可它着实又像我的邻居一样，可亲可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