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人氏

高密人氏

国庆节前后，网上涌动着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议论，说根据欧洲博*彩公司的投注比率，中国莫言和日本村上春树是两位呼声最高的作家。我在心里嘀咕：不会是真的吧？国人有浓厚的诺奖情结不假，或许这次又只是热闹一阵，待正式公布结果后，花落别家，继续对着那颗酸葡萄流口水。在内心里我更希望村上获奖，不是因为莫言的作品不够好，他的作品带给了我太多的滋养，我更希望能够静享“高密东北乡”的丰富情感和厚重力量；相比之下，我没怎么接触过村上春树，当然也说不上受到他的什么影响。

10月11日，我正看着新闻联播，临时插进来的短讯让我打了个激灵：莫言果真获奖了。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心头涌起的真实情感不是欢喜雀跃，而是呆呆地倚在床头，带着丝丝的不情愿。和高密县城的人们当晚即放鞭炮相比，我这个高密人真是太狭隘了。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小家子气可能是出于一种私人的隐忧：莫言很快就会成为引发众人激情的那个爆仗，而且噼里啪啦响个不停，相关的话题会持续往后若干年，自己与莫言作品的互动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干扰。就像周庄、凤凰，本是安谧静好的所在，当它在一夜间闻名天下，游客纷至沓来，如今的旅游胜地对当地居民来说已不复是宜居之所。

知道莫言的名字是因为电影《红高粱》，拍电影的那片高粱地离我村只有十几里远，我骑车去探访过。买了小说原文来读，觉得莫言掘到了高密的根，也有庄活人常见的咋咋呼呼的架势。后来又读到他的散文，更加喜欢，可以说是对乡村生活的原生态的记录，贴切，灵动，还有几分生猛。这些文章直接改变了我对家乡的认识，让我重新打量那片以往看上去没有丝毫新意的土地。

在村里上完小学，接着到镇上读初中、高中，对家乡是熟悉的；然后考上大学并留在上海工作，变得有点生分了。大概是虚荣心在作怪，对家乡的情感是两种倾向的复合体：一是“衣锦还乡”，有点高高在上的意思，用城里人的优越感打量落后的村子；二是“羞于言说”，好像农村生活经历未曾存在一样，心安理得地接受城市的节奏。当然良心也告诉我，人不能忘本，从董家庄出来，一辈子就是这个庄的人。自明代万历年间立村，到我这里是十八代，至少在有口头传述的上四五代（族谱已在“文革”中烧毁），都是在庄里当农民。每次回家乡，和村里人说话的时候，我尽量藏起作为城里人的那一面，从来不说普通话，但心底总觉得有点不踏实，好像在外出求学工作后迷失了方向，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不能不说，是莫言的作品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自己本来就是庄稼地出来的，用不着遮掩，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而且，故乡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情感资源。莫言用他的敏锐直觉感触到了，用勤力的书写去挖掘出来，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也让原本沉默的大地变得为世人所知。活龙活现的作品给纠结的我带来了指引，生长在这片土地，是足以自豪的，关注这里的人、这里人的命运，可以成为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何必拿三捏四呢？

2005年五一长假，我回家探亲。那时我还在汇丰工作，刚刚参加完上海交大中文系考研复试，得知已被录取。期间，我按照莫言散文集《给父亲的信》的指引，去访问他的家乡平安村。乘汽车先到高密县城，换一趟车就到了。当时莫言生活在北京，是他的侄子接待了我，管我一顿午饭。家里墙上贴着莫言和大江健三郎的合影，就像其他农人家一样，相片是家中的重要装饰。从书里可以知道，两人有着非常好的感情，大江曾到平安村过春节。我走过书里写过若干次的河甸子和石桥，那是莫言童年时代的乐园。

这次访问让我对莫言和他的作品有了更深的印象。物质上的贫苦是一种自然状态，却绝非心灵一同荒芜的理由。青年时期的莫言吃过很多苦头，一点点努力，终于熬了过来，把生命中的苦难也变作了写作的宝贵财富。

读研初期选毕业论文的题目，导师说：“写论文就像谈恋爱，一定要找个自己喜欢的对象，如果没感觉，这恋爱就不要谈。”我开始打算写丰子恺，过段时间觉得难以深下去，转而想写莫言，不料被导师一句话挡了回去：“莫言有什么好写的？”后来我又继续研究丰子恺去。两位都是我喜欢的作家，对乡村生活、世俗风情都用过很多笔墨，而且文字特别接地气，不装模作样，读起来也觉得不隔。只不过，丰子恺身上更多是文人气、书卷气，相比下莫言作品中却透出草莽气、江湖气，难怪导师不喜欢。

我买过莫言的四卷作品集，写过梳理莫言和高密东北乡关系的课程作业。我把他的小说当作散文来读，不是关注写作技巧、分析题材风格，而是纯粹寻求一种感情上的交流。有一篇《卖白菜》，贫穷笼罩着全家，“我”的倔强埋汰和母亲的淳朴善良跃然浮现，温情溢满了全篇。收获时节母亲拍打着白菜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还有集市上“我”冷不丁冒出的“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都十足的高密腔，那份亲切渗到骨子里去。后来，我知道莫言出了散文集《我的高密》，毫不犹豫地买下来。阅读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恰如静水流深，看上去没什么动静，暗处却涌动着深沉蕴藉的情感。

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建立合适的写作姿态是一项无可回避的任务，用“假如全国每人节约一粒米，那么如何如何”这种看上去无懈可击实则虚伪做作的姿态，注定行之不远。2007年起，我做了一个董家庄摄影系列，为图片作说明时，特别用家乡大白话说事，放低身子直抒心语，而不是起一个拔高的名字、进行云遮雾罩的阐释。小小的尝试让我重新认识了家乡，找到了与家乡相处的方式，随之延续开来。这份自觉的信心是千金不换的，毫无疑问背后闪动着莫言的影子。大言不惭地说，有好几位朋友看过后给予谬赞和鼓励，更让我觉得走这条路没有错。

莫言一举成名，高密也为天下人知，接连几天，网络、报纸、电视上关于莫言获奖的话题铺天盖地：北京买房、装修老宅、扩建文学馆、手稿增值、抄写讲话、“你幸福吗”……我觉得不舒服甚至有点愤怒：都是哪门子的事？在诺贝尔奖出现之前，高密就在那里了；在今年文学奖结果公布以前，莫言和他的作品也在那里了，十几个瑞典老头子关起门评出一个奖，值得大家如此起劲吗？或许这就是大众媒体的特点，什么新鲜就追什么，看上去热热闹闹，却与文学作品最本真最核心的情感交流几无关联。莫言获奖成了一个公共事件，他本人成了公众消费的对象，作品却被撂在一边。

我给酷爱写作的一个老乡同学写信，试图平息心中的不快。慢慢转过弯来了，既然莫言是大家的，那爱谁闹谁闹去，自各儿只要私下里喜欢就是，如果媒体的欢腾最终引导更多的人阅读莫言，有什么不好呢。写信中我还想，索性刻一方“高密人氏”的印，一方面向高密老乡获奖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用以自况。很明显，我在莫言获奖之前就是“高密人氏”了，高密是莫言的，也是我和许多老乡的——没有“但是归根结底”。

顺便说说这方印章。我选了一块巴基斯坦玉，这是品质比较低的玉石，常被用作建筑装饰材料，看上去光洁通透，动刀之后却发现太硬而且易碎，并非刻章的上好载体。但已开刻了，只好将错就错。在印面布局方面，我认为“高密人氏”四字不适合均匀分布：一来“高密”繁而“人氏”简，不论正常读法还是回还读法，都会遇到一边轻一边重的情况；二来“高”与“密”上部都是宝盖结构，大小相当排在一起，会出现雷同结构，有失雅观。于是“高”单独占一边，另三字占一边。小时候妈妈曾出字谜：“一点一横长，梯子顶着粱，大口没有下颌，小口里边藏。”谜底正是“高”字。篆书字典里“高”的“梯子”为两横或三横，我设为五横，显示其高；“密”字也适当变化，里边形成一道栅栏，显示其密。“高”的“一点”本来可有可无，此处不要，避免与“密”上部的重复。这么变化后，相信读者还会认得。四字皆横平竖直，不用斜笔或弯划，表现一种堂堂正正的理想人格。印章用碎笔刻成，实为材质所限，因为石头硬度高，刻刀冲不起来，只好一点点切。几处破边都是自然形成，与斑驳的线条相互映衬。

我把印章盖在明信片上，寄给几个高密老乡和其他朋友，共享莫言获奖的喜事；也盖在我藏的莫言作品集和《高密县志》上，更多几分安心，同时作为提醒和勉励。

2012-10-15

链接：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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