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

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

文/董少校

莫言是当今文坛上创作丰富而实力强劲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屡屡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产生热烈反响。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在他的作品中构建了“高密东北乡”的概念，成为一个富有特色的文学地域。

高密东北乡的来由

当初莫言想写一篇以海岛为背景的小说，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涌到脑海里的却是故乡的情景：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河流、故乡的植物、故乡的方言土语……他的人生前二十年是在故乡度过的，他对那片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因为那片贫瘠的土地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消耗着他的生命；终于脱离苦海进入军营之后，莫言在写文章时抱着一种非常顽固的抵制的态度。实际的情况是，他尝试着去写海洋、山峦、军营等和故乡不搭界的东西，却写不出什么感情，写出来了也一看就知道是假货。

直到1984年，莫言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小说开篇就写道：“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在扯起“高密东北乡”大旗的那一天，莫言找到了久违的自由自在的感觉，可以像皇帝一样在属于他自己的文学王国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君临天下。

高密东北乡是莫言小说的出发点。《白狗秋千架》之后，他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秋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等诸多小说中，一步步完善、深化了高密东北乡的精神内涵。莫言不无欣喜地感觉到，在二十年的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都是上帝对他的恩赐。虽然他生活在城市里，但他的精神已回到故乡，他的灵魂寄托在对故乡的回忆里，失去的时间突然又以充满声色的画面的形式，出现在他的面前。

2005年，莫言将自己的短篇小说和盘托出，编成了厚厚的两大册文集，其中1981年到1989年的作品集名称就是《白狗秋千架》。很难说这是因为同名小说在整册文集中艺术成就最高，或许，这里面体现了莫言对“高密东北乡”发端之作的特殊偏爱。

现实世界里的高密东北乡

莫言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平安村。在他童年的时候，那里地处高密、平度和胶县三个县的交界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繁花很多。从自然地理概念来说，高密东北乡就是高密东北部的乡村；在莫言的童年视野里，它大致是指以平安村为中心，主要包括大栏、胶河以及田野、洼地、村镇等在内的方圆几公里的小区域。

平安村坐落在胶河南岸，是一个只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世世代代的人们在那儿过着纯朴的生活。莫言家是当时村里最大的家庭，却也一样是穷困潦倒，他并不曾享受半点尊贵的礼遇，反而因为相貌丑陋、生性调皮而遭到歧视和责骂。往往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故事越多。村里有些文盲可以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莫言从他们那里听到了数不清的神神鬼鬼的故事。胶河的水势很旺，河上有石桥。大栏位于胶河北岸，是乡政府所在地，离平安村约摸二里路；莫言在那里读了五年小学，后来辍学回村务农。

从1955年出生到1976年应征入伍，莫言在高密东北乡度过了他最宝贵的童年和青春岁月。那中间包含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极度饥饿与贫穷，也包含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莫言感受过红高粱从播种到收获的许多个轮回，他不仅熟悉它们的成长规律，甚至懂得它们的思想。胶河是莫言重要的生活场所，时间一长他便和那里的蛇蛙鳖蟹混得很熟，甚至能够弄清黑鱼、鲇鱼、鲤鱼、草鱼、鳝鱼、泥鳅等各类鱼的区别。其他的像马嘶狗叫、猪圈蜂窝、野蒿稗草、洪水西风……都是他童年的组成部分。

高密东北乡所在的山东是正统文化规范儒教的发祥地。和上古时期就开发繁荣起来的北半个中国多数地方一样，那里法制统治严密，血缘伦理的家庭关系与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高度统一的封建伦常关系深入民众心理；礼教的长期影响，形成世代因袭，有如遗传密码一样的自律性心里机制。那里旱田耕作相对粗放，地势开阔宜于战事，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而民风悍野、盗匪丛生，历来多慷慨悲歌之士。

现实里的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故乡，也是他的人生的出发点。莫言和故乡的感情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会不由自主地对那里的自然景物产生恐惧；但别的地方的山川河流无论多么雄伟壮大，也引不起他的敬畏。他说：“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巢穴。”

如今，平安村还是很穷，但它却不是当初的那个平安村了。莫言出生时的“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的房子已经被宽敞明亮的青砖瓦房所代替。胶河里水很少，石桥的旁边新建了一座气派的混凝土大桥。高粱没什么经济价值，早就没人种，当地的主要作物是小麦、玉米、大豆和甜菜。2001年大栏乡作为行政区划并入河崖镇，后又整体并入夏庄镇，目前属于胶河疏港物流园区；高密、平度和胶州都已撤县设市。那里交通不再闭塞，多年前就铺起了柏油公路。高密东北乡可以算作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一面延续着百年千年以来的传统，一面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文学王国中的高密东北乡

莫言曾说：“回到了故乡我如鱼得水，离开了故乡我寸步难行。”故乡的风景、传说和故事都成了莫言的写作素材，他又从容不迫地把那些素材放到“高密东北乡”的背景下，变戏法似的在他的文学王国中写出一个个奇妙精美的故事。“高密东北乡”是莫言创造出来的一个自成体统的独立世界，同时又为他提供了一种得心应手的写作状态。他们之间是一种友好的、良性的、互动的关系。

文学王国中的高密东北乡是从现实世界里的高密东北乡出发，经历了莫言头脑的净化之后产生的，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一些区别。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写过一个大桥洞，又高大又神奇；但当作者陪着摄影师重返故乡去拍摄那个桥洞时，他们都深感失望，因为那个桥洞又矮又小，伸手就能触摸洞顶。两者的不同就在于，写进小说里的那个桥洞是莫言小时候看到的，它是被变形、被童话化了的，本身是一个主观化的、感觉化的桥洞。可以说，文学王国中的高密东北乡处处都有莫言思维的痕迹，所以说它是被莫言创造出来的。

作为一种创作观念，莫言并不赞成作家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方面，他觉得那样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在他的心目中，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他自己的选择是，尽情地放开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随兴而飞。

莫言在文学的太空里遨游，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高密东北乡，他对故土有着“极端仇恨”与“极端热爱”的强烈情绪。在他的心目中，“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因为那片热土的存在，他可以心有所安，得到一种稳固的依靠；同时他也不由自主地对高密东北乡产生了依赖心理，要是不把故事安排在那里，他就像安泰离开了大地，心里不那么踏实。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的写作中。莫言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因为官员的渎职，蒜农的蒜薹卖不出去，就愤怒地焚烧了县政府；后来，带头造反的农民遭到了法办。这事本来发生在某省的一个县里，和高密没什么关联，但莫言还是把故事移植到一半虚构一半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来。他说，这么做可以让他找到而是那种对生命与大自然的感受，让这些感受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得到延续。

但莫言并不以此为满足。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他为高密东北乡搬来了山峦、丘陵、沼泽、沙漠，还有许多在现实世界的高密东北乡从来没有生长过的植物。他是那样的无拘无束，把什么钢琴啦、原子弹啦、臭狗屎啦、摩登女郎、地痞流氓、皇亲国戚、假洋鬼子、真传教士……统统塞到了高粱地里去。在一次演讲中，莫言提到了“用想象扩展故乡”的命题，那不仅是指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他没有具体描述后面那层意思，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文学王国中的高密东北乡和现实世界里的高密东北乡有着天壤之别。

文学王国中的高密东北乡是在现实世界里的高密东北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并不是说，它们完全是一种被动于主动的关系；事实上，前者也反过来对后者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莫言多次说过村民王文义的故事。在小说《红高粱》中，他把王文义写成是一个战场上的胆小鬼，后来死掉了。本来莫言想换一个名字来写，叫王三王四什么的，但一换名字那些有声有色的画面就不见了，于是只好用王文义的真名字。现实中的王文义还活着，他知道了这件事情后，非常不满意，去找莫言算帐；莫言耐心地为他解释，最后总算用几瓶酒把这事挡了过去。这已经是文学之外的事情了。

仔细地把一百年算下来，像鲁迅写活了绍兴、沈从文写活了湘西那样，真正成功地通过创作使文学地理成为历史空间地作家并不是很多；莫言通过高密这个地方来解读历史，是做得很成功的。在一定意义上，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可以与威廉·福克纳的“约可纳帕塔法世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相媲美。《纽约时报书评》也说，《红高粱家族》里的人物形象与莫言一起“把高密东北乡安全地放到了世界文学地版图之上”。

说明：原作于2006年初，为读研期间的课程作业，今略改动引文与平安村行政区划，去除注释。2012-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