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回春去草木知

春回春去草木知

大头兰养了十几年，分过好几次株。2008年分过一次，四五盆小株都送给喜欢花草的网友；去年又分过一次，三棵小的，有一盆送给前来做客的老乡，另一盆也送人了，还有一盆留在身边。去年深秋，我有意测试大头兰能不能在室外过冬，把大盆移到屋里，小株留在外边。很奇怪，小株一直绿意盎然，大盆里的十几片叶子却逐渐枯萎，最后光秃秃的。我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临近春分，我就忙不迭把屋里的花搬到外边花架上。小株一片片生出新叶子，沐浴着春光猛力长高；大株呢，接连一些日子都是病恹恹的样子，没有一点生机，叫我怀疑是不是发生了意外。直到两片小瓣从枯叶丛中探出，我才长舒了一口气。春天是希望，春天是新生，春天是变化。一天，我看到大株大头兰的旁侧探出了小脑袋，一个，又一个，顶起一块土，似乎使出了浑身的力气。花草本是柔弱的，可他们也有着强烈的求生意志，要感受这个世界的妙处，活出自己的精彩。新出的叶子伤痕累累，这一路走得多么艰难！后来，更多的小叶子从同样的路径钻出，似乎就容易多了。

又过了一些天，大株大头兰已有六七片叶子，一只骨朵从最外侧的叶子旁边生出来，它在积蓄力量准备绽放了！去年花来得早，今年一定是因为力量用在催生后代那里，延误了开花。但该来的总会来的，好花不怕晚。一株大花加两株小花，簇拥在同一只花盆里，加上娇嫩的花苞，多么生机蓬勃！回想起当初老叶落尽的怅然、新叶未生的焦急，越发体会到这份春意盎然的喜悦。

草木有情，感受着季节的转移，外现于自身的生命状态。腊梅、海棠开过之后长叶子了，山茶、月季盛开了，栀子、蔷薇生骨朵了，杂草盆也变得格外蓬勃。前些天，我从书橱里拿出一个好看的亚腰葫芦，削开嘴，倒出葫芦籽，种在几个空的和有花的盆里。过了十天，居然纷纷发芽，开始是拱着腰的样子，两片叶子的一端从地里钻出，站直。谁知道葫芦落果几年了？种子这般随和，有一点湿土，就把身体打开，开始全新的生命旅程。

小时候我干过一些农活，耙地、秧地瓜、捆小麦、掰玉米等等，或许是不当家的缘故，并没有和土地建立怎么深厚的感情。心里巴不得要离开农村，不再和农活打交道。直到我在城里安了家，辟出花架用来植花养草种菜，才慢慢体会到土地之于祖辈意味着什么。那是生活的来源，是生命之根所在的地方。我浇花用水不受任何限制，尚且把很多花养死，农村里靠天吃饭，旱涝不定，丰收并非年年都有，种植该是怎样的费心思。花草庄稼各有脾性，哪怕是一棵看似卑贱的野草，让它生长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带着满腔热情去侍弄，有时却不得不面对苦涩的结局。

这两年，在我手上归于湮灭的花太多了。玉树和虎刺在室外冻僵，雏菊因五天没浇而干枯，桔树则是肥料太多烧死的。雀梅桩冬天在屋里还很旺相，开春之后却日渐萎靡，终于完全没了绿意。这些花各有来历，凝结着这样那样的感情：玉树是菁菁堂老同事给的，我从闵行赶了几十公里路提到家；桔树来自精盛花市，如今那里已经被拆了个精光，开始造新楼……心里有千般不舍，却不得不和它们说再见，只留下一点残枝败叶，下次栽花时埋在盆底下。

大头兰格外牵动我的感情，因为这是读大学的时候从家乡带来的，不论搬家到哪里，都养在身边，这样，好像就和家乡在一起了。我多次把自家田地里的泥土带到上海养花，分在不同的花盆里，还把老家君子兰的小株挖出来，栽好放在花架上，也都是这个意思。有一条花草的脉息连接着相隔千里的两个地方。

不久前，我在复旦大学听人民日报社长作演讲。这所大学的书记校长都在场，规格很高，由于观众太多，我只好在墙边的地上盘腿而坐。台上大员在讲人民日报的光辉历史，讲评论员文章的威力，讲人民网的上市，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离我很遥远。在上海怎么会盘腿坐呢？只有回到家乡，在炕上吃饭，在锅台前烧火，我才会盘腿。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抛到上海的，虽然不事稼穑，却保留着若干农村生活的习惯，俨然在都市里落户的农民。

城市和农村，毕竟又是不同的。祖辈和父母有真实的土地作为依托，而我只不过是在半空搭一个铁架子罢了，花长在盆里，和大地完全隔绝。与不接地气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游荡感，飘浮在城市的一隅，远不如在家乡那般心地踏实。每天仍拿出精力捣腾花草，珍重这些弱小的生命，仿佛在珍重自己，并在这小小的花圃里看到家乡的影子。

初中时读宗璞的散文《紫藤萝瀑布》，很喜欢其中的一句话：“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在草木身上看到人的境遇，感悟到生命的丰富情怀。谷雨已经过了，春回春去，马上就是立夏。不同花草都在季节的轮转中演绎着各自的生命故事，开谢荣枯，岁岁年年。

2012-4-27

链接：路遇雀梅名花有主了张研农演讲

2012年4月23日，花架上的大头兰。周围是牡丹、观音莲、栀子、君子兰、铁树、菊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