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的老师们

中文系的老师们

　　董少校

　　从2005年秋天到2008年春天，我在上海交大中文系攻读全日制文艺学硕士学位，度过了愉快而充实的两年半。这里的老师们个性分明，研究兴趣各异，营造出多元自由的文化氛围，使得中文系荡漾着求真务实的作风，成为一片温馨的精神家园。时光荏苒，我脑海里常浮现出中文系老师的身影，他们不仅助我打下学业基础，引我走上学术和从教道路，而且展现了为师为人的风范，让我仰慕和追随。

　　当时正值中文系初创后的爬坡期，我经历了三任系主任。方明光老师是硕士招生专业课考试的阅卷人，我的成绩在可上可下之间，在他的主持下，我的深造梦想变成了现实。因为年龄原因，他应该是在我入学前后从系主任职位上退下来，不过还是给新生上“中国美学史”课。他淡泊又仁厚，拿着古旧而整洁的讲义，慢条斯理探析虚与实等六对美学范畴，把同学们带到古人的审美世界中去。方老师是《红楼梦》研究专家，我有幸得到他赠送的《〈红楼梦〉〈金瓶梅〉比较论稿》。这部著作框架稳固又论述生动，十分好读，从中不仅得到对个人感兴趣的《红楼梦》的新理解，而且领略到同台竞技式的比较研究方法。后来我报考同济大学博士，方明光老师与刘佳林老师共同推荐，他再次成为我学业上的领路人。毕业后我仍有机会去看望方老师，言谈间从他身上感受到岁月与学问涵养而自然散发的人格魅力。

　　接替方明光老师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是谢柏梁老师。他刚从上海戏剧学院调来，意气风发，在不同学期开设过“中国文学通论”“小说理论研究”等课程。我读过他的戏剧史著作，叹服于他的宏阔视野。至于上课的内容，记忆中模糊了，总体印象是趣味性多于学理性。海侃聊天也可以构成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有助于从世俗的视角去认识学者和学术，多了些烟火气。谢老师组织活动本领十分了得，举办“中国老手”、《长生殿》等主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促成全本昆曲《长生殿》在菁菁堂连演三晚，我看得过瘾，还得以见到徐中玉、章培恒等业界名宿，当面聆教并拍照留念，大觉快慰。后来不知怎的，谢老师离开了中文系。

　　夏中义老师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导师，一位高度自律又治学严谨的学者，他在谢柏梁老师之后担任中文系主任。夏老师留给我最难忘的一句话是“未来你可以不做学术，但要保持对学术的敬畏”。他的“文艺心理学”课用自著《艺术链》作为教材，事先划定精读内容，一名学生先讲解，夏老师再讲。我从没接触过这种上课方法，后来认识到这是“逼”着自学的一种有效路径。指导学生写学位论文时，夏老师要求同年级几名学生每月一次相约去他家，各自用半小时左右汇报近期论文进展，他分别作点评。谁有一点偷懒都会被他看在眼里。在文章写作方面，他告诫少用“我们”，论文的小标题要避免写成论题，而要尽可能体现观点。这些都是手把手的学术训练。夏老师任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2006年春天策划“鲁迅新文化周”系列活动，把周海婴与周令飞父子、陈丹青、钱理群等名家请到学校做演讲，每天一场，并举行“文治杯”大学生文艺作品大奖赛颁奖典礼，盛况空前。那时我采访报道活动，也是获奖者，幸而全程见证精彩。我家书架上摆放着夏老师的著作《九谒先哲书》《学人本色》《学案•学统•学风》《大学人文读本》以及两个版本的《艺术链》等，不怒自威，提醒我要保持对学术的敬畏。

　　张生老师给研一学生开设“文艺学方法通论”课，带领大家分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施蛰存《将军底头》等经典作品，去认识文艺鉴赏与批评的各种路径。他把母校南大的文学传统带到交大，直言作家是用笔思考的，要夸夸其谈的人“拿出你的铅字来”。他身上散发着文学的灵气，为人处世有种松弛感，让人愿意亲近。2006年他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访问学者，次年回来就调往同济，在校期间交流机会少了些。不过在交大中文系埋下的种子还是有机会发芽壮大，我在张老师鼓动下三番五次考博士，终于在2015年成为他的学生，可以近距离聆听他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心得。“要不断地写”，最有用的经验就是如此朴素。我旁听了他给硕士生开设的小说写作课，对环境细节描写、情节扭转有了新体会。在一次次的喝咖啡和吃饭聊天中，我从张老师身上看到一种洒脱自如的生活方式：在文学上创作散文、小说（近年还有诗歌），在学术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法国理论，时常对当代话题发出理性声音，本职工作是做老师、当系主任，他可以在不同身份间游走切换，尽最大可能释放生命的活力。读博一段时间后，我有了去高校任教的想法，于是赶紧写论文、尽早毕业，如愿进入上音。张老师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他的蓬勃才华和潇洒姿态都是我的榜样。

　　说起知识分子，我眼前一下子浮现出刘佳林老师淡淡微笑着的面容。他学问深，英文好，文笔脱俗而较少进行文学创作，研究纳博科夫而不轻易在课堂谈起，儒雅谦逊，自具感染力。在“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课上，他告诫大家面对西方理论要打破头脑里take for granted（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公共讨论中避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别人。这些方法准则都是过来人的肺腑之言。他说到曾发表过一篇《理解知识分子》，我去下载阅读，深觉那份同理心是让世界更加温暖的宝贵品质。我走上教学岗位后，在不同的课上向研究生推荐这篇文章，展开讨论，告诉学生在指责他人的道德污点前把自己摆进去。在“专业英语”课，刘老师把他曾翻译过的《诚与真》作为基础文本，字斟句酌，带学生感受语言转换的难处与妙处，了解真诚作为一种为学立世态度的价值。我在刘老师的“文化研究”课上提交了关于网络搜索与知识生产的论文作业，得到他的指导，向外投稿被一家高校学报录用，因为版面费而放弃，几年后修改完善终得面世，是我第一次在CSSCI期刊独立发表论文。毕业后我读过刘老师翻译的《纳博科夫传》，体量巨大，文辞素朴而俊美。著作《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统合起他的纳博科夫研究成果，学术性与文学性交相融汇。我深深叹服于他的精勤、毅力与才情。

　　另外还有几位中文系老师，给我留下印象。读研期间没上丁晓萍老师的课，不过跟她早就认识。1999年秋天，正在交大能源系读大二的我选修过她开设的“现代小说名著鉴赏”课，为这位北大才女对现代文学的独到理解所折服。丁老师为中文系带来女性的柔情，也是颜值担当。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开题和答辩时，她都是评审成员，曾在别的老师出难题时为我解围，雪中送炭颇显君子之风。赵顺宏老师开设过“文本诠释学”课，讲话不疾不徐，没什么脾气。好像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了。当时开设的专业课程还有张耀辉老师的“中外电影史”课、孟令兵老师的“宗教文化研究”课、黄飚老师的“影视剧艺术通论”课等，我都没有选。

　　时任人文学院院长是江晓原老师，以徐汇为活动据点，鲜到闵行。他在新生见面会上给大家的忠告是要多跟身边同学聊天。我很喜欢他做学问的敢言风骨与兴趣导向。2017年我采访他与孙周兴教授的对谈，写成《影响因子神话亟待打破》报道，获得上海市第七届“浦江杯”新闻奖一等奖、第三十二届中国产业经济新闻奖三等奖等荣誉，算是我做记者期间得奖次数最多、等第较高的一篇。汪雨申既是中文系同班研究生，又是人文学院辅导员，每天都元气充足，好像从来不会有烦心事。他被评为“最美高校辅导员”，受到总书记接见，荣光无限。何曾想过他会成为我的采访对象，《做大学生信赖的倾听者——记2019年“最美高校辅导员”、上海交通大学教师汪雨申》发表在2019年8月9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彼时临近我离开记者岗位已不足一个月。缘，妙不可言哪！

　　中文系背靠交大，蕴含着无尽的资源和能量，带给我太多收获与成长。当初偶然的机缘、不起眼的经历，过后可能产生长久的影响。研一上学期，我按照“计算机应用”课徐安东老师要求，做了一家网站“董少校的小屋”，得了整个硕士阶段唯一的A+成绩，颇觉自豪。当然意义不止于分数的光环。我每年花两三百元的域名与空间租用费，持续更新这个网站，成为记录个人成长足迹的可靠平台。进入中文系之前我只发表过39篇文章，到现在已发表超过3400篇，全部在这个网站罗列出来，可按照年份或发表媒体查阅。在百度搜索框输入名字，个人主页往往排在前几个检索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网站在催促着我往下写，让文章列表持续更新，而不能躺平懈怠。

　　读研期间我在交大宣传部做助管、担任学生记者，写得相当起劲，累计在21种媒体发表230篇文章，其中包括《上海交大报》74篇、《新闻晚报》23篇、《新民晚报》16篇、《解放日报》11篇，等等，对于什么成色的文章能变成铅字形成了基本的认识。我采访过徐中玉、丘成桐、余秋雨、库恩、吴建民、吴敬琏、王志东、沈南鹏等各界名家，与最优秀的人面对面，还采写交大110周年校庆晚会等若干大型活动，受到新闻写作与人际交往的历练。得益于在学生记者岗位的表现，我有机会出国交流，研一暑假作为2006中韩青年记者“传媒互动”采访团成员赴韩国访问，留下美好回忆。当初从银行辞职读研的基本目标是用文字养活自己，在中文系的读研经历让我初步掌握了写作这项可在上海立足谋生的技能。

　　2008年硕士毕业至今我做了三份工作。先留校在宣传部担任编辑、记者，采写新闻发表在交大新闻网和《上海交大报》，见证和融入交大改革发展。2010年到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中国教育报》上海记者站当记者，旁观和参与上海的教育变化，10年里在《中国教育报》发表了1500多篇稿件。出于采访或开会等机缘，我前往新疆、西藏、青海、贵州、黑龙江等大约20个省份，眼界大开。采访于漪、钟扬等优秀教师的事迹，得到感染，成为转行到大学从教的催化剂。其间我读出同济大学哲学博士，跟随张生老师接受学术与文学的训练，仿佛换了个场所继续读交大中文系，当然也吸收到同济的新能量。2019年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做思政课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与研一时入党存在密切关联。现在的工作契合兴趣爱好，也带有理想色彩。入职之初我写了《红烛于漪》，策划编辑正是读中文系认识的哲学系同级同学李广良，时任上海交大出版社总编辑。这本传记出版后入选多个榜单项目，带给我多方面收获，也启发了更多的写作和发展机遇。回想当初辞职读研的决定，不仅达成愿想，而且远超预期。

　　走出上海交大中文系不觉已十五年了，在时光的流逝中，我感觉中文系不是离我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求学的一幕幕场景似乎触手可及。我时常回望老师们传授的知识和做事的风仪，想学到自己身上，传给学生。“文治杯”大赛一路走来，征文范围从校内扩展到全国，我号召班上同学参加，给予协助。学生刘新星在“我的家族故事”主题征文中获奖，从430篇来稿中进入前7名，殊为不易。我跟中文系的情缘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在延伸。

　　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的精神高地，固然有赖于优美的校园环境、便捷建筑设施和丰富的图书课程等资源，最根本的在于这里有道德学问俱佳的老师，立人济世，师生互动实现知识传递与人格养成。中文系的老师们延续蔡元培、唐文治、李叔同等前辈生发的文脉，创造着锦灿的大学光华，山高水长，生生不息。
　

（2023年10月28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在闵行校区举办，《中文的故事，青春的诗章——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周年文集》印行。《中文系的老师们》收入该文集。10月29日“沧海艺声”微信号转载，有补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