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言论集锦

　　[编者按]上海交通大学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常委）。正值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之际，新闻网从媒体上摘录部分代表委员的言论，以飨读者。

　　本条目更新至两会结束。点击链接可以查看详细报道。

3月8日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全国人大代表马德秀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向妇女同志们送上祝福

　　马德秀全国人大代表、校党委书记

　　马德秀代表在参加《新闻晨报》“两会”会客厅时表示：“今年国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增加了一定数量的本科毕业之后直接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名额，我们交大也拿到了任务，但是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拿任务，而在思考在整个研究生培养体系中，要做什么样的改革和变化。”

　　马德秀介绍说，由于以前的专业型研究生，都需要本科毕业之后至少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因此以前我们国家的研究生培养体制，大多注重于学术型、科学型研究生的培养，而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类型和模式完全有别于学术研究生，更强调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实际发展需求，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而这部分专业型研究生的比例在我国太少。“因此希望教育部此次增加专业型研究生为契机，尝试一种多样化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链接）

　　就业是代表们关注的热点。马德秀代表说，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关键还是要把当前和未来结合起来。作为高校要主动把握就业主流导向，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把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主要任务，并引导大学生自觉强化服务国家战略的理念。

　　“令人欣慰的是，各地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缓解就业压力，千方百计扩大就业。”马德秀代表表示，今年2月底，有一个公司对全国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进行调查，全国平均签约率约20％，上海以27％签约率居全国第一。“这说明各级政府工作做得非常细致。”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高校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及时调整学科设置，实现学生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马德秀代表道出自己的切身体会。近几年，交大在探索产学研结合培养人才方面已经尝到了“甜头”。她说，这几年，交大和中海油、上汽、大电气、宝钢、航天科技等多家单位联手，联合培养产业急需的专业人才。学生们干中学，学中干，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自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马德秀告诉《青年报》记者，今年交大提出，应该用最重视的程度、最积极的态度把大学生的就业工作做好。“从交大来讲，就今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学校专门提出了‘增岗位、延层次、调结构、保稳定’的要求。其中，保稳定重点是放在贫困生群体。”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非常时期非常决心，目前我们应该做好大学生的就业工作。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时候，大学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3月7日下午，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向境内外记者开放。马德秀代表在发言中提出，应对经济危机，加强自主创新是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马德秀：“吸取过去某些产业发展的沉痛教训，要从一个更高的视野审视我们国家新型产业的发展，加强经济与科技的交融促进，打破经济和科技在自身封闭体系的运行状况。”

　　马德秀代表认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自主创新。建议在推进自主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要加强引导，加强经济与科技的交融促进，更加重视源头创新和一批关键性、共性技术的攻克。

　　“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必将重新洗牌，主导这场变革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技创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说。“要从更高视野审视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准确预测影响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往往当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正是科技创新实现突破的前夜，而这些基础科研投入巨大，特别需要政府支持。”对于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说。

　　一步落后，步步落后。马德秀代表举例说，我国彩电业一度占据显像管时代的市场主流，但是在国际彩电技术向液晶、平板升级的关键时刻，我们错误地认为这无法成为市场主流。“结果，现在我国的彩电业研发水平比别人至少相差一个周期，传统的显像管等配套产业纷纷陷入困境。”

　　再如相机产业，当数码相机时代初露端倪的时候，我们又是想当然地认为数码照片清晰度不够、洗印不方便。“然而，数码相机在几年内就占据了９０％以上的市场份额，我国的传统光学相机和胶片洗印行业一蹶不振。”

　　“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必将重新洗牌，主导的力量是科技创新。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从更高的视野审视新型产业的发展，主动出击、重点发展前沿领域的科学技术，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马德秀代表说。

　　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一些代表、委员强调，改革开放，必须坚定自主创新之路。马德秀代表谈到，我国一些产业起步很好，但由于没有把握新一代技术研发，导致整个行业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例如我国从引进彩电技术开始，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彩电生产国。然而在产业升级换代的关键时刻，我们没有很好地跟踪世界新一代液晶彩电技术的发展方向，今天我国彩电技术与世界先进彩电技术至少相差了一个技术周期，国内传统彩电制造业纷纷陷入困境，“我们不能光跟踪国外先进技术，还要结合自身优势，不断发展自主创新。”

　　张圣坤全国政协常委、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自主创新，成为两会会场被代表、委员屡屡提及的关键词。张圣坤委员提到，上海浦东新区通过连续五年的鼓励扶持，企业研发机构数增加了五倍，占上海全部企业研发机构数量的一半。建议借鉴有些发达国家由政府委派科研人员进驻企业的经验，对重点企业和重大科技专项等，探索由政府委派“国家队”，如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进入企业，加强合作、督导，探索以企业为中心的“官产学研”创新联盟，提升企业研发能级。

　　“一枝独秀不是春。”企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上下游企业在技术革新方面的共同推进。张圣坤委员提到，近年来，我国涌现了像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和武汉光谷等产业集群，但大多存在发展水平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和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等弱点。“美国硅谷的崛起，就是产业创新集群效应的充分体现。”他认为，在发展产业集群的同时，要奋力推动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提升。

　　张圣坤委员表示，创新集群不只是产业链的合作，更需要通过高校、研究机构等创新网络的协助，形成技术链合作，进而优化价值链，实现价值的最大化，由此强力推动经济增长。他建议推进集群内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发挥示范、辐射效应，积极向关联企业转移相关技术；建立集群的公共技术创新平台，为整个集群提供关键共性技术和行业技术支撑等服务；着眼全球思维，鼓励集群内优秀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以适当方式并购相关产业链和技术链上的国外企业，通过产业和资本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产业。

　　印杰全国政协委员、副校长

　　3月12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委员印杰说：“对于我们执法司法人员的整个培训、教育，应该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执法司法人员都在违法，那怎么可能让老百姓去守法？

　　全国两会相继开幕以来，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就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教育问题的阐述发表自己的观点。印杰委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认真对教学设施进行全面评估，完善教学楼建设有关标准，提高减灾、防灾能力。安全校舍的建设不仅要在外在结构上加固以抵抗自然灾害，还要在内部结构中体现科学设计。国内教室的采光度远远比不上欧美国家，学生在采光度不佳的教室里学习，不利于视力的保护，这也是大部分中国学生近视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曦全国政协委员、法学院教授

　　对于食品、药品和生产安全问题，王曦委员认为，“安全事故的背后往往是不作为和腐败。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竟然在非法煤矿上持有股份，成为保护伞；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税收等地方利益，不惜牺牲人民身体健康和安全。既然是责任事故，就一定要问责！”

　　王曦委员说：“如果群众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感到无可奈何，就说明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政府必须以百倍的注意力高度重视，不遗余力地加以解决。刚刚通过的食品安全法解决了不少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譬如，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加强了源头监管。有了法律法规，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对于网络监督问题，王曦委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跟其他表达意见的方式相比，网络监督所受限制最少，“门槛”最低，最接近百姓的日常生活。但“网络监督”和“网络暴力”常常只有一步之隔。“正是因为网络监督的限制较少，一些网友可能会滥用这种监督方式。”王曦委员说，要使网络与现实的互动成为常态。网民有所表达，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回应，否则表达就没有意义。政府应该对官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如何正确对待网络意见，及时发现和疏导民间的怨气，不至于问题越积越大。

　　节能减排是代表委员们密切关注的话题。“国家从财政、金融以及政绩考核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体现了国家对节能减排问题的重视程度。当前，资源浪费和粗放的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此国家必然要出台一些硬性措施加速发展方式的转变。”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曦说。

　　“地方政府实施节能减排，一个有效的做法是把原有的污染企业关停，腾出环境容量，引进更高层次的产业。”王曦委员说，在当前形势下，企业必须把节能减排的压力当作发展的契机，利用好扶持政策，与科研机构、大学建立更多的联系，想方设法实现技术升级。企业越快转变发展方式，就越能赢得主动。

　　今年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之年，经济领域的改革问题格外受人关注。“改革的目标，是要解决我国价格形成机制中多年来积累的资源价格偏低、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不能补偿环境保护成本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曦认为。

　　当前国际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回落，国内资源性产品供需矛盾明显缓和，物价整体下行。“正是继续推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大好时机。”王曦委员说，“例如‘煤电顶牛’的问题，就可以借当前用电量需求下降、电力供大于求的契机，通过深化电价改革，让市场的力量来消解体制性矛盾。”

　　对于房地产领域腐败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曦说：“有的贪污官员喜欢‘囤积’现金，有的腐败分子则偏好‘收集’房产，腐败花样真是层出不穷！”王曦委员表示，不论是房地产审批还是其他公权力领域，要避免出现腐败问题，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制定政策时引入意见表达机制。

　　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提出，要避免4万亿元投资流向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避免出现新一轮的污染反弹。4万亿元投资如何体现环保要求？民建中央常委、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曦表示，4万亿元投资要体现环保要求，体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关键还在政府。我国环境管理的对象一直以来都是企业，现在该是从制度设计上对决策者进行规范和约束的时候了。

　　王曦说，我国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企业，如建设审批、排污登记、接受环境监察监测等，都是对企业的硬性要求。而对政府行为是否符合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却一直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可以说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空白，一个地方官员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或是只要经济不管环保，其在法律上是没有约束的。这次4万亿元的投资也是如此，政府该怎么花，如何体现环保要求，这些都需要明确而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

　　黄震全国政协委员、机械动力学院副院长

　　谈到新能源问题，黄震委员认为：“新能源将成为新的产业革命的基础。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从根本上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将极大地改善全球环境状况。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意义不仅仅是环境保护或提供可替代能源那么简单，它可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一个引擎。”黄震委员认为，新能源装备产业目前虽然在我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其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

　　对于健全节能环保体制机制，黄震委员指出，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要“大棒”也要“胡萝卜”。他认为，目前我国的节能减排大多依照行政命令开展，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节能减排需要两个轮子一起转。一个轮子是“大棒”，即行政命令、法律的监督、节能标准制定等。另一个轮子是“胡萝卜”，即市场机制，政府用价格做杠杆，合理提高能源价格，完善能源价格体系，可引导社会节约能源。

　　节能工作怎么样才能盈利？黄震委员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可以借鉴现在国外普遍应用的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这种做法国内也有做，但是刚起步，在我们这里又称作能源服务公司。因为大家都知道，节能的特点，往往是初期投资比较大，成本收回时间比较长。因此有些企业往往就会犯目光短浅的毛病，总经理任期就三年、五年，他不愿意投资。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些能源服务公司，来帮助投资，帮你做能源节能改造，做完以后省下来的能耗可以跟企业分成。这样是非常的盈利模式。如果现在不是有一两家的能源服务公司，而是有成千上万的能源服务公司。他在考虑为你节能，同时自身还可以盈利，自然而然整个节能市场就建立起来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黄震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08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为1.9亿吨，对外依存度已达到51.3%；我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石油消费国。另外，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在节能减排方面，我国汽车工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黄震委员指出，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一直没能建立汽车动力主流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如果继续充当在核心技术上依赖外国公司的“生产加工型”企业，不掌握主流产品节油核心技术，中国汽车企业很可能在10年之内就会因汽车产品油耗高而丧失竞争力。

　　黄震委员建议：为节能汽车设立科技专项，加大科技投入，促进汽车动力产品节油核心技术研发，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建设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体系。要尽快制定强制性汽车平均油耗法规。同时，调整燃油消费税，合理制定汽车燃油价格，体现石油资源稀缺程度。

　　“节能不光是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益，做得好的话，还应该有市场效应。”黄震委员说，可以把节能作为一个盈利的市场去经营。他说，往往初期投资比较大，成本收回时间比较长。有些企业目光短浅，任期三年、五年的管理人员不愿意投资。因此我们需要一些能源服务公司，来帮助投资，做能源节能改造。

　　（更新日期：2009年3月13日）

　　（2009年3月9日《上海交大报》摘用部分。整理：董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