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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林院士:做一件事,就要努力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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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Bio-X中心主任 贺林
为什么有的家族会得短指(趾)症?这是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例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近百年来作为典型案例出现在各国教材中,科学家们却为它的致病之谜所困扰。一位中国科学家领导的研究团队,先是发现了A-1型短指(趾)症的基因位点,进而准确找出了致病基因,研究成果在世界遗传学界引起重要影响。
这位科学家就是贺林,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Bio-X中心主任。他当过八年工人,在1978年高考中脱颖而出,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中国三十年沧桑巨变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有过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却最终选择了回到祖国,解决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以“做一件事,就要努力做到最好”为信条,孜孜以求,勇攀科学高峰,在遗传生物学领域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
八年当工人的经历影响一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973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得主,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香港“求是”杰出青年奖……一连串的头衔和荣誉,贺林是怎么看待的?“这些只是同行对我以前研究工作的肯定与认可,不过对以后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不太喜欢同仁叫我‘贺院士’,更倾向他们叫我‘老贺’。”贺林淡淡地说。八年当工人的底层经历带给他一种平民意识,对他人生价值观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1970年,不满17周岁的贺林进入南京化纤厂,成为一名工人。那时候,工人阶层的地位很高,整个社会都在提倡“螺丝钉精神”。贺林想,为革命机器做一颗螺丝钉固然好,如果能发挥螺丝钉以外更适合的作用,岂不是更好?虽然看不清前景在哪里,在工作的间隙,贺林还是阅读一些小说,跟着江苏电台学英语,补充知识的营养。他弟弟的物理基础比较好,两个人合作设计了一套自动水位控制系统,为工厂提高了工作效率。因为这个缘故,贺林还代表工厂参加了南京市的科学技术大会。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因出身问题连“工厂大学”都没机会被推荐的贺林看到了一线光明。然而,他的中学教育几乎一片空白,离考试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还要应对工作上的三班倒,学习新知识谈何容易?更不要说面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1977年,贺林在高考中过了初考分数线,却还是落榜了。然而,在此次较量中,他看到了希望。经过以后半年的准备,差不多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贺林终于成功考入大学。
“我一直非常感激邓小平,他倡导的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贺林说。从那之后,他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开始了寻求到螺丝钉以外的适合作用。而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不管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贺林都会时常想起当工人的日子。那里包含着他的青春时光,是他未来事业的起点,有点卑微,却很真实。
尽己所学解决中国人的事情
1991年,贺林从英国佩士莱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英国MRC爱丁堡人类遗传研究所工作五年。在那里,贺林有很多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接触到遗传生物学领域的前沿研究。他比较历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籍,发现其中英国人占了很大的比例。贺林和一群聪明、执着的科学家合作共事,展开交流,大大开阔了视野,自身的科研水平也达到了比较高的层次。留在英国还是回到中国,成了贺林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宁静的英国生活使思想奔放的贺林渐渐地动了回到中国的念头。回国考察两次后,他感觉还不错。然而,1996年国内通货膨胀极为严重,邓小平已到晚年,国家的未来走向不够明朗,贺林一直心存顾虑。这时,父亲的影响给了他一把有力的推动。
贺林的父亲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林产化学专家,1984年当选为中国大陆第一位世界林业科学院院士。1951年,贺林父亲受到周恩来总理信的感召,下了难以下的决心,从澳大利亚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尽管后来在各种“运动”及“文革”中受到冲击甚至批斗,他始终对回国的选择无怨无悔。90年代中期,贺林父亲去英国看望他,殷切地希望贺林也回来,把才华和智慧献给养育自己的热土。
在父亲的影响下,贺林下了最后的决心:要发挥自己的科研专长,用中国人的遗传样本,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疾病。他先是保留着英国的绿卡和工作岗位,回来参加研究。贺林在祖国有了得心应手的感觉,便完全放弃英国的工作,而且把妻子女儿也带了回来。在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中,贺林找到了事业的归宿。
成绩来自对科学的真诚兴趣
有了在英国做研究时打下的良好基础,经过一段深入的研究,贺林的团队收获了丰厚的科研成果。2000年,定位人类家族性短指(趾)基因的论文发表在国际知名的《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2001年,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准确地找出了A-1型短指(趾)症的致病基因,成果为《自然遗传》杂志发表,对遗传生物学界影响广泛。
人类家族性短指(趾)是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例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长期以来作为典型案例出现在各国遗传学和生物学教材中,科学家们却为它的致病之谜所困扰,时间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在根据自己掌握的病例库寻找致病基因,贺林走在他们之前,最早揭开了这个奥秘,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和高度评价。A-1型短指(趾)症致病基因的发现是一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的、为国人长脸的科研成果,入选2001年科技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新闻,并获得2002年教育部提名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然而,贺林并没有止步于此,持续利用小鼠进行试验,在短指(趾)症发生机理的研究方面展开深入研究。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最近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贺林一直坚持的信条是:“做一件事,就要努力做到最好。”
说起从事科学研究的动力,贺林认为,那来自内心对科学的真诚兴趣。科学是一种有趣的东西,驱动着他去不断追求。小时候,贺林梦想当一名建筑师,让每座房子都成为神奇的作品。后来他走上生命科学研究的道路,发现从事研究和设计建筑有近似的地方,都需要想象力,都是脑与手的精美结合。
贺林一直倡导“快乐科学”的原则。但科学表现出来的工作往往是枯燥无味的,不少人会被吓跑。贺林说:“在跨越了从事科学的艰难和痛苦之后会发现,科学充满了遐想,有一种内在的美的韵律。当全身心投入其中,个人的工作与科学的节拍实现同步时,那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感受。”
把Bio-X中心打造成一颗明珠
上海交通大学Bio-X中心是一幢外观朴素的二层小白楼,掩映在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里。入得楼内,红、白、黑三色营造的装饰风格富有动感,一幅幅抽象绘画挂在墙壁上,让人宛如置身前卫的艺术工作坊。样本库、电泳室、小鼠模型分析室、公用仪器室、综合实验室、会议室等分布在两个楼面里,设备先进,环境整洁。
这里是斯坦福大学之外的第二个Bio-X中心,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神经精神疾病样品库。中心名誉主任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首位主任为上海交大原党委书记王宗光教授。哪怕是在节假日,也有不少学生在中心查资料、做试验,一派忙碌的景象。
身为Bio-X中心主任,贺林院士希望为科研团队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享受“快乐科学”的过程。中心不仅在环境布置上体现了浓郁的艺术氛围,他还经常用艺术的原理去引导和启发学生。贺林认为,科学和艺术须臾不可分离,优秀的艺术作品可以为研究人员带来精神上的陶冶和启迪。
在贺林看来,加大时空延伸是Bio-X中心的一项重要发展策略。中心不仅与长宁绿地医院、中科院营养所等共建基地,贺林本人还同时出任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我的理念是只做加法和乘法,不做减法和除法。”他认为,科学研究需要竞争,更需要合作互补。如果把两方面最优秀的人才集中起来,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那完全有可能产出重大的科研成果。贺林举例说,美国的两所顶尖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布罗德研究院(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基因组研究中心,影响深远,其成功经验很值得借鉴。
贺林正努力将Bio-X中心打造成交大、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的一颗明珠,而且正在把所经手的事情都向着国际领先水平推进,让这颗明珠在生命科学界发出灿烂的光芒。贺林对此充满了信心,带领科研团队向世界一流的方向努力迈进。
科学研究是一步一步地做出来的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富民强,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贺林院士自认为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他在充分肯定三十年成绩的同时也相信,如果体制机制和管理能够跟上,国家的进步可以走得更快、更远。
“这些年,中国的科学界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浮躁、浮夸和腐败的风气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作为体制内的一名科学家、一位团队负责人,贺林的心头充满了忧虑。“国家大笔的经费如果能用在解决科学问题的每一个实实在在的课题上,一定会比花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忙于‘拼盘’所得的效果好得多。”他分析说,“国家投入巨资组织团队搞攻关的初衷很好,但如果机制没理顺,管理没跟上,会造成资源巨大的浪费。‘投资多就一定能换回高水平的科研回报’,这往往只是一厢情愿。”
贺林非常期望体制机制能够得到调整,做事的人多一些,说事的人少一些。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对认真、老实做研究的科学家是不公平的,将大大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根据以往做研究时总结的规律,贺林说:“科学研究不能以拼盘形式完成。诺贝尔奖获得者极少出自所谓的攻关大项目,更多是来自于一二十人组成的研究组的持之以恒的努力研究。”
贺林认为,“目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在于用于科学研究资金数额的问题,而在于这方面体制和机制根本变革的问题。并且,需要管理上的变革,游戏规则的合理化,使实在的东西多一些,虚在的东西少一些。到那时,中国科学的春天就真正到来了。”

贺林与沃森(左)、谈家桢(中)在一起 资料图片

上海交通大学Bio-X中心小白楼

一位研究生在Bio-X中心实验室里做试验
(撰文/摄影:董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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