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处，是故乡

心安处，是故乡

西槐

城里人回农村过春节，是中国的一大文化景观，短短时间里生活环境剧烈变化，身在其中的人得到新鲜感和精神触动。网络社交圈常见“吐槽”模式，或者对家人亲戚的催婚、问工资心生怨念，或者感叹农村的文化低迷、人口空心化。在我看来，作为故乡的农村确实会有这样那样不如意的境况，然而那里有家，是一个让心灵变得安宁、可以自在栖息的地方。

一

腊月二十一是单位放假第一天，凌晨四点刚过，我就和儿子元宝早早起来，打车前往虹桥火车站。有了高铁非常便利，中午十二点半，我俩就到高密了。先到县城里姐姐家吃饭休息一下，傍晚她开车一起回董家庄。

董家庄是我的老家。我出生在这里，十三岁到柴沟镇上读初中，又读高中，直到二十岁到上海念大学。四间房子是1991年在老屋地基上翻盖的，在当时看很气派。董家庄是我整个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心，家里的格局一直没什么变化，每次回来我爬楼梯上屋顶，喂狗看猪，翻找中学的旧书报，都觉得亲切。

2012年妈妈走了。同村的大娘来和爸爸搭伙，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至少爸爸能有个照应，小辈在外面放心一些。前两年我没怎么表示过，说来惭愧，这次包了一个红包给大娘买衣服。她给我和元宝做饭吃，我就心安理得些了。回到家吃到热气腾腾一大桌饭菜，很是舒心。

爸爸在镇上给一个橡胶厂老板看门，每月赚千把块钱。老板娘年终给了三百元奖金，爸爸觉得太抠门。好在上班时间不算紧，不影响家里养猪。他老是找自家兄弟打牌，不着家，妈妈在的时候为此不知生了多少气。现在上了年纪，更不容易改，随他怎么玩，我懒得说。现实往往是这样，不太完美，但也还能过得去。

除了春节前后的三四天住在董家庄，别的时间我和元宝住在高密姐姐家。2018年她有了新房子，说话也扬眉吐气了。在上海我得天天给元宝做饭、洗衣服、接送上学，到了姐姐家就可以装小孩，什么都不用管。不要说元宝洗澡喂饭了，我俩的衣服鞋子都是她买，这不就是安乐窝吗？要出门走亲戚，她也把该买的酒、烟、水果准备好，谁家的人情也不落下。

寒假在两家住了两周，我没做一次饭，没洗一次碗，简直比新年生肖还懒。

二

带着新春走基层的写稿任务，我回了一趟初中母校柴沟中学，采访仪名强校长。是从县城搭他车去的，他家距离我姐姐家很近。学校原先在袁家村河边，2016年迁到老高密三中校址，正是我的高中母校，而这所学校前些年已搬到县城去了，另有一个名字叫康成中学。如此说来，新柴沟中学就算我双料的母校，是我从董家庄到上海的中间站，当然感情深厚。

农村人向城里集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董家庄都没有盖过新房，大凡有点经济条件的，都到高密去买房子。农村人接受好教育的意识也在觉醒，不少家庭让孩子考民办初中。作为公办农村学校的柴沟中学，就面临优秀生源流失的窘境，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前面有两三任校长都没干长久。

二姑父一直在教育口，对这所学校的变化看在眼里。聚在一起的时候闲聊，他告诉我：“仪名强奇能活络，这两年把柴沟中学弄得不糙。”

我了解到，柴沟中学开展工作的主要抓手是赏识教育，在强化制度建设基础上，发现教师、学生、家长身上的闪光点，给他们激励，有点像上海闸北八中刘京海的成功教育。农村办学条件艰难，母校有新起色，当然值得高兴。我把稿子写出来投到北京，尽己所能往前再推一把。

那天上午采访完，仪校长说，“走，回家看看咱爸。”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就坐上他的车，以为是去他的村子看望他父亲。开了好长一段路，他又问：“是这条路拐弯吧？”我才知道是要去董家庄。这可叫我如何是好，要折返回去他当然不肯，于是恭敬不如从命了。仪校长在我家喝几口茶，跟我爸聊了一会儿天。

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校的名字是柴沟镇第一初级中学，简称柴沟一中，另外还有二中和三中，已撤并了。当初校长叫苏联平，长得很高大，似乎走路时是斜着头看天空。学生见了他满是敬畏，根本不敢搭话。如今校长到毕业生的我家里随访，叫我情何以堪。只能在心里想，好好发展，多出力，别辜负了母校这份心意。

三

每当看到有人抱怨回乡过年时被催婚，我就私下里想，不至于吧，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该不会难为情到哪里去。要是家人亲戚都对这不闻不问，反倒是有点生分了。农村里的温情，一大部分就体现在这种看似没有距离感的嘘寒问暖上。

我和元宝他妈分开了，元宝平时上学跟我，周末去找他妈。去年冬天我带着元宝回老家，隐隐有种担心，就是亲戚问“孩子他妈怎么没回来”。其实我多虑了，亲戚们都是明白人，看不到孩子他妈，十有八九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就算有村人问“孩子他妈回来了吗”，回答一句”她不回来”也就打发过去了，从来不会有人盯着确认分开这回事。我感觉到亲戚乡邻都仁心宽厚，不会故意让人下不了台。

这次回家还是我和元宝两个人。大娘悄悄问我，“和他妈没法复回去了？毕竟是为了孩子，有个亲娘最好。”类似的话爸爸跟我说过，小舅也跟我说过。我有时回答“木寻思”，有时回答“木有事”，就结束了这个话题。他们比我多吃十几二十年饭，该是多一些人生的智慧，能够这么问，表明是有一份牵念在。尽管我不认同这样的提议，也还是感激他们的体贴和善意。

每当有亲戚问我收入怎么样，我就说“挣个吃喝”。确实，看数量好像比县城工资高一些，刨去吃穿花销，一年下来剩不了多少。这没什么好比的，更没什么好骄傲的。我从董家庄到上海发展，工作生活环境似乎“高档”一些，在根子上还是庄活人，住的房子比他们小得多。因为心里没有攀比炫耀的想法，所以回乡后说话做事都不用刻意，也就觉得自由自在了。

有时候姐姐跟我说，打扮得好看些，出去让人看看有点样子。人靠衣装马靠鞍，妈妈在世时也常说我穿着太随意。谢天谢地，我巴不得周围人把我看得矮一些，这样就不必为了维护那个光鲜的形象而费脑筋，大致过得去就可以了。春节期间我基本穿着棉袄棉裤，一直穿到上海。小时候就这么穿，暖和，舒坦。

四

这次回家有个心愿，是带元宝到村东南岭的坟上看看。

妈妈生前没能抱孙子，是她的也是我的莫大遗憾。元宝在上海常念叨：“我的奶奶就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已经——没了，没了就是——不在了。”是跟我学的。腊月三十下午上坟，我带上元宝。有人在放鞭炮，他并不害怕。烧完纸，我带他向坟磕头，他也做得有模有样。这样，他就知道奶奶埋在“小山”底下了。

从大年初一开始，元宝身体不舒服，又是呕吐，又是拉稀，我怀疑是肠胃消化有问题，或许是吃错了东西。姐姐买了药送回来，吃了两天，也没控制住。姐姐就说，都是因为我把元宝带到坟上去，他太小，一定是让我妈妈“怪”着了。农村往往这样，出了什么意外，迁罪到逝去的人头上。我是不太信这些。

初三叔叔姑姑们回董家庄团聚，奶奶到我家吃饭，知道元宝的情况，就给他叫魂。我小时候在墙头上走，受到惊吓，妈妈也让奶奶给我叫过魂，大致是用碗、水、黄纸钱、筷子做一些操作，口里叫我小名说着“快回来”，看水珠从哪个方向来，从而判断是哪里的原因。这次我在屋里陪元元，奶奶在下边叫，我没有看到。不大一会儿，结果出来了，水珠从东南方向来，就认定是元宝到坟地去的原因。农村里有种说法，不能带小孩子到坟地去，得大一些才行。

我半信半疑。总体上我觉得吃药才管用，祖上传下来的那些土办法呢，用用也无妨。按照奶奶的要求，我把那个黄纸钱放在元宝口袋里，过后他睡觉时塞在枕头底下。我心里想的是，如果妈妈真的在地下有知，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孙子的，亲都来不及，断然不会找他的麻烦。

元宝初三傍晚被他妈接走，晚上还吐过。后来在他外婆家也吃药，大致消停些。说是把魂叫回来了也好，说是药物作用也好，总算没事了。

五

住在姐姐家的一个好处是可以上网，另一个好处是她和外甥女帮我照看元宝，我可以在电脑前边写东西。腊月的最后几天里，我完成了陆康、刘一闻、孙慰祖、徐庆华、徐正濂五位篆刻家的年度小盘点，另外还撰写五千多字的《2018年上海篆刻一瞥》。在微信号发布出来后，每篇阅读量都达到四位数，孙慰祖那篇更是超过三千，对于篆刻这样的小众领域来说，是很可观的了，我很满足。

不管是做篆刻家个案研究，还是整理发布年度活动小盘点，都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于具体的人的关注。作家可以渲染“我”的感受，而这是艺术评论和研究的大忌，因为需要用事实说话。我去看他们做了些什么，怎样在艺术学术上钻研求索，和周围的人有怎样的互动。因为平时一直在收集资料，所以做年表时并不太困难。徐正濂的小盘点本来不在计划中，一个偶然的因素让我做下去。梳理两千多字活动列表，配图发出来，也就是一天时间。

从开始做人物年表到现在已有五年，关注具体的人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同时在更新的年表约有十个，已发表过的是陆康、张用博和钟扬三个。也是在这几天里，我开始着手新做一位老先生的活动年表，已搭起框架并写到五千字。这就像在进行一场”当代考古”，把曾经发生而正在远去的事件从资料堆中挖掘出来，以时间为顺序排好，成为一份供后人参考的文献。

我对董家庄人也有持续的关注。因这十多年来，我用胶片相机拍摄了很多董家庄村民，印出照片发给他们，并整理出来挂在网上，成为一个个摄影专题。其中“董家庄人”系列是用120相机拍的，经常对焦对不准，粗率了一些。在董家庄总共大约500口人中，已拍摄107人，每人少则一张，多则五六张，每张都标注拍摄时间和地点。这是我和村人的对话，也是他们在董家庄留下的一个个时间切片。

遗憾的是，在我拍摄的同村人有五位已经过世了。岁月不等人，好像董家庄在离我越来越远，而这些照片宛如一根根粗大的缰绳，把我记忆中的董家庄给牢牢拴住。相机不知放到什么角落去了，这个系列的摄影停止更新已有一些时间，我想总归要把相机找出来，或者重新买一台，把董家庄的几个专题继续拍摄下去。

六

董家庄是一个流淌着牧歌的宁谧田园吗？不是。这里有贫穷，也有很多无奈，最无奈的当属村东的土路。我从2009年开始关注，也有呼喊，十年过去了，还是有600米通往村外的主路没铺通。

2008年潍坊发改委的网站说，全市通油路行政村总数达到8856个，通油路率达到95.7%，基本实现全市村村通油路。2009年潍坊办十件实事惠民生，其中一项是“投资13.5亿元，新建改造农村公路2000公里，新增通油路行政村300个”。2010年潍坊新闻网说，高密“除个别将于2010年迁村并点的村庄外，其余均有硬化道路通达，全市农村道路通达率达到了99.6%”。报纸上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似乎离100%铺通硬化道路的目标只差一点点儿，可董家庄的路就是没修通。

2011年我给潍坊市长热线反映这件事，工作人员电话告知：“经了解，高密已列入山东省行政村通油路试点县，2012年底之前，将实现所有行政村都有1至2条硬化大街，并与硬化大路相连接；柴沟镇将于2012开始实施此项工程，2012年底之前完成。”好消息出现在2012年冬，村支书动员在外的村人捐款，说马上要修水泥路，我兴奋之下捐了一千元。哪知道，村西和村中的路硬化好了，村东边到另一条水泥路之间的600米，却一直坑坑洼洼着。

今年过年期间，我看到微信给我推荐一条新闻，上面说柴沟镇“全面实施村际道路贯通、村内道路硬化绿化和文体广场建设等基础设施工程”，还专门成立了“成方连片治理工程”工作领导小组。我气不打一处来，新闻里夸得花好稻好，只是在糊弄老百姓。原本用于董家庄道路硬化的资金，不知被哪位官老爷吞掉了，山东、潍坊、高密、柴沟各级政府却也不肯再拨款。

哼！

七

高密县志上说，董家庄明末万历年间由董氏三兄弟立村。这里百分之九十的村民姓董，我是三兄弟数过来第十八代。族谱在“文革”期间毁了，不知道祖上是否出过进人，但村里看不到超过一百年的建筑遗存，我也没有听在世的老人说起祖上阔过的故事，所以从大概率上来说，我是“农十八代”。

不知不觉，我到了而立之年。在这个年龄上，亲爷爷生病去世了，爸爸在董家庄翻盖了新房。妈妈在世的时候说，“三十不发，四十不富”，到了这样的岁数，人生的大致模样就确定了。可我还觉得没长大呢，以后能扑腾出新花样来吗？

正月初四下午，我坐上青岛开往上海的高铁。由于在高密不停站，只好到潍坊上车，姐姐、外甥女和小舅送我去。包里有我和元宝的衣服，有爸爸剥的生花生米、带皮熟花生，有大娘给我准备的自制灌肠、豆腐乳、烤烧肉，还有仪校长送的高密特产大蜜枣。都是家乡的味道。那豆腐乳可好吃了，比超市里买的更对胃口。黄瓜拌烧肉也不错，我小时候，那是招待客人的硬菜。在上海吃着这些，春节的气氛还在延续，仿佛置身董家庄一样。

故乡是游子出发的地方，也是远行的回望方向和情感归宿。

（登载于2019年2月12日“篆刻观察”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