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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可能性

——《唐山大地震》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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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有一张《唐山大地震》电影票的时候,距离开场还有三刻钟。最近一段时期,不管是《人民日报》评论版还是各种新闻类周刊,对这部影片评说很多,而且多是褒扬的声音。它怎样在弘扬主旋律和保证有看头之间取得平衡?我已期待了一些时间。眼下正好有空。我收拾好手边的事情,骑车往上海影城赶,居然提前十分钟到了。放映环境很好,但观众稀少,几百座位的剧场里只坐了二三十人,绝大部分是同学单位的同事。依照媒体上说的火热势头,该是一座难求才对。不过这样有一个好处在于,不必担心前方有不断摇摆的脑袋,干扰了观影的心情。

场面很震撼,情节很感人,冯小刚确实把政治性和艺术性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身在那个氛围里,就免不了被影片发出的催泪弹击中,哭得稀里哗啦。因为同学就坐在身旁,我还不好意思那么放肆,只好强忍着,任凭眼泪淌下来,印痕留在脸上。地震给人带来了难以言尽的创伤,然而人间毕竟有一种温暖的东西,一种坚韧的东西,让日子充满了光亮。母亲元妮不肯另买房子再搬家,出于对亲情和爱情的守护;那洗干净了的西红柿,那放在坟墓当中的另一份教材,无不维系着她对女儿的愧疚和思念。正是有了源于生活深处又不落俗套的细节,《唐山大地震》具备了催人泪下的力量,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共鸣。

离开上海影城,我和同学一起吃饭,两个人却没有聊起《唐山大地震》,仿佛看电影这事压根儿没发生过;后来终于谈起来了,也只是提及1976那个特殊的年份和抗震救灾方面唐山与汶川、玉树的差异。同学说:“我好像哭得比你厉害。”其他的大家都不肯多说了。可能有些感受是隐秘的,柔软易碎的,不适于拿出来跟人分享,特别是两个男人之间。我私下里想,三十二年间,元妮、方登、方达身上都发生了很多事情,无数的苦恼和曲折,用一册小说或一部电影加以表现,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半程人生的真相?无可避免地,许多生活的细节被略去了,能够为人所知的只是被裁减过的样子。假如元妮是现实里真实的人,不知她会为事有所传感到欣喜,还是会为艺术表达人生的局限而心存遗憾?

反正,我有时面临着这样的苦恼。周围世界的某人某事带给自己很多触动,很想通过某种形式表达出来,但要将之形诸文字时,又不由得犹豫了,唯恐简化甚至轻慢了受写对象。面对已经写出的篇什,同样诚惶诚恐,总会觉得它距离“真实”或“理想”的境况有相当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说,沉默也不失为一种表达,至少是对这个世界的人和事保持足够的尊重与敬畏。也有一种看法,表达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就像生活本身的开放与丰富多彩一样,那么,可以大胆地往前走,做了再说。

假如元妮是现实的人,她会对小说和影片怎么看?《唐山大地震》里有时间的跨越,有人生的沉浮,灾难本身也伴随着生命的枯萎与寂灭。元妮一家是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们(包括所有生者和逝者)的缩影,引导今天的观众通过一个标本、一个切片去回顾这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原著、编剧、导演、演员等都在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表达,向人们传递些什么,宣扬些什么,倾诉些什么。这个表达的过程是在观众触知元妮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完成的,那么,关于把握是否准确、裁减是否得当的评价,并非由元妮独自作出,而该由主人公和观者共同去完成吧?

 

           2010-8-8

 

 

《唐山大地震》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