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和讲真话的巴金

——徐中玉老师访谈记

巴金老人走了。为了缅怀这位文坛巨匠的精神风范，研究生联合会想请徐中玉老师到交大作一次关于巴金的演讲。徐老师欣然答应下来了。在秋日的一个午后，我和同在研联学术部的程雨楠去拜访他。

徐府坐落在师大二村靠近门口的一栋三层小楼里。虽然外面马路上熙来攘往、市声鼎沸，围墙的这一边却是个幽静安闲的所在。木制的楼梯踏上去咚咚作响，给人一种古香古色的感觉；它仿佛在向来客说：楼上住的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小点声，不要过多地打搅他。

开门的是一位阿姨。当我们说明来意时，徐老师已走出来迎接我们了。虽然已是白发苍苍的九旬老人，可是徐老师面色红润、步态健朗，说话也是中气十足，颇有老当益壮的长者风范。他把我们带到书房，然后就打开了话匣子。

徐老师说，他比巴老小十一岁，虽然很早就读过他的文章，可他认识巴金还是1947年来到上海以后。在一段时间里，巴金是全国作协主席和上海作协名誉主席，而他历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主席多年，和巴金有过很多工作上的接触；1999年巴金老人住院后，他也曾多次去看望过。徐老师编写过很多种语文教材，每本都会选一篇巴金的文章在里面；他觉得巴金的文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徐老师很喜欢巴金老人晚年写的《随想录》，尤其对他的讲真话的精神深有感怀。

说到《随想录》，徐老师觉得它在文学上没什么特别之处，其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思想上对社会的贡献。统观《随想录》可以知道，巴金晚年在倡导的是两件事：一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二是建立“文革”博物馆。两者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文革”期间，大量知识分子遭到抄家、批斗，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资料失踪了或者被毁掉了，收集、保护、展览那些史料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后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起来，巴金老人可谓功莫大焉。

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文革”中吃过苦头，而且是因为他想反思那段沉痛的历史，并要人们从中吸取教训。真正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好多人含冤离开了人世。徐老师动情地说，老舍就是投太平湖自杀的，那是他的老师。巴金深深地剖析了自己，毫不留情地把灵魂深处的渣滓清除出来。他说过假话，迫于压力写过批判别人的文章，从而暂时地保住自己；他自己也被当牛做马批斗过，处境非常悲惨。巴金本来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一下子变成了猪狗不如的人下人，那种心理落差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正因为有过那样的经历，巴金对“文革”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刻体会。他写文章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做为，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整个的群体，针对那一段历史。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巴金觉得，如果不能从“文革”中吸取教训，历史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

时间在悄悄地流过。我和程雨楠静静地听着，心思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徐老师侃侃而谈，像一只振翅高翔的大鹏鸟，引领着我们在历史的天空里穿行。抬头看一看，我忽然明白，这是在徐老师的书房里——桌上摞着高高的几排书，写字台边的纸袋里装着书，小床上也堆着很多书。这里没有豪华气派的大书架，也没有装祯精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徐老师的存在让这间书房显得充实而富有灵气。墙上高高的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松柏千秋存本性，人生百岁显精神。”一语道出了徐老师的精神品性。我看看程雨楠，示意她不要呆得太久；可徐老师丝毫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说过家庭方面的小事，又接下来讲巴金。

尽管巴金苦口婆心地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他的提议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很多人都是对那段历史抱着一种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的态度，主流媒体对之也是能遮就遮、能掩就掩，讳莫如深。八十高龄的巴金第一个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出来，拷问自己的良心，这一点非常了不起。上海作协开会的时候，巴金常常说：“作家要团结”。徐老师解释说，“文革”的经历在巴金老人心里挥之不去，在新的社会环境里下，那段历史成了他的反面教材。他说“作家要团家”，那是因为“文革”中作家太不团结了，今天你抓我的辫子，明天我拽你的尾巴，斗来斗去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巴金老人希望能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对国家对人民尽到他最后的责任。

我们也说到了演讲主题、来车接送方面的事情。天色暗下去了。程雨楠意犹未尽地问徐老师：“您有什么独特的养生之道，可以使自己身体这么健康？”徐老师说是散步，他每天都会花个把小时去长风公园散步。将离开了，程雨楠说：“徐老师我可以抱您吗？”徐老师说可以，于是就拥抱言别。我们告辞了，徐老师和阿姨送我们到了门口。

我们带着沉甸甸的收获离开了徐府。后来我问程雨楠为什么要抱徐老师，她说：“拥抱了这样的老人可以长寿。”

2005.10.23

（刊于2005年11月7日《上海交大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