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他为使命而生

他为使命而生

追记“2017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年度特别致敬人物”、复旦大学教授钟扬

　　文|本刊特约记者董少校

　　 “如果没有钟扬老师，西藏大学就不会这么快拿到生态学博士点，也不会这么顺利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西藏大学校长纪建洲说。
　　 “他为收集种子走遍西藏，珍藏在西南种质库里的544份种子是他留给未来世界的礼物。”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项目主管杨湘云对钟扬心怀敬仰。
　　 “我快60岁了，身边不断有亲人去世，但都比不上钟老师离去，这样让我伤心。”说起钟扬，西藏大学研究生院原院长欧珠罗布忍不住抹眼泪。
　　钟扬生前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内蒙古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
　　援藏16年，他倾己所能，助力西藏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他乐于助人，俭朴无私，以高洁的人格凝铸非凡的事业；从参与创立植物信息学到倡导推动高原学研究，他在科研领域结下了累累硕果。
　　他为使命而生，一种发展西藏的使命，一种成全他人的使命，一种为人类生活更美好的使命。如今他走了，事迹精神却留在中华大地上，从黄浦江畔到雪域高原，人们口中在传颂着他的名字。
　　新年伊始，记者从上海出发，奔赴湖北、云南、西藏，走访钟扬同事、学生、朋友等，力图追寻钟扬未曾远去的灵魂。

　　 西藏情缘
　　 1月的昆明空气干爽清冽。乘电梯进入地下一层，穿过两道厚重的保温大门，来到西南种质库的干燥间。墙边堆放着盛放植物种子的塑料筐，其中一个标注着采集者的名字“钟扬”。那些种子将用来制作展示标本。
　　再穿越一道保温门，就来到常年保持零下20摄氏度的核心储藏间，宛如从温室进入冰窖。室内立着一排排可移动钢架，上面摆放着盛放植物种子的玻璃瓶。钟扬采集的226种植物544份共1300万粒种子，以及3665份植物标本和1367份DNA样本，就存放在几个冷冻储藏间里。杨湘云告诉记者：“这些种子能够保存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当环境恶化、物种濒临灭绝的时候，就可以从种质库中取出，重新激活，发芽成长。”
　　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永平看来，钟扬是我国较早呼吁建立种质库的科学家之一，在《自然》杂志撰文阐释保护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不仅如此，钟扬还身体力行，热情地投入到采集种子的工作中。一张在西藏布满红点的地图，显示着钟扬采集种子到过的地方，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西南种质库调出的数据资料显示，钟扬2008年7月26日在西藏曲水县达嘎乡雅鲁藏布江边采集第一份种子，最后一份是2017年8月31日采于上海浦东的野生大豆，这也是唯一来自青藏高原之外的种子。
　　 “有的人以为采集种子是体力活，没多少技术含量，实际这是一份为子孙后代储存希望的大工程，每份种子要收集5000粒，专业性很强，来不得半点马虎。钟扬采集种子不仅延续达10年之久，而且持续到去世前一个月，足见他看重保护生态多样性，堪称一位卓有远见的战略科学家。”杨永平说。
　　 2001年，钟扬第一次到西藏，开展野外调查，从此与这片高原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年都进藏。哪怕开始几年是自费去考察，也在所不惜。2010年，钟扬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3年后意犹未尽，主动留下来成为第七批，又3年后入选第八批，把西藏当成人生的第二故乡。
　　在2009年以前，西藏大学理学院每年新增科研经费只有100万元。时任党委书记徐宝慧找钟扬商量，能不能想办法提高到新增400万元？钟扬回答：“我来试试看吧。”他召集全院科研人员开会，讲解如何做科研项目书，郑重承诺：无偿为每位老师修改项目申请书，且只要申报，就自掏腰包给每人补助2000元。
　　这项钟扬自己制订的“土政策”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012年有十几人申报各类课题，分别得到钟扬的指导和奖励。从2013年起，西藏大学理学院每年新增科研经费超过500万元，一举成为学校科研方面的“明星学院”。“不拿到博士点，我不离开西藏大学。”钟扬曾对徐宝慧说过这样的话。在钟扬的带动下，理学院原本松散的科研团队拧成一股绳。“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与分子进化”团队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在西藏首开纪录。
　　 2013年，西藏大学获批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首批包括民族学、中国语言文学、生态学3个一级学科。不仅如此，2017年西藏大学入选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学科正是生态学。“钟老师对西藏大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学校原本有藏学、藏医学等传统优势学科，自然科学薄弱，入选‘双一流’名单的却是生态学，足见他让生态学实现了飞跃。”曾担任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欧珠罗布说。
　　西藏让钟扬魂牵梦绕。2015年，他突发脑溢血，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因为救治及时才挽回性命。医生告诫他，一要戒酒，二要“戒藏”，不能在高低海拔之间来回折腾。钟扬戒酒做到了，西藏却割舍不下，9个月后就打破了医生的劝阻，进西藏重新成为工作常态。
　　钟扬在复旦大学培养的博士生中，已有4人在西藏工作，包括3位藏族毕业生。首位藏族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在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种质资源库担任负责人，承续钟扬采集种子的事业，2017年底已把第一批种子储存进种子库。第二名藏族植物学博士拉琼在西藏大学理学院任职，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扬悉心呵护的人才种子，正在高原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人格魅力
　　来到拉萨东郊，西藏大学教工宿舍区，很容易看见位于一楼的钟扬公寓。楼前小片空地上种着水稻和拟南芥，是钟扬为实验而手植的。卧室在公寓二楼。拉琼老师打开橱柜，拿出几件钟扬穿过的牛仔裤，已经磨得泛白，有的上面还破了洞。一件牛仔上衣，领口七零八落，已碎得不成样子。“钟老师不是没有钱买衣服，他是对衣食住行这些不讲究，从来不在上面花心思。”拉琼说，“他常年穿格子衬衣，一条29元从地摊上买来的牛仔裤，背着破旧的黑双肩包，2014年才用智能手机。他特别朴素，不贪图生活享受。”
　　那个黑双肩包已从车祸现场放回客厅，与钟扬曾经穿戴的外套、帽子放在一起。公寓进门处立着博古架，上面一盆兰花无力地下垂着，叶茎已枯萎了。
　　徐宝慧回忆，当初钟扬搬到这里，还经历了一番曲折。“我们告诉钟老师，学校给他分了新的房子，他却说，住的条件已经很好，比在上海还舒服，没必要再换。于是，我们就趁钟老师不在西藏的时候，‘强行’给他搬了家。”
　　钟扬热衷于下厨，能做十几个人的饭，公寓的小餐厅是大家欢聚的地方。曾跟钟扬读硕士、现已留在西藏大学工作的赵宁说：“有时候我们野外考察回来，已经凌晨两三点钟，他还是会给大家做饭吃，听他说说笑笑，一天的劳累都没了。钟老师喜欢做猪肉罐头炖花菜、鸡蛋炒青椒、回锅肉，我做肉夹馍也是跟他学的。”
　　对自己生活上的事情不太计较，乐于分享、努力成全他人，是钟扬一贯的行事习惯，也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在许敏、赵宁跟钟扬读研究生的时候，在青藏高原发现了拟南芥。这是一种在低海拔地区普遍存在的植物，像小白鼠一样在科研中广泛应用，生活在高原的拟南芥尤其具有重要科研价值。许多植物学家寻找多年，都没有找到。面对这样宝贵的科研材料，钟扬没有捂在手里供本课题组使用，而是在一次研讨会上宣布了发现高原拟南芥的消息，表示愿意与科学家无偿分享种子标本。不仅如此，他还与多位同行一起到拟南芥发现地展开考察。
　　计利当计天下利，钟扬正是这么做的。他邀请几十名西藏大学生到上海，开阔眼界，激发他们学习深造的兴趣。西藏大学招来首批生态学硕士，可是师资不够，钟扬就通过在业界的关系，让他们第一年在武汉大学就读。赵宁回忆道：“那年中秋节之前，钟老师到武汉请我们9名硕士吃饭，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武昌鱼，特别美味。他还给我们每个人发1000元，作为生活补助。钟老师对我们真是太照顾了。”钟扬的父母生活在武汉，他甚至动员两位老人在家里准备菜肴，请西藏大学的研究生们去吃，改善伙食。
　　和钟扬相识30年，武汉大学教授王有为觉得钟扬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很有担当。“我刚进单位的时候，对钟扬有点敬而远之，因为他读的是中科大少年班，毕业时年龄小而成绩大，我不愿去高攀他。”从美国访学一年回来，钟扬带了一围巾包着的原版磁带，给王有为挑选，说等他挑剩下了再去分给别人。“钟扬无意中知道了我喜欢音乐，就给我带了磁带当礼物，这让我非常感动，没想到他会这么体会我的需求感受。”王有为说，从那以后，他和钟扬就成了关系紧密的朋友，结婚的时候请钟扬证婚、主持婚庆活动，离职后仍保持密切联系。
　　不少人把钟扬当作最好的朋友、知心人，都为他的意外去世而感到痛心。王有为分析，钟扬处事有一个常人难及的特点，在于他能够独自承受工作生活中的不愉快，不抱怨，也不去渲染伤心事，这样就不会给人带去相处的压力。“我和他感情那么亲密，哪怕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也不说人坏话，顶多是笼统地说有些事不太开心。但当我想要问究竟是什么事情时，他却赶紧岔开话题，去说别的，所以我想安慰也没办法。他也不需要别人的安慰。”王有为说。

　　 科研成就
　　武汉植物园有一片荷花池，一个个小池如睡莲花瓣形状分布。冬雨初歇，悬铃木的黄叶飘下来，落寞地躺在荷池间的小路上。这里是钟扬早年开展荷花研究的地方，他在这里不仅收获了论文，还收获了爱情。
　　 1984年，钟扬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实龄才20岁。时任所长胡鸿钧问他，是打算暂时在植物所待一待，以后另换工作，还是准备长期干下去，钟扬回答打算长期做。“我跟他说，你的专业背景是无线电，打算在植物所做，那就要把植物学这块底子补起来。”时隔三十多年，胡鸿钧依然记得当初和钟扬谈话的一幕。
　　钟扬去武汉大学旁听，自学植物学知识。原先的无线电基础并没有废弃，而是成了他开展交叉研究的独特优势。他尝试摆脱传统的形态描述方法，采用数量分类方法，为荷花分类，合作者是同年进入植物所工作的张晓艳。武汉植物所黄德四回忆：“夏天的早上，荷花开了，钟扬和张晓艳到荷花池里测量花、叶、茎等数据，成百上千的荷花，一个一个地量，坚持一两个月，付出很多时间精力。也应该是在那时候，他们两个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1987年，钟扬和张晓艳共同完成的论文《荷花品种的数量分类研究》刊登于《武汉植物学研究》，并于次年获得1988年湖北省优秀论文奖。有着共同的志趣追求，两个年轻人结婚了。
　　荷花研究为钟扬立下高起点，他注重计算机在植物学研究中的应用，在国内较早地拓展了植物信息学这块学术新版图。1990年和1994年，钟扬领衔编著的《数量分类的方法与程序》和《分支分类的理论与方法》相继出版，成为中文领域数量分类、分支分类的基础入门书。
　　在黄德四看来，钟扬年纪轻轻就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学术个性。“一是目光敏锐，抓住前沿课题，在别人更注重论文的时候，敢于写书。二是行动力强，他搭起书的框架，让大家分头去做，合成书稿继续打磨。三是善于分享出成果的机会，大家一起进步，跟他合作的同组人，全都从初级职称升到了高级职称。”
　　 2000年对钟扬是一个富有转折意义的年份，他从工作16年的中科院武汉植物所离开，进入复旦大学工作，在这里度过成果迭出的17年。
　　在钟扬眼里，官位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拿得起也放得下，为了干事业，可以不当官。他33岁已担任武汉植物所副所长，是副厅级干部，到复旦则近乎“裸辞”，就当一名普通教授。国外的优越条件，钟扬也不甚动心。20世纪90年代初，他曾和妻子一同到美国，有人担心他们会留在国外。出于对单位的口头承诺，钟扬按时回来了。不仅如此，还自费购买了当时稀见的计算机、复印机等设备，放在单位公用。
　　这些年，钟扬主要在三个领域从事研究，分别为生物数据模型与信息系统、分子进化分析方法及应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与植物基因组分析，累计发表学术论文180多篇，出版《简明生物信息学》等学术专著3部。在微观层面，钟扬参加了SARS冠状病毒分子进化分析、日本血吸虫全基因组分析，两篇论文分别在《科学》和《自然》发表，被引用都超过200次。在宏观层面，他关注西藏生物资源分布，对垫状植物、药用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和化学多样性展开研究，探究青藏高原极端环境下植物基因组变异和适应性进化机制。甚至在科普领域，钟扬也有不凡的建树。他为上海自然博物馆撰写展板解说词，经常去上海科技馆与青少年交流互动。
　　说起钟扬的科研成就，王有为带着一丝惋惜：“钟扬不是那种‘几十年磨一剑’的科学家，没在某个特定领域一直深钻下去，做的面非常广。如果能聚焦研究方向，或者再多一些时间，以钟扬的聪明，评上院士完全没问题。”
　　武汉大学药学院窗外，天色有点暗，冬雨轻轻飘落着。“但钟扬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做成了平常人几辈子才能做的事，他的人生已是足够精彩。”王有为坚定地说。

（发表于2018年4B《上海教育》。责任编辑：赵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