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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善意与对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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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家与艺术家同为艺术世界不可或缺的角色。《艺术与人的自由》用39页的超长篇幅记录了查常平与高尔泰（还有少量浦小雨）的对话，在多个地方谈到艺术批评的意义、方法和姿态，是关于如何开展艺术批评的极具价值的讨论。对话里也包含着具体的批评案例，富有启发意义。

透过这篇对话，可以看出查常平开展艺术批评的要点：批评家要有审美素养，要对艺术家进行“同情性地理解”，从阐释作品出发引向文化的世界，进行“感性文化批评”，坚守良知和文化使命，等等。或许，艺术评论家限于自身学养积累、审美能力、人情羁绊乃至谋生需要等，很难达到这样的状态，而沦于高尔泰所不齿的收钱做评论、商业炒作，但保持一种从事批评的职业理想和文化良知，无疑是必要的，这种理想和良知决定着批评文章的成色与含金量。

要做到“同情性地理解”，又是件困难重重的事。评论家作为艺术价值的阐释者，很容易因为掌握了对艺术家的评判权力而变得自我膨胀，作出不负责任的全称判断，致使善意淡薄而损伤了与艺术家对话的可能。比如在这篇对话中，查常平认为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已经丧失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反叛精神，投入反叛对象的怀抱”，判定朱成作品《喜怒哀乐》超过了罗中立的《父亲》，认为四川美院张杰的作品“缺乏灵动和大气”，大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把创作力正旺盛的艺术家一棍子打死，把尚未被广泛接受的作品抬得比经典还高，以艺术家缺少什么作为评论的出发点，这种近乎苛求的批评看似痛快过瘾，实则可能因为缺少对艺术家的同情体谅，而使批评家与被批评者站在势不两立的位置上，削弱了观点或文章对于读者受众的感染力。

毫无疑问，《艺术与人的自由》是一篇精彩的对话，查常平与高尔泰的互动坦诚而亲密无间，既包含着丰厚的学术和艺术意蕴，又洋溢着暖意融融的人情味。这同样是艺术评论值得追求的目标——不因被批评者不在场而加以挞伐，在充满善意的对话中完成审慎的批评，从而对艺术的繁荣进步起到建设性作用。

           2014-9-29

（刊登于查常平主编《人文艺术第14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