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己有居”纪事

“若己有居”纪事

文/董少校

读到《若己有居文集》，我始知道“若己有居”是潘文彦老先生寓所的名字。中国文人大多有自己的居室名，随意想来：如清人袁枚的“小仓山房”，因为地处南京小仓山；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其意很显然是草野之人小中见大；近代的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或是用冷静的头脑观察世界；当代高僧弘一大师在上虞白马湖畔筑有“晚晴山房”，因为他爱李商隐的诗“人间爱晚晴”；丰子恺先生的堂名称为“缘缘堂”，是由于他信佛，一切随缘；古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称自己的书斋为“梓室”，谦称自己是个老木匠；艺术家钱君匋的“午斋”也叫“抱华精舍”，显然是在这里创作人世间的美的精品。潘老先生用“若己有居”来命名他的居所，文字很浅白，又似乎有点怪，明明是自己购置的房产，却称之“若己有”，其中深层次的含义究竟什么？真的不甚了然。可能跟佛教有关，我自知修为很浅，也无从揣摩。

“若己有居”地处昆山城北，从他在文字中的描述可以想见，这里依山邻水，草木繁茂，书香浓郁，是个安居的所在。自然也非常令人神往。平时，潘老住在上海北京东路一处石库门老房子里，闹中取静，我曾前往拜访；国庆期间他在“若己有居”小住，学生弟子们结伴前往看望，我也有幸躬逢其盛，私慰欣慕之情，终于得以一识“若己有居”真面目，并解开盘绕心底许久的室名由来之谜。

这天是2011年10月2日，我搭潘老学生王水桦的车去昆山。她1984年受教于潘老师，二十多年了，一直和老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现在是一名录音设备工程师。她的孩子在加拿大读大学，出国之前，还专门去向潘老作别。她爱人李先生毕业于复旦物理系，也是工程师，他一边驾车，一边意味深长地慨叹：“潘老先生学养深厚，待人谦和，心地善良，像他这样的人，这个社会真是不多了。每次和他交谈，都受益匪浅。”我深有同感，说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老一代学人的影子，人品学养俱佳。车子从延安路高架转外环，半小时后上沪宁高速，续行半小时从昆山出口下来，再在昆山市内沿长江路、萧林路、水秀路前行约半小时，到达天下一家小区。便是“若己有居”所在地了。

今天，潘老全家都在，除了他们俩老，还有儿子宜冰、儿媳吴女士及孙女阿信。平时他们在上海分住两处，“若己有居”常年由一位女工打理。潘老偶来昆山，著文会友，放松身心，别有一番意趣。他说：“当初想每个周末和假期过来，静心写一些东西，实际上做不到。孙女上初中后，来得更少了。”潘老曾在这里接待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广范法师、秘书长慧雄法师等佛教界名流，社会著名人士美藉华人严宽祜先生和夫人也曾到此作客。

与我们同时到达的是来自宁波的徐剑佩先生和他的儿子。徐先生是特级工艺美术师，四十多岁，个儿不高，但人很精神。他精研历代佛像造型，曾赴陕西、山西等地考察自晋至宋辽的佛教文化重要遗迹，对佛学也很有研究。徐先生在宁波开设仿古工艺美术公司，曾经接受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的订单，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儿子刚从浙江中国美院毕业，即将赴英国深造，有意继承父业。他们父子今日清早从宁波出发，驱车300多公里，特来为潘老贺寿。从徐先生对潘老的尊敬及举止熟托看来，他是这里的常客。

进入一楼客厅，见到“若己有居”四字匾额挂在东壁墙上，是书法家卢前先生手迹，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的叶瑜荪先生精刻，正像书里照片显示的那样，朴厚而又庄重。潘老带大家上二楼。书房朝南，足有二十平米，移开玻璃门是较大的阳台，室外空气清爽，桂花盛开，馨香馥郁。书房靠北墙有一排玻璃门的书橱，存放各类书籍满满当当，橱顶摆放着一只铜雕雄鹰，和一件唐三彩的马。书桌很大，椅子背后的东墙上有一幅《金鸡报晓》立轴，是徐悲鸿的作品，潘老说：“这是水印木刻，真迹怎么敢挂在这里！原来挂过程十发的《钟馗》立轴和钱君匋的对联，考虑到安全，都带回上海了。”紧靠《金鸡报晓》立轴两侧，挂着一副潘老自撰长联，由书法家杨胡生行草写成，联语是：“劫后老屋已成灰，只剩得半垣墙、一抔土、两行泪、几缕旧梦、无限惆怅；今日新居自道好，最喜是三本蕉、五树柳、百竿竹、万朵金桂、满架藏书。”联句工巧，内含之意，潘老没有说，我理解下联就是明摆着的眼前情景，至于上联就不那么了然，但想到六十年变迁，看到潘老身上的文人气息，我大致也能估摸到几分。书房里各种家具都由花梨木和鸡翅木制成，四下荡漾着一种古色古香的韵致。书桌对面墙上，挂着斗大的四个字“宁静致远”，上款写文彦先生正，下署钱绍武先生的大名。潘老说：“我并不认识钱先生，这幅字是通过钱先生的学生、上海大学美术系主任唐锐鹤教授代为求得的。”潘师母的书房也在二楼，北向，十几个平米，家具和书橱全是黄花梨木料，做工很是讲究。壁间挂着潘老自撰的对联：“五树垂柳一泓水，四时风光半山云”，绵绵诗意尽在其中。

十时过后，客人们陆续来了，都是潘老早年的学生，有的到楼上和潘老叙旧，有的在客厅跟宜冰兄聊天，有的去花园里散步。今天，潘老送给每位客人一册《留云十方》，是嘉定云翔寺的图文集，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和上海画报出版社联合出版。照片大多出自摄影名家许志刚先生之手，释文都由潘老撰写，内中文字兼顾照片画面，又都契合佛理，可以说珠联璧合，十分精彩。学生们围着潘老，听他讲解图片和文字里的关联，正像在校园里，一群孩子簇拥着老师。近期潘老在思考宗教（特别是佛教）与哲学、科学之间的关系，已写成万余字论文草稿，他交给我一份，同时还说，文稿尚不成熟，接下来要继续进行大的调整，修改三四次，加以完成。

“若己有居”购置于1995年，位于昆山北麓，城市近郊，显得清净，现在则已属成熟社区。一位客人说：“这是真正的独栋别墅，楼宇建筑和花园差不多占地一亩，现在别说是城里，就是在农村，也不会批建这么大面积的房子了。”

花园东边邻河，另外三面是冬青篱笆，没有砖墙。大门向西开。花园西南角栽有三棵硕大的芭蕉树，叶片碧绿肥硕，着实牵惹人的目光，下边摆着一把白色长椅。听说，以前是秋千架，后来吊索出了故障，怕不安全，拆除了。楼下南面门厅正对着紫藤架，架上紫藤长了十多年，藤老茎粗，顶上已成亭亭华盖，下边配有大理石桌凳。沿着鹅卵石小路，蜿蜒向东走，绕过桂树，可见园地东南角拥着一簇茂密的竹子。旁边就是东侧小河了，河面覆盖着一层绿色的浮萍。河成南北走向，沿河是一排木栅栏，旁边栽着一种叫茑萝的攀援植物，开了喇叭形的小红花，花藤攀援在石榴树和栀子树上，纤细小巧，可以让人悟到生命活力的存在。海棠结了绿果，晶莹剔透；几棵柳树垂到河面上，似乎代表着“若己有居”的友好和善，亲吻院落以外的世界。园东北一棵高大的香樟，据说是潘家置房之初，亲手栽下的，是园中最高的植物，见证着这里的历史，磊落光明。大樟树下有茶几和四只瓷凳。回头看房屋东墙，已爬满了密密匝匝的爬山虎，秋来显出墨绿色；低头看草地，细密的小草，变作一张松软的绿毡。

这是都市里的田园，自成自在的世界，又与天地融为一体。漫步其中，我不由想起成都的杜甫草堂，花香和书香陪伴着主人的生活，精神上应是富足的。如今人们生活变得现代化，有了冰箱、空调、电视机、小汽车，这里主人与自然为伴的那份心意却恒久如斯，不因生活设施的发达而有所改变。置身这院落，仿佛可以感受到主人的风格，深爱着平凡的生活，心质宁静淡然。

大家为庆贺潘老八十大寿而欢聚一堂。来客总共近二十人，大部分来自湖州，最小的刚刚三岁，是蔡先生的外孙，算来已是第四代。“文革”后潘老师在嘉兴师范教书，与他们结下师生之缘。如今学生们各有发展，有的当校长，有的做老师，蔡先生现在是湖州市政府人事局长，有的成了名盛一方的大款。钱根兴先生早年受潘老指教，事业日渐发达，先是在北京发展，现在从事证券工作，仍然和恩师往来频繁。潘老知道他喜爱美酒，特意把珍藏的茅台拿出来，款待大家。钱先生深有感慨地说，“如果当时没有遇到潘老师，很难想象后面的路会怎么走，可以说潘老师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和走向。”

寿宴摆两席，大家边吃边聊，席间气氛轻松融洽。蔡先生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次带着一群干部出游普陀山，进了寺庙，别的人又跪又拜，他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是不信这一套的。”结果到晚上他便上吐下泻。虽说分析过来有吃海鲜、下海游泳等多种原因，但他心里还是对佛教多了一份敬畏。潘老说：“修建寺庙是好事情，拜佛也是好事情，可以培育人们的善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佛教本质属性的要求，诸恶莫作是消极的，众善奉行是积极的。比如官员拜佛，他心里有所敬畏，不做或者少做有悖良心和对不起人民的事，这就很有好处。”

桌上有八只冷盘，色味俱佳，过后上热菜，有清炒虾仁、黑椒牛柳、清炒蟹粉、红烧肉、豆豉鲍鱼、红烧鳗鱼、炒青蟹、清蒸鲈鱼、大闸蟹、鱼翅羹，过后还有菌菇汤、花卷和炒面，真是丰盛极了。酒也有好多种，吴女士把今年刚买来的西班牙酒、自酿的意大利水果酒和20年陈的轩尼诗XO都拿出来，款待宾朋。潘老招呼大家喝酒吃菜，自己倒喝得很少，只是象征性地抿一口。难怪有人说：“茅台这东西，喝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喝。”本意是说社会上的公款消费、送礼行贿之风，用到潘老这里，居然也完全适用，他没有饮茅台，自始至终，只饮杯子里的轩尼诗加白葡萄酒，再也没有添加，很是自在。

我与潘老同席，静静地吃，静静地看，静静地听，深深地觉得他古道热肠，和学生们亲密无间。他对价钱昂贵的茅台酒不置一词，仿佛那是辣酱小葱一样的寻常之物；对他家女工做的红烧鳗鱼，倒是大加推荐，说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宾客们吃得尽兴，没有受一点拘束和勉强，感觉十分可口，美味无穷，现在回味，仍有妙趣。

有人问今日寿星，年龄是实岁虚岁，他说“：按一般的理解，是虚岁。但按照佛教的说法，人是因缘和合而生的，生命从受精的那一刻开始算，如此说来也是实岁。”座上嘉宾尽皆叹服。

大家吃到八九分饱时，举杯动筷不由变慢，聊天却多了起来。潘老讲起他早年的一些经历——

我小时候家境清贫。祖上经营南北货交易，创过一番事业，留下村子里最大的屋宇，企业大多在外，农村只有不多几亩土地，后来分两房，又分三家，传到我们是第四代，兄弟八个，家长已经不堪应付，左支右绌。但穷归穷，却遵守政府法令，决不做有违社会公德、有违良心的事，家长对我们的教育也是“做人要奉公守法，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正正派派，努力上进”，这就是“清”。所以，我们兄弟共八人，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没有一个搞歪门邪道的，个个都是正派人。我读到小学毕业，就无法再读下去了，家里供不起。班主任老师说，你去考师范吧，那不用学费。当时经济普遍不景气，穷孩子也多，大家都去上师范。虽然考的人多，我还是录取了，榜单上总共取六十人，我是第三名。在慈溪县立简易师范读了三个月，终究因家庭困难，连吃饭的费用也供不出来，只得辍学，到上海的药店去做学徒。那年，我十五岁。

在药店里学徒期间，生活当然是很艰苦的，干的活最多，从早干到晚；地位最低，人人都可以差遣；得到的报酬最少，大约折算到现在，每月所得五元人民币，买一块肥皂，在马路边的小摊子上剃一个光头，给家里寄一封平安家书，就身无分文了。但是，我毫无退回去的念头，家庭的教育是“男人必须历练，否则，怎能立足于社会”。我先后用了三年半的工余时间，自学了初高中全部课程，1954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交通大学自动化专业，五年后分配到江西。那时候是只有分配的，叫你到哪里就到哪里。先是派到九华山钨矿，矿长指给我看，他们用的还是最原始的十字镐和畚箕；于是又被改配到赣州江西地质学院，教矿山电工、坑道支柎、理论力学，后来教大学物理。我想调回上海，几乎没有可能。从江西出发到上海，途中十九小时，离终点差一小时是嘉兴，我就设法调到嘉兴，离上海很近了。结果阴差阳错，“文革”期间去了王店中学。学自动化的我，种瓜得豆，就这样当了一辈子教师。

“文化大革命”起来，我就被打倒了。什么罪名呢？“反动学术权威”，我心里想，我哪里是权威，他们“抬举”我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被打倒后，我到农村干农活有三个月，又回到学校里做泥工，抹石灰、水泥，这些活我都干得不错。那年，我三十三岁。

有阵子，上面吹下来“阶级斗争”的风吹得紧了，我被红卫兵中的一派关在操场边独立的小房子里。当天晚上，有人敲窗门，我打开一看，一个黑影回身走得很快，窗框上有两个月饼，这是好心的学生知道我当天没有吃晚饭，特意带给我的。谁知我这个人不吃甜食，如果丢掉，被他们发现，给我送月饼的人肯定挨打，我也得挨打。这两个月饼，我吃得下也吃，吃不下也吃。半夜过后，又有人过来开门，那是红卫兵中的另一派，跟我说：“他们的一派明天要斗你，我们知道你没问题，但不要吃眼前亏。你快一点跑，把包带上，不要从这边大门走，操场的围墙有一个破口，从那里出去。”我就逃跑出来，绕道杭州、苏州，返回上海，在外两个多月，当起了逍遥派。重新回到学校时，放我走的那派上来就冲着对我说：“你是逃掉了，把窗棂都弄断，他们那派还说是我们派放的。”其实呢，真是他们放了我。他讲给我听，我懂了，另一派来斗我，我当然说是我自己跳窗逃跑的。

“文化大革命”很残酷，但也实在荒唐，事后想起来，还有点滑稽的事。他们在大会上批斗我，说我是反革命。一般的批斗对象，低头弯腰，不敢大声说话。我却反问道：“解放前，我才十五岁到上海当学徒，是历史反革命吗？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我又现在反了什么？”主持人冷不防我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一时答不上来，台下学生哈哈大笑。这时有人对主持者耳语一番，他便装模作样地说：“什么反革命你自己知道！再不老实，晚上小心点！”大家都知道，这是威胁。大多数受蒙蔽的学生也知道，这是在有意整人，哪里是什么反革命。我心里清楚，就是阶级成分划定的“原罪”在作怪。

又有一次，斗支部书记，说我是他的业务骨干，令我陪斗，胸前挂着牌子，站在旁边。面对眼前大操场里坐着一排一排的学生，整整齐齐，我忽然想：“这是人，人的思想受到政治强力的控制。如果是猴子，能坐得如此整齐吗？”忍不住想笑，却又不能笑，就用手捂着嘴，不断假装咳嗽。又有一次，他们让我回答问题，我根本没听见，因为我心里正背着古文，“江流有声，断崖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其实，我的心里从根本上就没有认真过，这是人生的不幸的遭遇，而我的游戏人生是一种活法。遭遇是环境，活法是心态。1966年到1976年，“文革”十年荒诞而又残酷，就在折磨中度过，这是宝贵的光阴，这是生命的组成部分。王店中学总共55个教工，被打倒的和靠边的就有29个，结果呢，真正的“反革命”一个都没有。这个情况，是不是很可笑？偌大一个国家，竟会上演如此荒唐的闹剧，全体人民都卷入莫名其妙的大悲剧。

人到了老年，就是想求真。前年，我出了一本书叫《若己有居文集》，下一本不久也会出，叫《若己有居文存选》。“若己有居”的意思呢，“好像”是自己有的居室。以前没有私人的房子。我教书那时候，工资极低，中国教师的工资在全世界是最低的。穷到身无分文的日子，一个月有20多天。吃不饱的日子有好几年，饿到走路抬不起腿，我老伴——那时不老，才20多岁——患浮肿病，凭医生处方可买半斤黄豆粉，充作营养品，怎么还会有自己的房子？居住的是民间租屋，是临时性的，“好像”自己有，不是实有。初到王店时，知道那里有个“曝书亭”，是清初大文人朱彝尊的归隐之地，我就请朋友金石家张用博先生刻了一方章，“曝书亭畔人家”。但我想离开王店了怎么办？就给自己的居住处冠名“若己有居”，也请张用博先生治印留念。张先生是金石家书法家来楚生的高足，书法金石造诣很高。后来，我的工作调到嘉兴，或者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上海，住的也是政府经租房，仍然沿用“若己有居”。那时代，人们若要买房子，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文革中，轻则批判，重则上纲上线，送去劳改。现在你们的房子是你们自己的，这里的房子是我的，我的居所还是沿用“若己有居”。因为用佛教的观点看世界，一切都是“空”，这个“空”不是不存在，而是不实在。今天是我的，明天还是我的？世界的一切都在变，人有生、老、病、死，物有起、变、异、灭，世界也是成、住、坏、空，佛教的观点是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之中，根本没有永恒的我。《金刚经》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这里的第一个佛法是假观，第二个佛法是空观，第三个佛法是中观。借此观点，便可以说，这里是我的居室，即非我的居室，是名我的居室。所以就不应该执着地认为这房子是我的，现在住着，用中观看法，还是叫“若己有居”好。

现在有了《物权法》，保护了私人的财产，包括你的企业，或者工厂，张春桥称之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苏联那时候怎么样，历史有记载，杀掉了大部分资本家，少部分逃到中国来，叫“白俄”，他们是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属于马恩思想体系下的一个派系，就是被列宁骂为修正主义的伯恩施坦，他们提出应该是消灭无产阶级，都成为有产阶级。今年夏天，我和老伴一起去北欧四国旅游，他们那里的观点，就是没有无产阶级，大家都富有，共同过好日子。共同过好日子，应该是人类的终极目标，文革中的口号是“越穷越光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你们说怪不怪？现在，时代又变了，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这叫做“拨乱反正”。你们每个人家里有房子，我去过好几家，还有自己的小汽车，今天就来了六辆，都是有产阶级了，我也是有产阶级。这与佛教所说的“空”的观点没有矛盾。佛教的哲学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更不是唯神论，佛教是缘起论，缘起性空，万法唯识。把佛教归为“唯心”，那是没有研究过佛教的人一种很浅薄的不负责任的说法。佛教里有“空宗”和“有宗”，就是《圣教序》里说的“空有之论，或习俗而是非”。说明唐太宗已经知道，我们的文化呀，正在江河日下！

潘老的谈话，分明带有老一辈文人的风采与意味，虽然他八十岁了，依然思维敏捷，叙事说理无不透出他对世事敏锐的洞察和独立的见解。他常常以佛学的观点论述人生，就会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但同时，他又会很认真的分析当下的生活，让人感到既入理，又入情。说到奇妙处，他又会运用科学的原理剖析眼前的事——

牛顿的惯性定律说，在没有外力作用下，物体只能保持它匀速直线运动，若以此来观察股票市场走势，现在正进入下行通道，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就很难改变它继续下行的态势，这就是惯性。惯性就是习惯性，本质就是惰性，人的思维一旦进入惯性的“道”，就再也不可能有创造发明了。你们不知道全民搞运动的时代吧？所谓大跃进运动，全民炼钢运动，种田搞放高产卫星运动，主要是搞人斗人的运动，结果当然是失败得很惨。现在惯性思维还在，开奥运会，就搞全民奥林匹克运动，办世博会，就搞全民世博运动，没有脱出这个框子，这就是惯性。再说，牛顿的世界观是保守的，物质不灭，质量守恒，能量守恒，这些观点所取的系统是一个保守系统，物理学中将地球引力归为保守力。但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指出，能量流是不可逆的，今年诺贝尔物理奖三个得主都指出宇宙正在加速膨胀，也是不可逆的，熵增加原理就明确认定这个总方向。用熵增加原理的观点看世界，比牛顿的观点进步多了。人生也是不可逆的，返老还童只是无稽的祝愿。历史也是不可逆的，人类还能回到原始的穴居时代？从野蛮到文明是总方向，不可逆。

当潘老说起这些的时候，他说得认真执着，有棱有角，决不敷衍搪塞，草率了事，这也可想见，当年他在执教这批学生时的严谨与认真。所以，蔡先生说：“潘老师当时教我们《大学物理》，后来我们又集体参加中央电视大学的《普通物理》考试，全班通过，70%的学员成绩在95分以上。”在座的他们同学，都心悦诚服，面露喜色。

潘老童年清贫，仍觉得快乐；青少年时刻苦努力，坚韧不拔，才有如此扎实的学问根底。他说：“上大学的第二年，从反胡风开始，就隐约觉得有一只无形的罗网，覆盖在自己的头上。由于祖上曾经富甲一方，时代变迁，成为‘原罪’，实在是只有几亩土地，庄稼收上来不足一家子半年口粮，却在运动中划为地主，致使已经贫穷了的后代，一辈子遭受压迫。被胡乱贴上政治标签，好像《水浒传》里的罪犯，脸面上刺了金印，一辈子都是贱民。据我所知，中国历史上正式取消贱民籍是清雍正下的诏令。谁知300年后，又重新起用，所使手段，无论是普遍性、广泛性和残酷性都达到历史之最。”只见他话锋一转，不无幽默地说：“现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紧箍咒，已经烟消云散，若仔细一查，马克思根本没有说过‘阶级斗争为纲’的话，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任意杜撰的。还有极其荒唐的说法：‘知识越多越反动’，拨乱反正的意思，说明过去的那一套是乱说。历史走了弯路，其祸殃少说害了三代人，前一代遭了飞来横祸，我们一代深受一辈子压迫之苦，下一代遭受没有文化和道德沦丧之害。这些劣迹糟蹋了中国，最严重的祸害是束缚了人的自由的思想，直到僵化、奴化，这是没有疑问的。我现在老了，总想知道人生的真谛，所以我信佛，都说人老了是夕阳红，我的夕阳有一点红吧？你们这么多人来，夕阳不红也就红了！”大家由衷的开了笑颜。潘老对曾经受过大苦，曾经遭过大罪，都淡淡的看成了过眼云烟，他回顾的口吻，是如此淡泊，如此平静，好像在讲述他人的故事。老年求真，他能够清楚地记得，因为在心里印象深刻；无怨无恨，因为学佛人可以放下一切烦恼。从这些散淡的讲述中，可以看出潘老年轻时的勤奋和聪颖，以及心胸宽大的人生智慧，与世无争。

两桌的宾客一起举杯，祝愿潘老师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两点半。大家在“若己有居”匾额前合影留念，随后陆续离去。天上飘起了细雨，淅淅沥沥，落在出门送客的五个人身上。

不用说，这是一次异常愉快的访问。虽然来宾众多，却忙而不乱，整个的迎来送往、参观、用餐都井然有序，谁都觉得受到了优待。一家人和和美美，齐心待客，特别叫人欢喜，尽管人口不多，却显示出一种大户人家的雍容气派。这种家风自然是与作为灵魂人物的潘老的文化层次分不开的。他那么谦和，那么慈祥，为聚会赋予了一种别样的内涵和韵味。

待到春来天暖，墙上爬山虎变绿，紫藤花开满架，“若己有居”一定是另外一番样子。我回到上海，坐在家里，一面细细回想刚刚发生的一切，祈愿潘老健康长寿！一面又对下次的拜访充满期待。

2011年10月3日
　

（作为《若己有居文存选》序二登载。2014年6月印制）

昆山若己有居掠影，2011年10月2日

潘文彦在上海嘉定云翔寺讲学，2011年11月5日。（收入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