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育密码系列报道

上海教育密码系列报道
　

怎么从事无巨细的全能政府转变为主攻方向明确的服务型现代政府？

秘密之二：政府在教育治理上只需做好三件事

　　教育综合改革千头万绪，从哪里抓起?

　　十八大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治理现代化，直接主体就是政府。

　　作为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的发源地，政府不先“自我革命”，不把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重新整理清楚以完成治理现代化，国家就难以现代化。

　　在过去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中，上海已经深刻体会到政府角色的正确定位有多么重要。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职能定位，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能一样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蕴含着对过去政府职能定位的深刻思考和全新思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全能政府，必须转变为以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为主要职能的新型现代政府。保证公平公正是政府资源配置的首要原则。在基本保障之外，能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能交给社会的交给社会。

　　以规模数量发展为主与以内涵质量提升为主，政府职能定位能一样吗？内涵质量的提升，高度依赖教育自身发展规律，政府再也不能照着粗放发展的思路来管教育，而是聚焦到影响内涵发展的关键要素上，按照教育本来的逻辑进行全面的“自我革命”。

　　翁铁慧把提高质量和促进公平两大任务形象地比作“双轮”。而“提升政府教育治理能力就像车轴，是确保双轮协同高效运转的关键。”

　　在纷繁复杂的庞大教育治理体系中，上海梳理出了政府部门在教育治理方面最应该做也是最重要的三件事:规划、投入、评价。其中，规划是导向，投入和评价是“杠杆”。

　　上海在这三件事上做出了“学问”。政府不仅在职能分工上重新做了定位，还在每一项职能的施行思维上进行了彻底革命。“管办评”分离、“放管”结合之所以能在上海行得通，做得起来，秘密全在这里面。

　　规划是顶层设计，管着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从2013年起，上海做了三个规划，一个是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规划，一个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规划，还有一个是高校学科布局规划。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或者短期地看应该合并什么学校甚至专业，而是要对2020年乃至2030年整个上海的人口变化、经济发展的行业产业需求进行摸底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去建模。”上海市教委综合改革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陈郭华介绍说，为了使布局科学可行，上海花了一年半时间来积累数据，在国家提出的十三大学科门类基础上，归并形成了上海高校的六大学科门类，并测算了每个门类的培养层次和学生规模。

　　花这么大力气做研究，好处是什么呢？第一，政府心中有底。谁要申办什么专业，政府支不支持，要看是不是上海经济社会需要的专业，因为手里有本账，不容易被忽悠。第二，为投入和评价提供依据。不同类型的学校，投入多少合适？政府手里有层次、规模以及生均成本数据，大数就出来了。可见，规划、投入、评价其实是一体的。

　　治理体系严密了，会不会把学校又给“封”死了呢？

　　这就取决于治理理念了。上海教育治理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回归教育本原的价值追求。在高等教育方面，促进高校特色发展成为核心理念。以前单一维度的大学评价，既不利于调动所有高校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招生改革和引领基础教育发展。规划把大学的定位从一维变成二维，按人才培养类型有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按学科特点有综合型、多科型、特色型。这样，一个纵队就变成多列纵队，人人都能有奔头。在基础教育方面，优质均衡发展是核心导向；在考招改革方面，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实现选择性是核心。理念对了，治理越科学，教育质量的提升就越有效。

　　其实，“管办评”分离，本质上是要求改变传统的运用指挥棒的思维。简单、粗糙、经验化，看起来治理成本低，在质量为核心的时代，治理效能却是最差的。上海敏锐地实行治理转型。在上海看来，管好价值导向才是治理的“命门”。围绕导向做好制度设计是关键。“管办评”分离，既要分得科学，也要有机统一联动。

　　“过去高校经常性经费与专项经费投入比例是7∶3,现在倒过来，3∶7，就是给高校放权。但是这30%明确体现我们的导向。”陈郭华介绍。

　　放完了，怎么管？由政府向各公办高校派驻总会计师，实施监管和提升管理水平的职能。

　　评价也是如此，标准根据政府的导向确定，至于具体执行，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去承担。

　　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把政府从絮絮叨叨的“婆婆”，变成运筹帷幄的“总设计师”，专注于价值导向和制度设计。

　　上海凭借其超前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和丰富的智慧，在政府职能转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上海基础教育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提升质量提供了先决条件。

　　（人民教育记者：余慧娟赖配根李帆朱哲，中国教育报刊社上海记者站记者金志明董少校。电子版）

上海的委托管理和新优质学校为什么能取得实效？这两大创造究竟揭示了什么？

秘密之三：把专业资源配置创新作为治理效能的新增长点

　　上海在上世纪基本完成教育的硬件建设后，就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怎么才能解决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什么是用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公平、质量都是。

　　上海的基础教育，其实并不如一般人想的，天生就是好的。他们同样面临着城区强弱不均、城乡差距偏大的难题。

　　解决公平问题，其本质是解决质量问题，在这方面上海有两大创造，一是委托管理，二是新优质学校。

　　这两大创造，是政府在基础教育的专业资源配置方面进行创新的活样本。

　　面对由于历史、地缘等原因形成的校际差距，上海没有选择一些地方政府惯用的“削峰填谷”的办法，而是绞尽脑汁，把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用好用足，把薄弱学校的发展愿望激发出来，让他们生发出自主发展能力。“通过购买专业服务，将政府公共服务实施中的具体事务，比如办学和评价，委托给专业化的社会机构，从而激活‘管办评’分离并联动的机制，扩大优质资源的辐射效应，多渠道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制度设计无疑是好的，但在现实中，没有人会愿意被托管。如何解决托管中的“排异”问题呢？

　　上海总结出“软托管”的理念，以情感融合为基础，在强调支援方承担办学责任主体的前提下确立双方民主参与的管理机制，经过细致调研、周密的调整、管理层的不断磨合沟通，实现托管的“软着陆”，让委托管理在和谐的氛围中有效推进。同时，也解决了支援方的价值观和文化在新条件下“水土不服”的问题。

　　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调研员朱蕾见证了五轮委托管理的调整和完善。如今，上海的托管经验不仅辐射国内，“连马来西亚的华人学校也邀请上海的教育管理咨询中心托管了”。

　　其实，在教育改革历程中出现过多种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支教、名校办分校、教育集团化等，但为何委托管理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是办学责任主体暂时转移。受援学校的行政隶属关系、拨款和收费渠道不变，将管理责任转移给支援机构。支援方拥有了法人地位，具有主动承担办学的责任意识和能力，能够自觉进行自我约束。

　　其次是秉持契约精神。通过契约明确双方的责任义务，尤其是支援方的工作、任务、途径、时间以及绩效考核方式，完成了从传统的结对帮扶式的支援者角色到应邀约而承诺、按契约规定承担管理责任人的角色转变。在这种契约关系中，政府与学校处于平等地位，双方都必须按照约定的规则处理彼此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单方强势的角色。

　　再次，托管的目标是实现受援学校的内涵提升。托管方的优质教育资源“整体入驻”，根本目的不是仅仅提升受援学校的教学成绩，而是以感情融合、文化渗透和双方民主参与的委托管理机制为基础，共同研究学校发展路径，通过课程输出、教育经验本土化、管理机制长效化等，实现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更新，变“输血”为“造血”，最终实现受援学校的自主良性发展。

　　最后是第三方评估机构客观地对委托管理工作进行评估，为政府提供问责和资源配置依据。

　　上海的教育实践说明，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了“均贫富”的阶段，有形或无形的专业资源成为政府资源配置的核心。

　　上海还有一大批不挑生源、没有特殊资源配置、没有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最普通的学校，他们的发展空间在哪里？

　　“真正关注人的发展，关注如何让教育过程更加丰富、师生关系更和谐、多样化学习需求更充分满足”。上海称之为“新优质学校”。

　　2011年，上海市教委设立“新优质学校”项目，发现、提炼并推广“新优质”的DNA，提升办学品质，建设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

　　“这个项目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对项目校采取‘不挂牌、不命名、不表彰、不给特殊资源’的原则。”朱蕾认为，这些原则与项目的初衷非常契合，摒弃了功利思想，更能激发学校校长和老师自我实现的内在驱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哪些地方？其实，所谓的“不给特殊资源”指的是政府不给传统名校的生源、师资、资金等资源，但是政府在无形的专业资源上，给了“新优质学校”最大的支持。

　　项目“推进”过程是项目组和学校一起聚焦学校文化、管理、教与学等方面的变革，是多次的论坛、培训、研讨、头脑风暴寻找学校的“最近发展区”，明晰自身定位和发展目标的过程。项目校建立了学校内部、校际之间和跨越角色边界的专业学习共同体和研究-实践共同体，校长、教师、项目组成员都是研究者，更是学习者和实践者。在这个持续完善的过程中，项目组与学校共同完成能力提升和整体优化的目的。

　　项目启动以来，新优质学校的创建队伍由最初的43所扩展到如今的200多所，由原先的政府筛选到学校自主申报，并在区域层面得到推广与传播。这些学校凭借负担不重、学生身心都健康、学业成绩也不差，在老百姓中赢得了实实在在的“口碑”。

　　这让上海人相信，新优质学校是“充满张力的、面向未来的改革”。

　　如今，上海将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和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作为推进义务教育内涵优质均衡发展的“双引擎”。他们规划，到2017年，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的学校数量将扩大至250所左右，覆盖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约25%，这些学校学业质量“绿色指标”将达到全市良好水平，学生、家长、社区满意度达90%以上。这意味着，上海老百姓的家门口，将有越来越多办学特色鲜明的好学校。

　　（人民教育记者：余慧娟赖配根李帆朱哲，中国教育报刊社上海记者站记者：金志明董少校。电子版）

真以质量为核心，就再也不能让教研室坐冷板凳了，教师培训也必须告别广种薄收的时代。

秘密之四：打牢教育质量的 “核心基础”

　　从仅仅依靠分数指标、物质计量、工具价值来判断教育效益的阶段，走向对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内涵建设和教育人本价值的深入构思和实践突破。这是上海教育新的出发点，奠定了上海教育的基本发展观。

　　然而，转型非易事。难点在于，上层提出的形而上的观念及顶层设计，如何才能转化为上海芸芸普通教师的实践？当教育发展重心转移时，不同的专业队伍又该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和困境？

　　上海经验表明，一个现代化的教研团队，一支高度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共同构成了教育变革强有力的支持系统。

　　香港大学教授程介明将上海PISA测试取得世界第一的成绩归功于四个方面：一是课堂教学的质量；二是中国学生课内外全时间的学习；三是中国的教研制度；四是上海持续深入的课程改革。这四个方面，三个都与教研紧密相关。

　　教研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吗？

　　上海教研室也曾经历过热衷编制教辅材料和进行统测、统考的阶段，但那只是过去。近十年里，上海对教研系统的改造可谓是全方位的变革。

　　在职能方面，它从“考研室”转变为六大中心为一体的“专业中枢”，即在“研究、指导、服务”的基本职能定位基础上，把教研室建设成课程教材研究中心、教学研究中心、课程德育中心和质量监测中心、数据研究中心、资源建设中心。

　　六大中心，即教研室新的六大职能。这六大职能，承上启下。

　　对上，上海教研室为行政决策做服务。他们先后参与了课程标准的修订和教材编写；参与研制“绿色指标”评价体系。对下，他们沉入基层，下移教研重心，在解决政策“接地气”的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海市徐汇区的教研团队，发现忠实执行“统编教材”不符合课改精神，便研究、提炼出“忠于课标、调适教材、创生方法”的实施指导思想，采取“学期课程统整”的运行机制，让徐汇区课改奏出了一路凯歌。

　　教研室职能转变的背后，是政府对教研机构的重视。他们在教研部门建立起一整套涉及“人财物”的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让教研机构有了做“智库”的底气。

　　在教研方式方面，上海成功实现了从经验向科学的转型。过去，研究的方式多是验证式的，容易结论先行。现在的研究多是探究式的，是理性和规范的，甚至是在对数据进行大量解读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发现-解决-验证-改进”的教研。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更符合学校实际，也更有说服力和操作性。

　　在教研员角色方面，则由个人权威转变为“合作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员，教研员和教师个体不再是单打独斗的“狼”，而是形成以教研员为核心的“团队”（狮群）。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徐淀芳介绍，上海教研室的工作方式是“项目管理”，一个项目实施时，由教研员牵头，一线教师也可以参与进来。通常，上海教研室同时并行20多个项目，都与实践紧密结合，如“课程领导力”“绿色指标”“数字教材”“作业设计”等。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培训的过程。

　　曾有美国人追问上海：你们的教研制度有什么用？上海回答：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教研是通过一个团队的专业生活，去提升每个在职教师个体专业水准的必由之路。

　　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现实路径选择，也是中国基础教育给世界教育贡献的独特的中国经验。

　　教育改革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或举措、不是呼唤一个英雄就可以带动全局的改变。教研制度的重要，在于此。整个教师队伍的建设重点，也在于此。

　　面对教师群体，上海精细安排，分类配套制度。

　　对名师，有“双名工程”“中青年骨干教师团队发展计划”“讲台上的名师”工作联动机制；对首次入职的教师，有全国唯一的“见习教师培训制度”；对农村教师，有“农村职初骨干教师教学基本规范培训”“上海市农村优秀青年教师专题研修班”等。

　　制度的精细化，应和着教师发展需求的多样化。最终目的是千方百计激活教师这一主体，让离实践最近的专业角色有权力、有能力主动而有创意地解决实际问题。

　　此时，我们需要追问，制度框架之下内容和价值导向是什么？是让教师仅仅掌握教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还是让教师成为一个与时代同步的终身学习者？如果是后者，又如何才能达成？

　　上海的答案是，让教师做科研，开展“实践和研究融为一体的学习”。在研训一体化中，成就教师的不同的精彩。

　　上海市教委原副主任张民生清楚地记得，上世纪普陀区中朱学区的典型经验。他们提出，“不怕差，只要抓，因为差，更要抓”。后来发展了，“要抓就要巧抓，科研抓”。渐渐地，上海所有学校都提出向科研要管理，向科研要质量。

　　为了向教师普及科研知识，让教师掌握科研方法，上海市教委在教师进修时，特地开设“教育科研方法”的必修课。上海各中小学校设有“科研员”，专门管理学校的各级课题。从“十一五”开始，上海市规定，校本研修学时占全员培训总学时的50%，即每位教师五年要完成180学时的校本研修。而校本研修，往往就是基于教师自身问题的一种微型科研活动。

　　如今，在上海中小学，科研成为了一种文化。

　　它让上海教师在社会对功利和新潮的追逐中，仍能坚守育人的本原；当教育的专业性与社会理解教育的简单化产生激烈冲撞时，他们仍能用坚定的专业立场，守护教育的灵魂。

　　（人民教育杂志记者：余慧娟赖配根李帆朱哲，中国教育报刊社上海记者站记者金志明董少校。电子版）
　

上海人不相信，评价这个世界难题在中国无解。

秘密之五：用好教育价值引领最有力的“杠杆”

　　评价是“指挥棒”，在许多人感叹评价重要却非常棘手的时候，上海却不畏艰难，勇敢而执着地向评价改革进军。

　　在上海，高考改革领域先行先试的使命感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就首次在统一高考之外，以会考代替高考，通过多元录取的方法选拔学生。

　　2006年，上海再一次打破“常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不以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为录取依据，而以自行组织的面试成绩决定录取，面试成为关键录取环节。

　　2014年，上海成为考招改革的试点城市，以此为综合改革的突破口，从完善考试评价制度、招生录取制度和关键配套制度三方面同时着力，撬动了高中教育教学模式、高校人才培养和招生选拔方式等方面全方位的变革。

　　2015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顺利推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改革试点，学生的高考成绩、面试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按照6:3:1的比例合成总成绩。试点中，要求高中生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社会实践经历、思想道德素质、体育艺术素养和相关证明材料；面试中重点考查学生的品德修养、研究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的素养。

　　这个“指挥棒”对学生的作用不言而喻。社会实践是上海中学生的“必修课”，主动参与、融入社会、志愿服务内化成为他们的内心需要；个人的生涯发展规划更加清晰和明确……

　　对于上海“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改革试点，社会舆论普遍高度评价，认为此项探索“能够为2017年及以后更大范围内做好普通高校在正常批次环节中用好‘两依据一参考’提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经验”。

　　除此以外，上海在中高考制度设计、命题科学性等方面的探索还在继续，他们把评价体系作为教育价值引领最有力的“杠杆”，努力撬动大、中、小学教育观念的更新和从“育分”到“育人”的整体转型。

　　“上海一直强调基础教育要确立科学和正确的质量观，构建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在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贾炜看来，“科学和正确的质量观”就是要用科学的手段，依据科学的数据分析和判断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学生的全面发展情况。

　　自2003年起，上海就积极参加国内外的评价项目。参与目的不仅在于了解学生的学业质量和上海基础教育质量的总体水平，而是从中“消化吸收测试项目中所体现出来的先进的评价理念、专业的技术手段和结果使用方法，形成科学的评价体系，并培养一批专业水平较高的评价队伍”。

　　2010年，在长期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上海市发布《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包括学习动机、学习压力、师生关系等一系列影响学生学业质量的关键因素，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评价结果不用于评比、排序，而是通过这些指标促使学校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认清现状、寻找不足和背后的原因，为改革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因此，校长们都非常看重这份“雷达图”，称其为学校的年度“体检报告”。

　　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以下简称“静院附校”）参加了教育部、上海市和PISA测试等多个评价项目，每次拿到评价报告，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解读。

　　2007年和2008年的评价报告中都指出“学生的高阶思维水平不够”。针对这个问题，小学语文教研组认为，这种现象与课堂教学中的问题设计有关，平时教学中碎片化、随意性的提问较多，而体现高阶思维、有深度的问题设计太少。其他教研组也纷纷认同并支持小语组的分析。

　　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成为静院附校教学改革研究的起点。在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上，静院附校探索出后“茶馆式”教学，强调学生自己能学会的老师不讲，关注“相异构想”的发现与解决。后“茶馆式”教学将课堂逐步从“教师的讲堂”，变成“学生的学堂”。

　　“综合评价-问题界定-原因分析-教育决策-监督执行”的良性循环机制让“绿色指标”触动了教育管理机制的变革。

　　在后续的改革中，静院附校还着力研究了课业负担问题，设计了分层作业和长短不同、独立与合作等多种形式的作业。作业效能提高了，学业负担指数就降低了。连续几年，学校“绿色指标”中的各项指数均优于市、区均值。

　　当老百姓不再凭借分数和升学率来评价一所学校的优劣，当老师们关注自信心指数、学习动机指数等“绿色指标”的内容时，贾炜所提到的“正确而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就在逐步被大众接受和认可。

　　（人民教育记者：余慧娟赖配根李帆朱哲，中国教育报刊社上海记者站记者金志明董少校。电子版）

越是经济发达，越是现代化，对回归教育规律的愿望就越迫切。

上海在反复追问教育对于人的终极价值，并起而行之。

秘密之六：让科学性跑过功利性，把人的价值置于教育的中心

　　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是上海的教育理想。

　　越是经济发达，越是现代化，对“让每一个学生获得终身发展”的愿望就越迫切。

　　上海因此专注于内涵发展的研究几十年。

　　他们的目标是，让科学性跑过功利性，让人的内涵充实教育的内涵！让教育的生命温度升起来！

　　课程是师生成长的“跑道”，是教育影响未来一代心灵的核心环节。一旦把人的价值置于教育的中心，课程教学就必然站在教改舞台的中央。

　　上海教育人说：课程教学关乎每一个学生的精神成长，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竞争力。教改的核心，是课改！课改的核心，是心育！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就率先承担了中小学教材“一纲多本”的课改实验。这一实验一做就是10年，初步改变了以升学为中心的“应试教育”的课程教材体系，改变了以必修课为主体的课程结构，开创了活动课程的教学模式。这是“一期课改”。

　　1998年至今，上海进入“二期课改”。与上海基础教育的历史转型相呼应，“二期课改”更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价值形成、精神成长。

　　“你能根据孩子的需要去改造课程，去校本化实施课程吗？我们现在的课改比较难，难就难在我们要改变没有温度的课程，要改变见不到人的课程。”主持“二期课改”大计的官员很感慨。

　　所以“二期课改”锁定三大目标：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加强德育，以信息化带动课程教学的现代化。其中，德育是核心，让课程富有精神的魅力是关键所在。

　　心灵世界的教育不能简单靠灌输、塑造，而应在师生共同参与、教学相长的过程中，由教师引领学生自主认知、自己体验、自己感悟、自己抉择、自己践行。“二期课改”从整体融合的教育观出发，努力使全部教学和学生生活都包含德育的实施。

　　首先是要引导学生发现学科的意义。“学科教学不仅是向学习者解释知识是什么，而且要让学生了解所有的学科对他成长的意义，如何成为他和社会相联系的重要纽带。”尹后庆说，“学科本身的内在要素，诸如人类解释世界的逻辑和结构、人类对此领域知识形成的情感和方法等，都是重要的学科内容，这些内容作用于知识体系中，需要学生用自身的实践去逐步体验和感悟。只有理解这些，才能让学生知道学习内容的意义所在，才能够影响和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精神世界的丰富与精神触角的敏锐、广度联系在一起。没有多彩的生命活动、丰厚的生命阅历，就没有精神的强健。“二期课改”的关键词就是经历、实践。2011年，上海修订完善各学科课程标准，提出“三突出、两提高”的修改原则，其中一个“突出”，就是要“突出学习经历：设计各学科学生必须经历的学生实验、社会实践、设计制作、项目研究等活动，丰富学生各种实践体会”；同时要“拓展学习时空、完善学习方式”。

　　未来5年，上海将在全市中小学做好“一场一馆一池”（学生剧场、室内体育馆、室内游泳池）建设和改造。为什么每所学校都要有学生剧场？“因为剧场是学科学习、综合性学习的重要载体，戏剧教育是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贾炜说。他们还大力加强中小学图书馆建设，并提升其功能，在原有图书馆功能区域的基础上，增设研修交流、影音欣赏等拓展功能区域，成为集信息资源、学习研修和文化活动于一体的图文资源中心。

　　实验教学“强势”进入教改的中心地带。他们启动了“加强和改进实验教学研究项目”，全面推进全市实验室建设，加强学科教师和实验室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改进和完善实验教学评价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实验教学不像过去以做验证性实验为主，而是带着真正的课题进行真正的研究、实验。让学生在真刀真枪的实验中培养好观察能力、发现能力、研究能力，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思维习惯，形成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现在上海所有普通高中都有了创新实验室，50%的初中、小学也有了，“十三五”期间则要覆盖每一所学校。“这不是做给参观的人看的，我们每一个创新实验室背后都至少有一门特色课程作为支撑。”贾炜说。

　　让学生的精神世界与真实的广大世界连接起来，是课改的时代重任。“书本知识是间接经验，只有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的学习交互发生，才会形成我们个人对世界的真切认识、理解，才能达成三维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二期课改”专家说，“现在我们的孩子在虚拟世界待得太久了，应该让他们多深入真实世界去观察、体验，多让他们在真实的情景下去解决真实的、复杂的问题。”

　　因此，课程、教学常常要超越学校边界而在广大社会、自然空间发生。

　　上海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文类、科普类社会资源的育人功能。2015年，他们就列出了科普、历史人文艺术等各类社会场馆78家，为学校拓展教育空间提供资源保障。大学等研究机构也参与进来。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庄瑜带领一支学生团队，历时一年多，将初中11个学科中能与上海100多家博物馆资源相对接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并设计馆校合作的课程内容。如今，这些课程已经走进上海11所中学的课堂。

　　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是贯穿于上海“二期课改”的一条红线。但他们培养创新人才不是给“学霸”吃“偏饭”，而是面向全体学生。他们认为，没有全体学生创新素养的提高，拔尖学生恐怕也很难冒出来。创新人才培养不同于拔尖人才培养，其根基和土壤在全体学生和教育的全过程。

　　没有“实践”，就没有创新。“实践不是一般的做事能力，动动手、搞搞文本，这不叫‘实践’。”张民生认为，“‘实践’能力的培养是要通过问题解决、项目学习来实现的。”市西中学有一个“F1在学校”项目学习，学生不仅要设计制作真正的迷你F1赛车，还要经历形象设计、品牌创设、市场营销等真实情境问题的解决。这样完整的学习过程才称得上是“实践”。这样的“实践”才是创新之“母”。

　　不断丰富生命阅历，不断扩展精神疆域，上海教育在发现、高扬人的价值旅途上奋力跋涉。

　　试水综合改革的过程中，上海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综合改革，一定要在综合性上做足文章。它绝对不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要形成各个方面的合力，但是由于不同部门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协同起来不是特别容易”。

　　“现在的情况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小综合’已经显现成效，但教育系统外部支撑教育综合改革的‘大综合’还不够有力，教育改革‘单兵突进’，在人、财、物等方面面临不少现实的外部制约。”

　　教育综合改革还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因为没有一项改革像教育那样，人人都可以评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教育有很强的规律性、科学性。

　　“我们在做综改方案的时候，有个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对教育的意见和关注，但也要用科学方法、辩证的态度正确分析群众意见。”多年的改革历程，让上海教育工作者深知，改革最怕的是什么，是未改革先争议，最后改革肯定不成功。

　　良好的社会氛围，意味着对改革探索多一份宽容，多一些支持。

　　幸运的是，上海教育综合改革开了一个好头。下一步，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向何处用力？

　　苏明给出了三个关键词：一是促进公平，不是只提供有学上的公平，而是提供人人有发展机会的公平。二是强调科学，包括教育教学要符合学生认知的规律，教育发展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要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等。三是优质，要构建起一个学生、学校和区域的整体质量体系概念。

　　“未来我们要创造怎样的上海教育？我觉得，应该是让孩子有选择性，孩子的学习过程是快乐的、有幸福感的，培养出来的孩子是有胜任力的，他们能够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未来，做更好的自己，也能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人民教育记者：余慧娟赖配根李帆朱哲，中国教育报刊社上海记者站记者金志明董少校。电子版）

（发表于《人民教育》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