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牛马

（一）

《牛马》第三期问世了。就像前面两期一样，平常的纸页，黑白的印刷，朴实而不失精致。一份年轻的杂志在坎坷中一路走了下来，无论如何，这是一桩叫人欣慰的事情。

从头到尾快速翻一翻，《牛马》会给人一种“很有样子”的印象。小时候跟着大人下地，我刚拿起锄头，就被不远处的乡亲笑话了，他说我干活“没有样子”。能不能把活儿干好是一回事，至少得有干活的架势。《牛马》的态度是谨严的，目录、前言、说明一样都不缺，末了还有一整页的《版权声明》。编辑部在这方面真是费尽心思，图标也备了，解释也有了，后面还有完整协议文本的下载链接。有时我也不免暗暗发笑：这又不是大作家或大明星的东西，实际究竟会有多少人会去把那些文章更改、转变或用于商业目的？或许这就是牛马的可爱之处吧：咱防患于未然，就是提个醒。

编一份杂志很不容易，组稿、编辑、排版、印刷、发行……各个环节都要投入很多精力。去年春天，大概是在考研面试前后吧，我很想到来到学校以后联系几个朋友，办一份叫《雨水》的文学小杂志。实际要操作了，会发现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稿子从哪里来？印出来了会有人喜欢吗？印杂志的钱从哪里出？能不能坚持下去？一连串的问题把我吓得够呛，结果《雨水》到现在还是没影儿。2月19是二十四节气里的雨水，那天我还独自感慨了一通。看看人家《牛马》，上学期就开始出版了，现在已出到了第三期。一样是面对着人文学科相对薄弱的大环境，牛马同人就是能披荆斩棘，有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这怎么能不叫人佩服呢？

如果联系到牛马社已经办过十二次讨论班的事实，那这个小团体就更叫人肃然起敬了。套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说，办一次讨论班不难，难得是坚持下来成为制度，一直办下去。牛马能号召起一批人，这不是个人的私下交情所胜任的；抑或为了求真，抑或为了交流，总之内中有一种精神的感召力量。

（二）

对于第三期的《牛马》，我不喜欢一个地方：《晴天》的“写在后面的话”。它提到了小说的多处细节，讲到了创作的初衷，也说出了小说的主题。小说已经是一件客观的作品，我觉得写那些创作体会（尤其是紧跟在小说后面）是多余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来说，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可以退到一边去，读者怎么理解这件作品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这小说是多主题的，紧跟在后面的说明会逼着（委婉一点说是“引导”）读者按照统一的想法去接受这部作品，失却了别的可能；如果它是单主题的，那就更没必要说了——否则岂不是信不过读者，以为他们读完之后什么都看不懂？

我的意思很简单：让作品说话，而不是作者站出来说话。一方面是对读者的尊重，另方面也显示作者对作品的信心。自谦没有错，自信同样是必要的：作者尚且对作品心存疑惑，拿出来发表那不是对读者不负责任吗？

当然也不是说创作体会没有意义，放在别处说可以的吧？或者，过一段时间，看看读者的反应，有什么问题了，把这样的体会拿出来和读者分享、讨论。现在已经不是作家高高在上向大众说教的年代了。

有个成语叫画蛇添足，读到“写在后面的话”，我就有这种感觉。

（三）

雨林先生是个讲故事的好手，能从凡常的生活里发现有意味的东西，并把它在有限的篇幅里呈现出来。在《晴天》里，他就做了这么一次有趣的尝试。简短的铺垫过后，小说进行到S挂了电话，并突然失踪，此为起；“我”看到了关于无名尸体的报道，气氛更加紧张，此为承；“我”去公安局认尸，死者不是S，此为转；S平安归来，真相大白，此为合。在结构上，《晴天》颇得古典诗文的意蕴，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我听说过一种很有趣的对人进行分类方法：读过莎士比亚的人，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人。按着类似的逻辑，当然也可以这样分：和我相关的人：和我无关的人。这个分类不是绝对的，因为世界在变化，今天和我无关的人可能明天就会引起我的注意——就像那具无名尸体（我们姑且把它称为人），不请自来。世界上充满了无数虚幻的影像，人们在其中艰难地游走，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好比说，“我”把握不住S的行踪，S把握不住他和白莲花的爱情。

一个作家描绘了一个肖像以后，总有人说：“他在描绘别人时描出了自己。”这话是萨特说的。其实，“借你口中言，传我心中事”的做法古已有之，雨林先生可能也是这样。不管是在多大程度上的真实性，我觉得他对网恋的阐发相当到位。网恋是近十年来的新生事物，和传统的包办婚姻模式大不相同。小说里有整段的议论，也有不动声色的渲染，拿S做例子，既写出了“没有结果”的结局，又写出了他面对这样能够结局时的无所谓的态度。

私下里以为，小说的最后三四段有点拖沓。既然“晴天”的问题已经解决，余下来的就是无甚所谓的了。后面一定要再次梳理S网恋的事情，于主题的表现来说，未免喧宾夺主。如果把有必要的交待的内容放到前边，把S对晴天问题的解答作为结尾，那读起来可能会更利落一点。

（四）

再说说发表在《牛马》创刊号上的《信史难觅》吧。

在这篇一两千字的文章里，陈迟先生就信史难觅的状况发了一通感慨。在他眼里，信史是“真实可信完整准确地时代全景式记录”，在“记录”的前边加了长长的限定语。他讲到了葛剑雄、黄仁宇等历史学家所做的拨云见月的工作，还分析了影响“真实记录”的种种因素；在文末，他还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们当下可做的，是用笔、相机、DV、电脑，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尽可能的留下身边的、亲历的、目能所及耳能所闻的记录。做不到足够真实，就做到足够多，让后人拥有尽可能多样的资料，在比照中辨伪取真，获得乐趣。”读过这篇文章，我一面佩服力学系出身的陈先生在思考历史问题时的认真态度，一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吐不快。

问题一：在从古到今的各种典籍里，是不是存在文中所谓的信史？

就像作者提到过的，文本和相片都有可能是虚假的。其实，哪怕不是人为的造假，也很难说你记录下来的就是真实。今天看到一棵树，第二天它发了几片新芽，落了一些叶子，它不是原先那棵树了。2004年上海双年展的主题是“影像生存”，有很多作品都体现出了影像的颠覆意义。林书民的《浮城》用LED灯管揭示了上海美术馆的变迁：从1933年建成到2004年，那座老房子已经下沉了173.4厘米。我们以为看到了“真实”的上海美术馆，其实不是；当初的人在我们头顶上走路呢。作者说：“在历史流失的影像中，我们一旦错过便无法对焦，而未来的影像同样的在不断地错位偏移。”（可参见《上海双年展导览册》）

黄仁宇说过他写的历史书是“信史”吗？我听过葛剑雄先生的两次演讲，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通读过《二十四史》；为人却相当平和，想来他不会说自己写的书就“能完全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觉得，“信史”的提法有它的意义，而实际上信史是不存在的。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不过是让他的表述更真实一点、更客观一点。曾经在《中国青年报》读到过一篇名为《在家靠娘出门靠墙》的文章，与我心有戚戚焉，这里把末尾的两段拿来跟大家共享：

如果我们自问，哪怕是根据其最近的过去和后来的知识，我们对某种文化的某个时代，或者某种人类行为模式——比如一场战争、一场革命、一场艺术，或科学上的复兴——到底能说穿多少，我们肯定只能回答：几乎什么也说不上来。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伊赛亚·伯林（1909－1997）的答案，似乎昭示了一种双重的宿命：我们既无力逃避现实，又无法记录眼下所发生的一切。

问题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向陈先生倡议的那样，有意识地留下尽可能多的资料？

前不久，在讲到“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时候，谢柏梁老师在课上说过这么一件事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某个时间里，一家出版社联系了几位作家，告诉他们要出一套日记丛书；后来他们就写了，然后丛书就出来了。可想而知，这个预约要跟众人见面的“日记”是带着有色眼镜写出来的，尽可能的不得罪人，尽可能的隐藏自己的缺点——这还能叫做日记么？不过是“伪日记”而已。谢老师说，那套书并没有被广泛引用，也没得到多少称赞的声音，后来是不了了之。

大概是三年之前，我路过延安路西藏路口的人行过街天桥，看到有个女孩子在对着不远处一个拿着DV的男孩子说：“我现在是在人民广场，我很开心。”现场的人，现场的气氛，她或许会觉得一切都很真实；可旁人看来，那不过是在做秀，甚至有点别扭。她可能刚刚跟那男孩子吵过一架，心情相当糟糕；当拍摄开始时，她不过是条件反射似地说了句熟悉的“台词”。如果后人看到了这个录像带，他们能说“我很开心”是真实的么？

讲到这两件事情的意思是，过安生寻常的日子吧，不要为了“让后人拥有尽可能多样的资料”而改变自己生活本来的样子。如果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把有些档案材料归类整理是应该的；你要留下一些东西待以后自娱自乐，那也无可厚非。可如果你刻意为历史学家（或者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准备材料，还是省省吧，他们可能不需要，也未必喜欢。带了这样的任务去生活，就好比自己设了一个套子罩在头上，难得透明，不再随性，结果只能是自寻烦恼。

我也是历史的门外汉，在这里只是表明自己的想法。伏尔泰对卢梭说：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牛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沟通的可能，善莫大焉。不知陈先生意下如何？

（五）

六七年前，ChinaRen网站刚创办的时候，周云帆他们一帮人来交大做宣传，发放了一批广告书签，上面印着一句诗：“人是一个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成长的力量。”那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不久ChinaRen被搜狐收购了，卖了个好价钱，他们也算赚了一大笔。再想想那句话，依然觉得意味深长。马克思、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办过杂志，陈独秀、邹韬奋也是办杂志除了大名堂。对于广良先生和一帮同人倾心操办的牛马社，我想把泰戈尔的原话拿出来，算是祝福，也当是期望：Man is a born child, his power is the power of growth.

2006.2.25--2.27

(发表于第四期《牛马》杂志，2006年4月。电子版请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