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写法与读法

文学史的写法与读法

今年五月中旬，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文系教授张英进受邀到同济大学开办讲座，得张生老师介绍，我有机会听了第一讲《比较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很能启发心智的一堂课，同时也耐人琢磨，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他提出来的问题很有趣，还有点儿费思量。张教授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认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方法：一种是大而全的历史，试图用全知全能的视角涵盖一切；一种是碎片化的历史，剔除整一性和线性的因果关系，代之以碎片化、局部化。由此眼光看开去，前者多存在于中国本土，这样的文学史有上千种；后者则存在于欧美，夹杂在后现代的潮流之中，欧美国家有所实践。

分类是为了阐述问题的便利，同时也体现了分类主体的价值偏向。明眼人很容易就能看出，张英进教授的分类简单地说就是“老方法”和“新方法”，饱含感情色彩，其推崇方向不言自明。经过打包处理之后，以往千种文学史成了一个整体，新的文学史成为另一个整体，似乎和既往的实践有了同等甚至更重的分量。如果说历史是在叙事的选择中构建出来的，那么同样可以说，这种文学理论本身也是精心构建的结果。以往的文学史都是大一统的宏大叙事吗？我觉得未必。个人化的写作并不鲜见，甚至拿一本最“传统”的文学史出来看，里面也会有若干片段化的因子。陈思和《当代中国文学史教程》看上去很厚，其实也是专题式的，且不说作者意图如何，实际上这个文学史“涵盖一切”的特征并不明显。

姑且认同张教授的分类方法吧，这样讨论才能进行下去。他举了一个在断裂观点的影响下写成的文学史的例子，霍利尔（Hollier）主编的《新法国文学史》（1989年）。该著作强调自我意识，全书以199个单一年份为标题，每年份涉及一个具体的事件，由一名作者完成。传统的作者、类型研究被片断化，新的对象是枢纽点、巧合、回复等，通过历史的不连贯性，达到同时发生事件的不同时展现。张教授名之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顾名思义，其中的章节内容是独立存在的，并不连贯圆整，它们只是按照一定的秩序排列在一起。这里有某种让读者自由索取、自由判断的姿态，而不是大包大揽，积极地说服读者。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学史是存在的，而且已经传续一些时间，得到一部分研究者和读者的拥趸。张教授把这种观点介绍到大学课堂上，与听者原有的理解产生了交锋，也为他们带来了扩充视野的可能。

学理层面的观点碰撞是愉快的事，同样也是无奈的事。在我看来，“老方法”秉持着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态度，以读者为友，想要说服什么，展示什么，传播什么；“新方法”则恰恰相反，它是颠覆性的、破坏性的，涤荡读者头脑中原有的文学史观念，大大咧咧地宣告：“你们所认为的那种文学史是不完整的，其实世上并不存在全知视角的有机的文学史，一切不过是碎片，结束，大家玩完。”读者如何把握历史，完全不在编著者的考虑之列。我情不自禁地对这种写法心存抵触，因为我相信人需要对历史有某种把握，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而是按照某种规则把单个的事件整合起来，成为一体。小时候背过“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一直到“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历史的简单框架就搭起来了，大致知道烽火戏诸侯在什么时候，床前明月光在什么时候，冲冠一怒为红颜又在什么时候，就像有个储物柜，一个个碎片分门别类放在相应格子里，如果一股脑儿堆放在一起，就难免乱了套。张英进教授推崇的观点明显有种反叛的特征，把读者已有的“储物柜”完全打破，然后重新分类存放。这会产生新的格局，带来新的视觉效果，但不管是什么式样，读者需要这么一个柜子。

这个过程可能很痛苦，邯郸学步一般忘记了原来的脚法，也可能涅槃重生，超越已知获得完全新奇的认识体验。说到这个份上，有些事情可能就讨论不下去了，你相信历史是碎片，那便是碎片；你相信历史是整体，那便是整体，争到底就是哲学上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彼此无法说服。听完张英进教授的讲座，我心里大有一种纠结之感，要不要相信他说的？信，好像没那么多精力，甚至没有勇气把已有的认识完全推倒重来；不信，又会有种坐井观天的遗憾，仿佛思维被束于一隅，无法充分展开，大不甘心。那怎么办？解除苦恼的办法在于回到对历史的把握这件事本身。世界上有两种历史，一种是外在的、客观的历史，它是已经发生的社会事件的总和；一种是内在的、主观的历史，它是个人对全部社会事件的选择性把握。不管是单个人写成的历史还是199个人写成的历史，它们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对外在世界的某种局部的认知。以后读文学史的时候，不必执迷认为所知的是全部，承认历史有碎片化的特征，同时也不妨碍扩充一己之内的历史体系，让它成为密闭的圆整的小小王国，外开内合，独步天下。

2010-6-18

（简缩版发表于2011年1月24日《光明日报》。点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