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的考研故事

1 生活

生活像只包子。吃包子的时候，面皮有松软的口感，肉馅有油、盐、葱花、肉末调和在一起的细腻滋味；过后再回想一下，不免觉得平淡无奇，能记得的只是那包子面皮很厚、肉馅很香。生活也是这样，当时当地会有很多细致入微的感受，时候一长，那些感受就变得淡漠，或者烟消云散，或者只留下模糊的影子。

天渐渐热了，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就回到一年前的夏天。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事。当疏朗的印象在脑海里摇曳的时候，我知道那些事已经过去了；可它们又有点不同寻常，影响着我的今天，叫我难以忘怀。

2 一封信

那是在初夏的一个午后，我正安静地做着单子，回头忽然看到Terence向我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一个小信封，脸上堆满了笑容。我预感到接下来会有什么发生，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Terence我见过的，只是没和他打过交道；他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呢？

Terence在我办公桌边站住了，笑眯眯地说：“你好Lineral，看了你的文章我很感动，真难得你写了这么好的文章。”Lineral是我在单位用的名字。我一时没回过神来，放下手里的活计支支吾吾地说道：“哦，哦，没什么，没什么。”Terence像是我熟识的朋友似的，把信封交给我，诚恳地说：“希望你继续努力，以后还能读到你的文章。”我连忙说：“谢谢，谢谢。”这是在幼儿园里就学过的，人家给你东西你要说感谢的话。Terence又随便和我聊了几句，走了。

SPC是汇丰集团下面的一家数据处理公司，我在其中的ORTT工作；这个部门主要负责处理从香港到境外的电子汇款。原本是学工科出来的，我做这份工作没多少优势；不过能跟上趟儿，感觉也还算不错。可能是心底的热情被SPC宽松的环境和友好的同事激发出来了，2003年10月进公司后不久，我断断续续写下了自己的随想。半年之后，我把三十三篇稿子整理成了《生活在这里》。

SPC办着一份内部小杂志。我喜欢动笔，经常向那边投稿，也发表了一些。楼层经理Teresa喜欢其中的一篇，约了我去她办公室谈话。这种事情本来是半公半私的性质，难得她能欣赏我的文章，我便把刚打印出来的《生活在这里》一并给他看。书稿留在她那边，她看完后推荐给Terence了。

Terence是SPC的总经理（外面时兴的称呼是CEO），从香港空降到上海，经历了SPC从草创到兴隆的整个过程。他做什么都没有领导的架子，习惯于向大家表露自己的真实感情——在楼层会议上，我好几次见他笑起来像天真的孩子。或许，他本是一个性情中人。

那个小信封里装着一张卡片，还有半页A4纸那样大小的信。Terence说，他对我写的找工作的经历感触特别深，因为他当初在汇丰也是经历了很多曲折和挫折，最终有所收获。信里还有一些勉励的话，要我在写文章方面好好努力下去。

以前我写过不少东西，都秘不示人，因为觉得它们太臭；《生活在这里》居然可以得到陌生读者的认同，真是让我始料未及。想到Terence的特殊身份，我觉得他给我写信可能是出于礼节；不过里面也会有一半是发自真情的。

Terence的信给了我一种这样的自信：我的文章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一无是处，至少我可以多一些尝试，借助文字和旁人分享生活的甜美与苦涩。

3 看望陈老师

“旷课：对自己不负责任，对集体漠不关心。”“世界由你选择与判断——不可能。”

无意之间，我看到了大一的课堂笔记。这些话是陈茜老师说的。1999年春夏的那个学期里，她教我们《思想道德修养》课。

陈老师上课形式很活泼，有时带我们看电影，有时引导我们展开讨论，很少照本宣科。那时我经常在课堂上发言，练了胆量，也长了见识。《毛泽东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这种课都开卷考试，在很多同学看来是逃课的首选；不过陈老师的课我上得很认真，主要是觉得她能带给人很多东西。

转眼之间，五年过去了。

看到笔记的时候我觉得很亲切，心里暖暖的。“去看看陈老师吧。”我想。工作已经两年了，去跟她说一声谢谢，也给她一个交待。

陈老师三十多岁，是国务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院长助理。见到第一眼我就认出了她，她的模样没什么变化；陈老师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尽管在此之前她对我很陌生，曾经有过的共同经历还是让我们聊到了一起。

在陈老师毕业的年岁里，出国的大潮正滚滚涌动，她的很多同学都想办法托关系去了国外。大家都觉得能出去就是有本事，出去了就一定会有好的发展。陈老师没有跟风，冷静地选择了留在学校发展。慢慢地，她成家了，有孩子了，换新房子了，一步步过上了小康的生活。陈老师对我说，她在工作上的表现还算说得过去，当时出国的同学也反过来羡慕她。“如果说有些成绩，那都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你不会突然碰到什么转机，在一夜之间飞黄腾达。一切都要靠努力才能得到。”陈老师说得很平淡。在她看来，已有的一切既不值得炫耀，也没什么遗憾。

说实在的，我在汇丰的工作没什么花样。初进公司还有股新鲜劲儿，时间一长就觉得有点疲沓，上班做单子只是例行公事。陈老师问起对工作的感受，我就一五一十跟讲给她听。她劝我好好给自己定个位：要么在银行好好干下去，把内在的激情转化成现实的成绩；要么选择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行业。人不能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要有点追求。陈老师建议说，现在考研究生不要单位证明了，趁年轻去进修一下也不错。

陈老师给我上了一堂课。走出她办公室的时候，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我忽然明白，自己根本就是在混日头、得过且过，没能给陈老师一份合格的答卷。那怎么行呢？为人还是要有所追求、有所进步，要不就跟行尸走肉差不多了。

是换份工作还是进修一番，确实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4 去南京

在我的印象里，南京意味着大桥、大坟还有大屠杀，很小的时候我就向往这座城市。2004年6月，趁休年假的空档，我坐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

李海英在这里读书，她放下手头的活计，陪我玩了两天。

我们先去了大屠杀纪念馆，第二天游览了明孝陵和中山陵。孙中山是我非常仰慕的前辈，他上下求索、为人民谋福求利，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走过长长的台阶，在平躺的石像前静思默祷：要努力做些事情，像先生那样。

在外面逛累了，我和李海英到她的实验室去玩。那里陈设很简单，只有两台电脑和一橱资料。我想，做研究的日子应该很自在的吧，以后出来了也能多些发展的机会。本来嘛，我在上海也经常接触到正读研的同学好比Jeet和李臻；可是不知道是哪本书还是哪张桌子触动了我的神经，这一次我对读研的生活特别羡慕。李海英是我初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在山东一个县城里当公务员。她边工作边复习，一年后顺利考入了中科院土壤研究所。能考上研究生挺不容易的，我很佩服她。李海英谦虚地说：“没什么呀！想读的话你也能读。”她说得非常诚恳，叫我相信自己也有那样的实力。

虽然没能看到长江大桥，回来后我还是觉得南京之行大有收获：不仅接近了心仪已久的城市，还发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榜样。

5 决定

一天，我收到阿力发来的消息，他说他考研成功了。

阿力是我大学里同寝室的同学，刚入学他就许下了心愿：“我在大学里的唯一想做的就是考研。”可能好事多磨吧，阿力在大三的时候留了级，毕业那年又遭遇了考研的失败。他没找工作，在学校旁边借了房子，继续苦苦复习。同学聚会上我见过阿力，他胡子很长，面容憔悴，就像刚刚被美军从地洞抓出来的萨达姆一样；不过他精神爽朗，对考试很有信心。他只呆了一小会儿就去教室自修了。有志者事竟成，阿力最终还是拿到了入学通知书。

在大学里，我压根就没有考研的想法，只想着早一点步入社会，赚钱成家，过实在一点的日子。从大三开始我就在外面做兼职，准备多积累些经验，毕业后找份合意的工作。后来呢，工作有了，好不到哪里去；成家是断然没有可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两年过后，我的想法改变了：或许，考研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拨通了阿力的电话，向他说出自己的新想法，征询他的意见。他极力劝我去试一试：“工作没激情你还做了干什么？要做就去做你真正喜欢的。如果能回学校进修三年，那出来后一定是前途无量。再说了，你的基础摆在那里，当是碰碰运气，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就算考不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哪有什么基础？英语早就丢得差不多了，政治也是一塌糊涂。工作我不想辞去，那也就不会有什么时间去上辅导班——说真的，我心里挺毛的。早就听说过了，考研的竞争程度跟高考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也就意味着，准备考研得像准备高考那样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考研的物质成本很低，这个我有所耳闻：把所有的报名费、资料费加起来，几百块钱就足够了。生活没有目标就缺了生气，不如还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吧。阿力说如果我想考他就把资料都给我，我说好。

阿力到我家看我，顺便给我带来了英语和政治的复习资料。他建议我去搞文学。我也是这么想的，看完招生简章以后，我决定向中文系文艺学方向努力。吃过午饭后，阿力陪我去福州路逛书店，买到了《中国文学史》（一、二）和《西方美学史》。考研就像打仗，一发现敌情就要尽快进入状态，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打背包方面。接下来我去上海图书馆复印了《中国文学史》（三、四），从高等教育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邮购了《西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教程》，不出两个星期就搜全了考研的指定参考书。

我清楚地记得，阿力是2004年7月8日来看我的，距离我大学毕业两年零五天。那天我订了一个32开的本子作为《考研日记》，并在封面写了一句话：不可一日无进步。我觉得考研像急行军，上路以后就要大马力往前奔驰，不能疲沓懈怠。

我知道考研的路定然又长又曲折，接下来就看自己怎么走了。

6 汀兰

汀兰是我同事，长发团脸，眉清目秀，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暗暗喜欢上了她。相处下来我觉得她各方面都太优秀，简直可望而不可即，所以好感只是压在心底下，没有贸然行事。

ORTT刚建起来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上套，公司从广州请了资深员工来做培训师。Whitman是其中的一位。他很热情也很友好，一来二去我就和他很熟了，两个人成了哥们。私下里喝酒吃饭的时候，我们经常聊起部门里的美女，不知不觉就会聊到汀兰身上去。我对Whitman说，我很喜欢她。他说，喜欢那就追呀，你还想等着人家来追你不成。道理是很简单的道理，前面我却没想通。犹豫了一些日子，我决定多花些心思，好好对待谈朋友这回事。那时是2004年春天。

汀兰喜欢摄影，我去找过她几次，聊起了相机、拍照、摄影展方面的话题。她不苟言笑（至少对我是这样），我甚至不好意思约她一起吃饭。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和她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平日上班我能看到汀兰，心里美滋滋的；不过也只是远远地看看而已。

开始准备考研了，我对汀兰的思慕有增无减。有一天我突发奇想，要给她写封信，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如果汀兰知道自己在考研，我心里会多一分进取的力量。我便写了。记得Whitman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确定她对你有意思，你一定不要向她表白。汀兰一直离我远远的，好像对我没有任何好感（作为同事，也说不上有什么恶感），我便先把信收起来了。

我还是上班，复习，有空也还去找汀兰聊天。11月11日是光棍节，也是我和她见面之后的第365天。胸膛里好像在翻江倒海，我一横心就把那封信交给了汀兰。她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许多天之后我去找汀兰闲聊，她问我是不是在准备考研，我说是。她肯定读过那封信，不过上面写到的别的事情她都没提。事实是明摆着的：她对我根本就不感兴趣。

我对汀兰的爱慕注定了是一次没有结果的暗恋。这里面交织着希望和失望、欢欣和痛苦、憧憬和回忆，世间没有什么瓜果菜蔬能比拟得出那种滋味。

7 中心事件

虽说工作占去了我绝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觉得，考研是生活里的中心事件。

在2004年上半年，我平均每星期一次去Jeet那里。Jeet是我大学同学，在徐家汇读研究生。找他吹牛是一方面，便利的校园网也是吸引我的重要因素：我去看电影，搜歌曲，上QQ聊天，叫他帮忙输入文章……周末总是过得很滋润。自从我拿定主意要考研，我就很少往学校跑了。这样做的结果便是，想听的歌听不到，想聊天也不能聊，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当然道理也很明显：我一没基础二要工作，如果不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到头来注定了是要一败涂地。

我觉得在家里学习容易分心，便尽量在外面学。八点或八点半下班以后，我就去麦当劳，在里面一直呆到十一点。在休息日里，白天我会去上海美术馆的阅览室里看书。我办了上海美术馆友人卡，进进出出不限次数。阅览室里往往人很少，环境幽静，感觉非常舒服。书架上花花绿绿的杂志是很好的调节，尽管有时候它们会让我忘乎所以丢了正事，我还是觉得那儿是学习的好去处。

在准备考研的六个月里，我去麦当劳和阅览室各有几十次。在《考研日记》上，休息日的记录往往是这样的：“美→麦”。因为很多时候阅览室里只有我一位读者/观众，我和图书室的孙芝灵、陆军两位老师也变得熟悉起来。她们都知道我想考交大中文系的研究生。

我从来不把英语和政治的复习资料带到公司，也没跟同事宣扬考研这回事。

午饭过后看看文学史或美学史感觉挺好的，因为只有一点点时间，效率就显得特别高。以往我总是在上班前看时尚报纸，重担在身便不得不有所节制。渐渐的我也觉得，读读这些大部头真的很有好处，哪怕考研不能成功，学过的东西还是会让自己受益。那也不用为看不到或少看到时尚报纸而遗憾了：爆米花固然美妙甜蜜，硬骨头也别有营养和滋味。

开始我不想告诉家人我在准备考研，不过后来还是忍不住发消息告诉姐姐了。有一次和妈妈通电话，她轻快地跟我说：“你想考你就考。我寻思着差不多。”她不了解考研的形势：我有几个同学辞了职考研都不能如愿，何况像我这样呢。我觉得是“差很多”。妈妈对我的成绩一向是不关心的，高中里才有在学校后勤处工作的姨夫跟她说起我学习还不错。高考和填报志愿家人也没操心，都由着我。这一次她说“差不多”，可能是个大约摸吧。有家人的这份期望，我也该多用些心思——说归说，实际不能抱着无所谓的心态。

当考研成为生活的目标时，工作就退而成为谋生的手段。原先我的时间可以用“工作之内”和“工作之外”来区分，现在标准却变成“与考研有关”和“与考研无关”了。

8 长班

ORTT是一个很忙的部门，大家很少有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因为处理业务的系统会在晚上八点半关闭，所以当天的单子一定要在那之前完成。不同的Team分批来上班，一般说来是早来的早走，晚来的晚走；如果碰到单子多的情况（比如月末、假期前后），那早来的就得留下来加班了。可以说，加班是ORTT的家常便饭。部门里也有一种特别的安排：朝九晚八，每天工作十小时，做四休三。这叫上长班（Long Shift）。

在长班刚推出的时候，部门里让那些表现出色的同事来上，后进者只有羡慕的份儿。上长班可以有津贴，而且几乎不用加班，有足够的时间休息。过了一两个月，新鲜劲儿过去了，他们腻了。主管说，想上长班的人都可以申请，于是陆续有人加入了这个队伍。再过了几个月，他们又纷纷放弃了，觉得还是平常的班头好。上长班的最大麻烦在于，每天十一个小时在公司，加上来回的时间，累得不得了；连续三天下来，身体几乎要垮掉。

我从2004年5月开始上长班，中间因为别人的加入而暂停过两个月，一年以来大都是上长班过来的。我上这个班的最大优势在于离公司近：步行过去无需过一个十字路口，只要四五分钟就够了。我不要加班费，只想要时间——因为我要考研。

每个月的排班表都是Michael做的。他是ORTT的两个大主管（Superior Officer，简称SO）之一。开始他还会问我要不要上Long Shift，后来干脆问也不问了，直接就把我排进去。我也乐得这样。在2005年春夏的几个月里，我是全ORTT唯一上长班的人，排班表上有专门的两行字解释我的上班时间：

Working hours for Lineral

Monday to Friday: 9:00am-20:pm Saturday: 9:00am-14:00pm

当然长班并不意味着像机器人那样没停没歇地干啊干，说是每天十个小时，实际的工作时间只有九个小时一刻钟而已。别人是上八小时班实际工作七个半小时，这么比较来看，我的休息还要多一些。星期六也不是每周都上，视情况而定，一个月里不会超过两次。

上长班让我少了加班的时间，也给了我很多自由。一般说来，多出来的那天休息是预先排好的；可如果我有什么特别的要求，Michael也会允许我调休。因为这我也很感激他。尽管考研的报名不是在周末，我一样可以从容地去排队——因为有调休，年假用完了也不要紧。

在工作的日子里，离开公司最迟是八点半，我经常下了班直接到楼下麦当劳去。一杯可乐加一堆资料，那简直是我的保留节目了。麦当劳确实比较吵，不过我不觉得它会影响学习，因为一看书我就会忘了周围的事。要是把音乐关掉，没准我还会不适应呢。物理学上有重力场、磁力场的说法，麦当劳是一个适合我的学习的场。到了十一点钟，餐厅里熄灯了，我便收拾好资料回家去。

因为在上着长班，时不时的还有这样那样的假期，我的休息日特别多，有几个月只要工作十二三天就够了。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努力准备考研，同时还做着一份兼职，化解了学习的压力。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点我是确信不移的：在ORTT上班是件很快活的事。

9 文章

文学史和创作鉴赏理论都是好东西。读着读着，我忍不住就热血沸腾了，手也很痒痒，想把心里想的事情表达出来。看书看了还没几天，我便开始酝酿一篇小说，想写发生在公司里的事。本来么，我觉得小说可望而不可即，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不过我也给自己打气：虽说没写过，至少已经读过很多了吧，试一试又不会犯什么王法。那就来一个。从2004年8月初开始，我着手在电脑上写《上海Centre》。

IT以外的部门普遍存在阴盛阳衰的情况，ORTT也不例外。我所在的Team最少有十一人，最多十四人，（因为有人离职也有新同事加入，）我始终是唯一的男性员工。人家说红花要靠绿叶扶，在这里完全反过来了。她们大部分是我的同龄人，大家说说笑笑很是快活热闹。

单纯做数据处理工作跟蹲监狱一样枯燥乏味。每位员工都有一串数字代表个人身份，我经常被喊作44895，听来就跟叫囚号似的。有了那帮同事呢，上班的感觉便大不一样了，每天都像在度假，轻松愉悦。她们说话做事各有趣味，我就尽量把那些闪光点写进书里去。关于吃饭、关于进修、关于谈朋友、关于公司活动、关于人事变动……我逮着什么写什么。白天在本子上列个小提纲，下班回来就写一篇，两千多字；兴头来了就写两篇；休息日时间多，那就写三篇四篇。二十多天以后，十多万字的初稿完成了。我修改了几遍，拿到学校的图文社去打印了装订起来，传给朋友和同事看。那是在9月初。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写起文章来，学习就被压缩到隙缝里，时间大幅减少。那还了得？英语和政治都还是一团浆糊呢。毕竟，考研是当务之急。我给自己敲警钟说：下不为例。

《上海Centre》几乎是现实的翻版，结构松散，人物形象模糊，我很不满意。由此我也知道，自己的起点是很低的，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读者们（估计有三十个）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反馈，尽管我知道是鼓励多于赞美，心里还是有点飘飘然。我就安慰自己说：花个把月得到一件作品还是值得的，考研不是有一门《评论写作》吗？就当这个是练笔吧。

这么想的直接后果是，10月里我忍不住又开始写文章，而且一写就是一个多月。生活平静而充实，我写的就是和自己相关的四个地方：家、麦当劳、美术馆还有SPC，总题为《我的小世界》。人家说随笔可以放手去写，可是我没那样的本事，每篇都进展很慢——至少比写《上海Centre》感觉费力多了。

看到上海美术馆和《上海文学》杂志的征文启事，我抽出其中的两篇稍加改动投了出去，后来都有所回应。《我的小世界》让我对《评论写作》这门课的考试有了信心。

打印《我的小世界》是在11月20号，那时离考试只有两个月了。我知道文章是吞噬时间的魔鬼，而我复习的机会本来就少，一定不能再开始新的篇目。12月上旬我有了写《此情可待成追忆》的初步想法，可我硬是把那构思给压了下去。无论如何也不能写。李臻说，可以先捂一捂，等考完试了再写说不定会更成熟一些。那是很有道理的。

在设想中，《此情可待成追忆》以一个青年人的暗恋为主体内容。我热切地期待着考试的到来和结束，开始新的激动人心的写作。

10 打算

复习越深入我越觉得自己肚子里墨水太少，闲暇的时候我常做些入学以后的打算：艺术史是好东西，以后要学一学；哲学嘛，多少也要懂一些；西方文学名著读得太少了，要一部一部地来；以前对佛教文化感兴趣，这方面也值得花些时间了；书法、国画和篆刻曾经尝试过，努力一番可以多取得更好的成绩；吉他是很抒情的乐器，多练练也应该；还有电影呢，到时候要过过瘾；人嘛不能孤军奋战，进了学校可以入个伙结个社之类的……天哪，想干的事情太多了。这研究生一定得好好考，考不上会很难过的。为此我也给自己留了个甜头：如果能考上，到时候就彻彻底底来个全日制的，辞去工作，腾出两三年工夫来学个痛快。

美术馆的陆老师很为我的考研捏一把汗。她说，银行的工作多好啊，很多人都求而不得；文科的就业范围很窄，毕业以后出来未必能找到这样的好工作。关于出路，我考虑过一点点，可也实在难以预料三年以后的事。说来，就算就业形势严峻又如何？眼前的筹码不是一份工作，而是用一生的时间来衡量的职业发展方向。因为真正喜欢文科，我还是想赌一回。

生活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充满了挑战，也带给人很多期待。银行的工作是程式化的重复，每位员工都是墙上的一块砖——说实在的，我在汇丰有种茫然望不到边的感觉。我不知道以后我做的是什么，可那种日复一日的消耗定然不是我想要的。

如果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么考研就把是我从苦海载往岸边的渡船。我相信为考研而复习是有意义的，生活便也因为有了目标而变得充盈实在。

11 富士来电

2004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帮忙准备汇丰“家庭欢乐日”的海报，手机响了。一看来电是似曾相识的八位号码，我便按下了接听键。

“你好，请问是董先生吗？”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非常甜美。

我脑子快速运转起来，努力搜索关于这位小姐的历史纪录。“我是。请问你……”

“我是富士胶片的纪小姐，你还记得吗？”

富士胶片？纪小姐？我怎么会不记得。那是在2003年4月，我想从所在的沸点投资公司跳走，向外投了很多份简历，富士胶片是我参加面试的第一个公司。自然，纪小姐就是面试官。过了几天我打电话过去问结果怎么样，她说我已经通过了面试，但上海的名额已经满了；她问我去北京工作怎么样。那时北京几乎是一座被“非典”包围的死城，叫我去那边无异于逼我去见阎王，我当然不肯。后来就没戏了。

那阵子我面试了包括富士和汇丰在内的十一家单位，只有一家名叫埃斯佩克的公司明确表示愿意要我。7月初，我过去了。哪里知道汇丰是马后炮，8月下旬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好饭不怕晚，再三思量后我决定选择汇丰——在埃斯佩克干了两个多月后，我又跳了。当然，明白人都知道，在三个月的试用期内离职不用交违约金。

纪小姐说，当初的那批人有的出国了，有的转行了，售后服务部门的人手有些紧张；她问我愿不愿意过去补缺。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马拉松，从初次面试到决定录用经历了十八个月。我和她聊起来，说了自己抛弃原来的专业而改在银行工作的大体处境。她说，如果我有兴趣先见面聊聊也可以。打着电话我便想了，虽然呆在汇丰不是长久之计，可富士也未必是我真正想要的。不是要考研吗？富士还能有汇丰的闲暇吗？要适应一个新环境，还是需要时间的吧？在过两个月就可以拿到汇丰的年终奖了，到富士去从零开始岂不是很亏？……这事来的太突然了，我以前根本就没想过；通电话的时候，脑子里一下子冒出了很多问题。

我和纪小姐聊了十几分钟，最后说，还是算了吧，不用见面了，以免浪费大家的时间。她很客气地说了声“谢谢”，挂断了电话。

说白了，我要走的就是这么一条路：考研，然后转行。别的想法还是打包搁起来吧。

12 李臻

最早认识李臻是在大四那年。几个人为毕业晚会准备一个节目，他是吉他手，我是笛子伴奏。不久他出了一本名叫《哈哈，大学》的书，写到了那段演出的经历。和他聊天感觉很好，我要转文科也是受了他不小的影响。

有一天李臻给我打电话，问我考研的打算怎么样了，我说要报考交大文艺学。李臻惊奇地说：“那可真是太巧了！我现在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倒是我未曾知晓的。他说，他可以给我一些参考资料，以后我到交大了也可以一起干点事。

李臻把他用过的《中国文学史》和《西方文学简编》借给我读。他说，准备考试别盯着那几本参考书，可以放开视野多看一看。后来，他给我的书我都读过了。

我在写小说，李臻知道这回事。他说我文字没问题，结构上可以多参考一下古今中外的名著。当时我是不知道自己弱在何处的，受了他的点拨，很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那时临近考试的时候吧，李臻在电话里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经常做梦，白天晚上都是在想和考试有关的事。他说他会解梦，我便把最近的一个告诉他：我是个高中生，考试成绩极差，老师不点名说有些同学成绩一落千丈，需要好好反省反省。梦里的我非常紧张，其实真正高中的时候我成绩很好的。李臻一本正经地说：“等等，我打开电脑。”很有科学解梦的意思。“梦见考试成绩不好，那么接下来的考试挥出色发挥。——好了，这是周公说的。恭喜你，我看这研究生是稳上了。”

后来李臻还邮了一本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给我，他说看看会有好处，考试的时候吹牛吓唬吓唬老师。他还告诉我，老师可能对卡夫卡、乔伊斯、贝克特那帮人比较感兴趣，相关内容最好多看几遍。《西方文学简编》是他用过的教材，当时老师就对个别作家和流派有所偏好。本来这方面我是最弱的，那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啃了。

13 闵行

在汇丰，普通员工每年可享受十天的带薪假期。考试定在2005年1月22日和23日，是个周末；在那之前我请了五天假。

1月18日早上，我一前一后背着两个大包，离开了祥康里。忽然我想到了荆轲。和他一样，我也是为了一个悲壮的目标而出发的。闵行是秦始皇的宫殿，南京西路便是易水。不同的是，没有人为我送行。一条短消息也没有。

闵行是我来到上海的第一个驿站，它总是让我觉得亲切而温暖。刚进校门我就看到了扯在上院的条幅，上面说，欢迎参加2005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们。闵行真好。

我住在阿力寝室里，那时他已经回家了；同住的是另一位名叫超人的考生。头一天我就和他熟络起来，聊政治课的复习，聊入学以后的打算。“相约交大”是两个人共同的口头禅，我们甚至说好了入学后怎么请客吃饭。

超人上过两次政治辅导班，手上有些资料，我就借来复印。他说冲刺班的内容比较重要。超人喜欢押题，常常模仿了授课老师的口吻说，这个地方要好好看一看，那个地方可能性也很大。学习累了我们常常互相提问。三个代表是我们的什么、什么和什么？超人一合眼睛就说：“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又问我：“科学发展观包括哪五个统筹？”我扑棱扑棱地翻书，把答案告诉他。时事政治我本来复习的很少，跟着超人混也算是恶补了一回。

临近考试的时候，天公不作美，下雨了。我得了感冒，冻得直打哆嗦。我买了一顶老头帽儿，到隔壁借了一套羽绒服、一床被子，总算可以对付过去。复习的时候我不敢持续太久，因为很容易头痛。这是以前从来没遇到过的，我有点慌。

慌也没办法，还是要上考场。好像是暗中有神力帮助，答题的时候我的脑袋就清醒了，一走出考场就接着晕糊。两天里四场考试都是这样。

每考完一场我就张牙舞爪给自己打气：65分！65分！110分！110分！超人不给自己做预测下结论，一考完就赶紧复习下一门。在考场上，我觉得时间在各大题的分配比较合理，应该差不离，至少不至于发挥失常。结束考试的时候，好就是好，孬就是孬，没什么可遗憾的。我给自己的估算是单科过线、总分340分上下浮动20分——那也就是说，考上考不上都有可能。

我又收拾起两个背包，走了。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咧开嗓子高喊了一声：“交大，我一定会再回来的！”路边人有的说“疯特了”，有的说“好样的”，我都听得明明白白。

考完试那天正是汇丰一年一度吃年夜饭的日子，我没去。记得当初在填写是否参加晚会的意愿的时候，报名表上“Yes”那栏画了六七十个勾，是我破坏了“No”那栏的空白。无所谓了，有所追求就一定得有所放弃。后来同事问我是不是去相亲，我只是笑了笑，没点头也没摇头——我确实没见什么人，不过如果硬说是我去和闵行约会了，那也没有什么错。

14 此情可待

那天晚上从闵行回家后，我洗了个澡就开始写小说了。此前，李臻建议我把小说改名为《上海，我不想去这座城市》，用名字抓取读者的眼球。那我就把原名《此情可待成追忆》撂在了一边。

在设想中，小说写一个毕业后来到上海的年轻人纳兰瑛，三年里经历了两个公司和一段刻骨铭心的暗恋，而后离开上海去了广州——那个名叫李慧洁的女孩曾经呆过的城市。两位主角的原型是我和汀兰，这还是挺明显的；本身我的意思也是这样：为汀兰写一个小说。

因为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酝酿，所以小说进展非常顺利。

我的除夕夜是在火车上度过的。我为自己许下了三个心愿：考研成功，追到汀兰，小说发表。天佑人愿，到时候我总不至于颗粒无收吧。

过年我总共休了七天假。回到上海以后，我边工作边写小说，每天都很充实，每天都有所进步。那是一段非常快活的日子。

小说冲淡了我对考研成绩的关注，可是到了临近查分的日子，我的心还是绷得很紧。3月1日那天，超人给我发消息，说是有人已经通过校园网查到了分数。我赶紧跟Jeet和阿力联系，问他们有没有可能帮我的忙。阿力说他寝室里网是通的，我便打电话过去。他握着电话，室友老刘正操着键盘。阿力说：“把身份证号码告诉我。”我多么希望自己先悄悄地知道成绩啊，好的话就告诉朋友，不好就捂藏肚子里。可条件限制，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犹豫了没有两秒钟，就把那串十五位的数字喊了出来。阿力在电话那边复述给老刘听。“好！拿好笔——”阿力大声吼叫着。老刘在那边报告，阿力再传给我：“政治61，英语61，评论写作127，文学史与文学理论114，总分363。好了！”我一听乐了，不由自主挥起了拳头：“呀——行啊，行啊！”阿力兴奋地说：“爽吧？爽吧？”我说：“爽啊，绝对爽啊！”阿力说，我这分数肯定上了；他要我好好准备复试，争取公费。

就是说，我考得比我想象的最好的状态还要好。单科过线是没问题，问题是能不能通过复试，通过复试后是公费还是自费。考研路上有两道大关口，第一道我已经顺利通过了。

查到成绩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汀兰打电话。她知道我考研的事，我想我应该给她一个交待。元旦之前她跟我说过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可是我仍然觉得，她是一个很可亲近的朋友，我仍然可以努力去追求。打了她的小灵通，居然没人接，我非常失望；可几分钟以后，汀兰打回来了，我喜出望外。朋友毕竟是朋友，她是识得大体的。

我和汀兰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从考研开始，说到了我快要收尾的小说，说到在公司的感觉，说到以后的个人打算。以往和她通话机会很少，偶尔打一次也就是说一两分钟；这次是过瘾了。汀兰真的很够意思。交朋友的话我们都没提，有个事实是明摆在我眼前的：汀兰讲过她有男朋友了。

两天以后，《上海，我不想去这座城市》的初稿完成了。小说里牵扯到了汀兰和广州，我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就在电话里问她怎么处理比较好；她说不要紧，放手写便是。那我就放心了。我花了几天认真修改了小说，然后去打印出来，装订了传给朋友看。

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在期待之中。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季节里，我的心蠢蠢欲动。

15 三月

李臻对小说并不看好，他没有作出正面的评价，只是说，这可能不是出版社想要的。后来我又把书稿给一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看，她说：“你的小说和我们社的风格不大符合，建议你投到别处试试，或者放到网上去。”本来我以为写得很顺畅，哪里知道这正是缺点所在——真正的好小说往往是数易其稿改出来的。听他们一说，我对小说就失去了信心。算了，别再奢望出版了，让它自生自灭吧。

三月是春回大地、万物苏醒好时节，周围的世界由灰变绿了，阳光晒在身上暖醺醺的。不用说，这个时节很适合旅游。汀兰是很能享受生活的人，她休了年假，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我知道，结伴而行的正是她的男朋友。一直我都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但也没有别的办法；汀兰有男朋友，那是真的。

我不由自主就想起了一年以前，和Whitman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怎样说起汀兰，我又怎样下决心追求她。春天又来了，我离她还是很远。在汀兰出游的日子里，我见不到她，心里翻来覆去想了很多事。我不要再拖下去了，我要把真实想法告诉她，然后——开始，或者放弃。如果套用Whitman的理论“如果你不确信他对你有意思，你就一定不要表白”，那等待我的只会是失败。

复试的分数线是345。李臻对我说，今年考生的成绩普遍很好，我得有点准备。“准备”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一方面是自费读研或者落榜，另一方面是要好好看书，迎接复试。导师那边都是铁板，想“准备”也下不了手的，歪门邪道使不得。

扬帆是ORTT的同事，春节过后辞职了。她要回广州，出发前和我约了说点事。我们在麦当劳见面了，她请我喝红茶，还把那盏用了四五年依然崭新的台灯送给我。我觉得这是心心相印的朋友，以前长聊也是因为她的诗和我的文章。这次我把她的诗写进了《上海，我不想去这座城市》。扬帆很喜欢这个小说，她也提了几点想法：用《别了，上海》作名字，或者改回《此情可待成追忆》；小说里增加一些关于女主角的心理描写；对广州的描述太笼统，最好用力多一些。她的意见非常中肯，我佩服不已。这就是可以称作知己或知音的人吧，真正看透了我的心思。

说到汀兰，扬帆劝我不要再痴迷下去。她已从小说里窥见了我内心的秘密，聊了一些她就看得更明白。她说：“你不要等她跟男友分手，就算有那么一天，她也不会再选择你。”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一下子明白了“旁观者清”的意义。或许，我暗中等待的也是那回事，扬帆把我的后路截断了。

我曾经以为扬帆是难以接近的女孩子，因为她太漂亮了，在ORTT绝对是貌冠群芳、无与伦比；有过这次聊天，我忽然觉得她是可以引为至友的那类人。在茫茫世界里，没有几个人是可以与自己在心灵深处对话的，但扬帆是一个。

汀兰出游回来后，我和她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她笑着说：“一切都会过去的。”第二天，我看到了汀兰和男友在景区拍的照片，很是亲密。我暗暗对自己说：“以后不要再对她抱有恋爱的希望了。”

后来，扬帆又回了一趟公司，送给我一大摞广州的城市风光明信片。

再后来，我修改了小说，按照扬帆说的那个样子。

16 失恋

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光荣地失恋了。

我曾设想过这种结局。可是当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我还是情难自已、手足无措。

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整个世界都在和我作对。

我想到了佛家说的“缘分”。无缘对面不相逢，就是这样的。

要是没缘分，别说一年，就是缠着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最终也还是不成。

她有她的生活轨道，和我不相干。

当然，不用哭也不用闹，我一点一点就接受了。

那几天我和小新通过电话，她跟我说了一些恋爱中的平常的道理。曾经有一个男孩子追求她，被她拒绝了；后来两个人还是经常联系。小新说，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怎么都没用。她还说，结束了也好，可以开始下一段新的感情。

我知道小新和汀兰关系很好，以前曾问过她一些事。小新说：“汀兰的事情呢，我也不好多说；不过我是见过她男朋友的。你想追就大胆追，不追也好。”她曾问过我，是不是男人一定要苦苦追求过才会珍惜到手的感情，我说不知道。小新说：“有些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些人”是她男朋友呢还是汀兰的男朋友，小新没告诉我；她说以后我可能会知道。

小新坐在我斜对面，原本我和她来往也不怎么多，经历了这遭事，就觉得很近了。也是在那几天里，我为复试准备英语口语，曾和她在电话里讲过一些。

复试就在眼前。已经错过太阳了，我不能再错过月亮。

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像汀兰说过的那样。

17 那一天

复试的通知是在网上公布的，李臻和阿力都提醒过我：4月1日在徐家汇的工程馆进行，七人的名单中，我是倒数第二个。幸好有长班的休息，我又可以在工作日出去办事：到档案保管处弄一份成绩大表复印件（带红章），去工程馆领取体检表。

4月1日是星期五，我本来得上班。一般说来，长班休息只会安排在周二到周四。我跟Michael说明了实情，他说：“碰到了这样的事，公司会支持你的。”他答应我白天去复试，并要我结束之后马上回公司做单子。因为体检也安排在这天，所以免不了要花费一些时间。这算是调休，以后我再用别的休息日来还，借多少还多少。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空着肚子赶到校医院去化验肝功。玉兰花开了，有个老头儿在抱着相机拍照片；初春的阳光照在校园里，我心情很不错。排队的人很多，我想，很可能我将会和他们成为同学。

排在我后面的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女孩子，她男朋友给她包子，她说不能吃；他要给她拿大衣，她就不声不响地递过去。我本想和她打个招呼，祝她复试愉快，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人家有男朋友在边上，我就别自作多情了。

我随着大部队慢慢往前移动，不用多久就轮到了。早上的体检内容很少，结束之后我先去打印了复试通知的网页留作纪念，而后到了工程馆。

李臻也到了，他说多少可以给我一些参谋。几个人聊聊天确实挺放松的。

中文系下面分文艺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两个方向，总共九个人来面试。汪雨申我认识，大一的时候参加邓研会，他是我的组长，还曾把我推荐为积极活动分子。在学校干了几年辅导员之后，他也考研了。另外七个都是女生。我忽然注意到，闷闷不乐的女孩子也在——她叫范海兰，正是七人名单中排在我后面的那个。

大家都不知道这次是等额面试还是差额面试（也许有人知道而不肯说），在乒乓球台周围坐下了，都紧张兮兮的。那时我很放松，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没必要再吓唬自己。复试顺序是抓阄确定的，我排在第二个。

最见走进办公室的人叫张洪彩，她的初试排第五，我的前一个。可能老师们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对她的面试总共持续了三十五分钟。我走进去的时候，老师们还在对她进行综合评议；我只好在入口的小房间里等着。

“董少校，过来吧。”听到有人喊了一声，我便进去了。

一张大桌子，前头和旁侧各坐了两位面试官，后头是留给我的位子。坐下来以后，我正对面的是老方和张耀辉老师。开始他们问我，好好的工作不干，回学校来读研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我说，文学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还是想深造一番，期望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接下来，老方就正式提问了：“你对美的本质是怎么认识的？”

《西方美学史》我前后看了三遍，如果说有点皮毛的收获，那就是对美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有了一点粗浅的了解。老方的背后是窗子，因为逆光，看上去他们两个人都很黑，感觉怪怪的。我不动声色地做了个深呼吸，开始了自己的陈述。从亚里斯多德说到黑格尔，又说到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我正想说说“自己的”认识，话被老方打断了。他说：“你对美术史的把握大体是对的。刚才你说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但他对这句话有一个界定，你能不能说说看？”我便根据以往的理解说了美是什么什么的生活、美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生活，意思可能差不多，但和原文一定有出入。老方点头表示满意，在本子上写了些什么，把提问的机会让给了张耀辉。

张耀辉老师和我也是老相识了。在《上海交大报》做学生记者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他；人文学院组织校园文学大赛，他就是牵头的，我曾得过末等奖。过来面试的时候我带了一个很大的包，里面装着发表过的作品和获奖证书。虽然年代已经久远，但那些东西至少可以给自己一点信心。

“董少校同学，你在大学时候的表现我们都知道，这里就不用说了；请问你在校园之外有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他用一句话就把我苦心的准备带过去了，我不免有点失望。毕业之后没什么好说的，参加两次征文比赛得了小奖都是在不久之前；如果面试提前两个月进行，我可能就抓瞎了。还好，两个小奖没有让我太丢面子。

谢柏梁老师问我有没有读过西方美学原著，我说看过《诗学》（李臻给我推荐的东西确实很管用）；他又问我亚里斯多德对悲剧的定义是什么，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其实前一晚上我刚看过的，好像是怎么怎么样的模仿。一个老师问我喜欢20世纪外国什么样的文学流派，我支支吾吾说是读过泰戈尔的东西。他显然很失望，因为意识流呀黑色幽默呀那些现代主义的东西我都不熟。又有人问我喜欢古代作家里的什么人，我说苏轼。他曾在密州做过几年官，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记梦》这样的传世佳作。我说，我的家乡高密原先就是属于密州的，老方还专门就这个问题和我讨论了一番。

英语的考核有两段：一是读一段英文让我翻译，二是现场对话。两段测试是由两个老师来完成的，我光知道和我英语对话的是高福进老师。听他口气，好像他还记得我。可能是在1999年上半年吧，我上过他的《西方文化史》选修课。学期结束后不用考试，只要交一篇论文；我连抄带凑写一篇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东西，很不知天高地厚，不过他还是让我通过了。要我回想当时学了些什么，可能也数不出来个多来米发，零零散散的印象只有“波希米亚”“巴比伦”这样的词。高老师没有为难我，他让我介绍我的家庭和兴趣。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十二三年前刚接触英语时学会的句型：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They are my father, my mother, my sister and I…自然而然我就把它派上用场了。先前我以为他们会让我来一段三分钟的自我介绍，练习过许多相关内容；没想到真正的英语考核那么简单。

按照通知的说法，这次复试有150分，知识结构、科研能力和潜力、综合素质各占40分，外语水平30分。到时候会把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加起来，以总分作为录取的最终准绳。

二十五分钟以后，我从那个逆光的房间里出来了，很多同学围上来问我面试了些什么、感觉怎么样。我就一一告诉他们。衷立看上去很紧张，她说，她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是一无所知，到时候就实话实说吧。杨波怡却不动声色，只是在一边悄悄地听、悄悄地笑，可能是手上有粮心中不慌。汪雨申（他的名字跟来访的国民党副主席王丙坤有点像）心思根本不在面试方面，他说到时候要把人文学院的研究生工作弄得好看一点；他甚至已经打算好了，要我在前头冲锋，他在幕后指挥。我在工程馆多逗留了一会儿，和他们互相留了联系方法。

午饭后我接着去体检，李臻回闵行了。我也不知道结果会什么时候出来，结束了体检就去赶地铁。星期五单子多，Michael嘱咐过的。

刚过了陕西南路站，手机响了，我便接起来。是徐国良老师，他负责人文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他说，我在复试中表现很好，七人中的第二名；不过我初试成绩太差了，结果总分还是排在第六。我小心翼翼地问，那怎么样呢？他又说，文艺学专业只招六个，我也被录用了，不过是自费。自费还是得花些钞票的，总共差不多两万五，他问我要不要读，不读的话学校会把机会让给第七名的那位同学。我问他要在什么时候做出决定，他说：“现在吧，要不再给你半小时。”我说我半小时内去工程馆再说行不行，他说好。这时候地铁刚到黄陂北路站，我便下了车折回去。

我初步打算是读，因为以前我没深究这个问题，以为公费的是少数，大部分人都要花钱。但学费也不是个小数目，我还是得跟家里说一说。走在校园的时候，我和妈妈通话了。她的反应很出乎我的意料。妈妈不假思索就说：“去读。”我说，那学费呢？我自己可出不起。她说家里帮，钱的事不用我担心。挂断电话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工程馆。

徐老师说我的情况是最特殊的，给我看了成绩表。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名次上比我高一位的张洪彩初试成绩居然是390。这时候我也明白，为什么李臻说今年的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得有些准备。复试给我向上拉了十几分，可还是抵不上最初的差距。也就是说，我在这天的表现没什么可遗憾的，第六名的结果在考试的那个周末就已经确定了。我和徐老师聊了一会儿，然后他拿出一张交大信纸，让我表个态。我是这么写的：

本人董少校，愿意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自费读研究生。

董少校

2005.4.1

是什么东西呢？保证书不是保证书，合同不是合同，我自己看了也感觉挺滑稽——只不过是走个样子罢了。

看到她们来工程馆查结果了，我挺羡慕的，无端就比我省下了两万五千块。走出工程馆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范海兰。可能她已经收到徐老师的短消息，脸色很难看。（因为手机打不通，徐老师曾发短信让她去工程馆。）复试并没有带给她赶超我的机会，她的第七名最终还是第七名。我是孙山，她在孙山外。想想也挺残酷的。

回到公司的时候已是四点钟，我开始做单子。身边同事问我去干嘛了，我就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说是相亲去了。

18 处境

朋友问我考研结果怎么样，我就说，我是被录取者之中的倒数第一名。

这是实话。

他们说，也行啊，花去的时间总算没有白费。

我知道衷立是辞了职专心考研的，成绩出奇的好。如果我也把工作丢几个月，认真复习，是不是可以考得好一点呢？可能好一点，不过不是必然的。我有背水一战的同学，最后真的也没有如愿：或者落榜了，或者被调剂到别的学校读自费。那样压力也会很大的。不管是公共课还是专业课，我就那么一点底子，花时间进去了未必有明显的提高。所以，在职考研也没什么不好。

问题在于，就是我想回去，也回不去了。

如果我为了这两万五千块钱再考一次，那将是新的一次冒险——结果可能是称心如意，也可能是鸡飞蛋打。当然，肯定要投入很多精力，还得推迟一年才能回到学校。

不可能不可能，这种主意想也不要想。

世事纷纷看不齐，他人骑马我骑驴；回头看到推车汉，比上不足下有余。

被录取者之中的倒数第一名。半是自足，半是自嘲。

朋友问我会不会去上，我说，上。就这么决定了。

小新、汀兰还有Michael知道我考研的底细。有一次小奔问我：“那天你去了没有呀？”神情很暧昧。我估计他是闲得无聊在Google里输入了我的名字，然后看到了网上的复试通知。他周围的人麻麻绰绰知道这回事，向我求证过，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在公司里我还是想好好工作，不愿意弄出烂扯来。总得干到开学的时候吧，我想赚点学费和生活费。

生活还是平平淡淡，一如既往。

19 Whitman

平时我和Whitman很少发消息。复试结束后，我跟他说了我考研的事。

“行啊，你小子！不声不响就考了研，成绩还那么好！”在电话里，Whitman的语调非常夸张。

我说那不过是我运气好，瞎猫碰到了死耗子。Whitman偏说我是基础厚又肯用功，才有那样比较好的结果。

Whitman也想尝试一下，到交大深造，和我做同学。我说，那你考呀。他说他早就有考研的想法了，只不过是为家室所累，一直没有机会。以前他是学高等教育的，我便推荐他报考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生。他说先考虑一下。

他不由自主就问起了我和汀兰的事。我实话告诉他：拜拜了。

过了些日子，我问Whitman想得怎么样了，他说，考。妻子那边暂时不好说，他想先悄悄地复习，以后再告诉她；其实她也是希望Whitman能到广州的大学园区里工作。我说，那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吧，她是我以后的同学，初试成绩415分的超级牛人。Whitman说好，我就把衷立的电话告诉他。衷立在广州呆过一段时间了。事先我问她可不可以帮助我的朋友，她说没问题。

后来Whitman和衷立见过面，不仅得到了她的赠书，还听她传授了很多经验。

我挺希望Whitman能考到交大，那样两个人可以再一起吃饭、一起吹牛，就像2004年春天那样；当然我也期待着可以共同做点事。我对他说，能帮忙的尽管说，只等着他多花些心思复习了。Whitman说他会努力的。

为Whitman祝福。

20 回家

姐姐五一结婚，我请假回家了。

在火车上的时候，我收到了杨波怡的一条短信。她说录取查询的网站已经开通了，考生要在五一长假期间到网上确认档案地址和通信地址。她提醒我留心一下。下车是在5月1号清晨，因为接我的朋友还没到，我就钻进了火车站旁边的网吧。跟想象的一样，我被录用了，后面括号里加着两个字：自筹。这两个字分量很重，可以说是一字万金。

网上查到的结果比口头通知更进了一步。知道被录用了，我心里可以稍微踏实些；毫无疑问，学费的重担也显得更有分量了。心头的不愉快只是源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轻轻松松就可以读书，而我得付出两万五千块钱的代价。

我把上网得到的最新消息告诉家人，他们都很高兴——在他们的心目中，上学交学费是天经地义的事。可能自费读研究生是一种大趋势吧。姐姐说，弟弟很有出息，她做姐姐的脸上也很有光。我说我是成绩最差的一个。妈说，管它呢，能考上就行，还有很多人有钱也上不了呢。我能说什么呢？说丧气话没什么意思，不如顺顺当当地接受这个事实。

在怎么操持学费这个问题上，我和爸爸有了不小的冲突：我想弄一部分学费贷款，他坚决不同意。家里帮忙是要的，可我实在不愿意把担子全撂给他们。二十七八的人了还要拖累家里，我心里说不过去。可爸爸就是那么一根筋，不让我贷。他养猪能挣多少钱？把钱给我就会没的周转；农业税取消了，增收也不会很多，毕竟土里刨不出银子。争到最后还是没结果，因为通知书没下来，什么都不算数。我的打算是挺简单的：在汇丰工作着，多少可以攒点钱，至少第一年不用给家里很大压力；到了学校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不管怎么样，有家人的支持，我已经是足以自豪的了。

21 四月初八

四月初八是佛诞日。

我对佛学和佛教有一种朦胧的好感，也可以说是很有缘分。

2001年春天，读着大三的我想借佛教做点事。我通过BBS认识了一批对这感兴趣的同学，打算和他们共同组建一个佛教文化协会。为了让协会像个样子，我跑到人文学院办公室去找懂佛教的指导老师。在楼梯里，我碰到一位沉稳的年轻老师，就向他打招呼，问他谁能给我一些帮助；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说他可以。他姓孟，我叫他孟老师。

那时候，孟老师一面在交大教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他念硕士的时候是学的这个专业），一方面在攻读复旦大学佛教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对交大淡薄的文科空气很不满意，对佛教文化协会能否诞生也没什么信心；不过他建议我试试看。

我向校团委递交了申请书。不久，学院里分管学生工作的一位老师找我谈话了。他先是天马行空地吹了一通，说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广博；接着又话锋一转，说年轻人对佛教理解太浅，接触多了容易误入歧途。我说，正是因为理解浅，所以可以成立社团一起切磋、互相进步。他说不行，交大以前没有这样的社团，现在成立佛教文化协会时机也还不成熟。我和他争了很久，最后的结果是没拗过他，撤回了申请书。协会流产了。我想，一定是校团委给那位老师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然后他再反过来对付我。

当然我也知道，学校的担心绝非凭空而来——法轮功正甚嚣尘上，要是不懂事的娃子被李洪志大师领进邪路怎么办？我在申请书里把佛教文化和法轮大法划清了界限，可也还是不管用。世事难料呀。

孟老师淡淡地说，算了，协会成立不起来，那就自己看点书吧。我问孟老师有没有关于弘一法师的书，他说有，后来把《李叔同传》借给了我。我如饥似渴，只用一天就把三四百页的书读了个遍——当然代价也很大，七节课一点东西也没听到，什么汽轮机呀、8086呀，全扔到一边。人坐在教室里，心思却飞到了天津，飞到了厦门、青岛、杭州等弘一法师走过的地方。后来，在孟老师的推介下，我去参加过复旦禅学社的活动，去听过王雷泉导师的演讲，也去常德路上的佛学书局买过《佛学小词典》。

毕业以后，我和孟老师没联系过。时间一晃就是三年。

在今年的佛诞日里，我忽然就想到了孟老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读着《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对佛教和佛学的好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考上了研究生，还是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教益。我赶紧翻出通讯录，按下了当时他留给我的电话号码。

真是件玄妙的事情，我这样就找到孟老师了。不用多作介绍，我刚报出名字他就想起了当年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像当初一样的亲切，我们在电话里聊了起来。

孟老师一直在交大。博士毕业后，他仍然在讲授经济学，今年秋天可能会开设《佛教与中国文化》公共课。在前面几年，他的专业能力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接下来他要到中文系了，仍然像个边缘人。其实交大的哲学并不算很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说还很牛；不过，在佛学哲学方面，孟老师是交大的一座孤岛。

说到我的考研，孟老师替我感到高兴，同时也为我担忧。他说，在考研之前我应该向他咨询一下，那样他会给我一些意见，让我去考别的；但木已成舟，说也没用了。他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兴趣和吃饭完全是两码事。文科这东西，工作累了玩一玩还可以，可如果把它作为谋生的手段，那将是枯燥乏味的。旅行者看到花花草草觉得新鲜有趣，植物学家天天对着它们研究，实在没什么趣味可言。他曾问过搞文科的很多老师，选择了这个行当是不是满意，结果他们都说很后悔——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他们都想干点别的。孟老师是过来人，他的体会发自肺腑，真真切切。要说挣钱，他本科毕业就可以有不错的收入，因为他学的是数学专业；他一步一步考了硕士和博士，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孟老师说，我面临着他曾面临过的处境，我做出了他曾做出过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应该做到两点：一是尽全力留住在银行的工作，那样生活会比较有保障；二是进了学校以后时刻留心校外的大环境，早一些为毕业以后的自己寻个出路。

我并不觉得汇丰的工作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我考研就是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机会，静下心来长点本事，为新的职业作准备。要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那就跟混文凭差不多了，学不到多少东西。所以，我还是想彻底一点，到秋天就和汇丰说拜拜。这个问题我已跟自己辩论了很久，结论就是这么个结论；而且我也已经说服了自己，下定决心以后就再也不后悔。

至于孟老师说的第二点，那是很有道理的，不能把自己变成书呆子。我想尽可能找点兼职做，积累经验的同时赚点钞票。

在电话里孟老师还说，我是半路出家到中文系来的，底子很薄，前面还有很长很曲折的路要走。这点我已经意识到了，有太多的书在等着我去读。我辞了职而读书，还要交学费，代价确实很高。

合上电话以后，我心里出奇地平静。先前曾为363分的成绩而欣喜若狂，现在看来一切都没什么特别的。也就那么回事而已。美术馆的陆老师觉得我读研是得不偿失，在一定程度上孟老师也这么认为。我想，我要做的只是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别让关心我的亲朋好友失望。

佛家讲究缘分，孟老师说我们是很有缘分的。因为有了这次通话，我觉得今年的佛诞日很有意义。手边有佛教学理方面的问题想向孟老师请教，以后能有机会的吧。

22 好消息

佛诞日第二天，我收到了黄浦劳动力资源公司杜老师的来电。他负责管理档案和户口，上次办理盖红章的成绩大表复印件就是他经手的。他跟我说，学校已发函要把我的档案转到交大去。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蹊跷，就问他我能为这事做点什么。杜老师说，没什么他就是通知我一声。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我说了些感谢的话，心里想，等事情成了一并感谢他吧。

先调档后发通知书，这个程序我是知道的。眼看着通知书和自己越来越近了，我不免动了心：户口该怎么办？是不是可以着手准备学费了？贷款要有什么手续呢？我觉得早行动强于晚行动，就拨通了徐老师的电话。

徐老师说，户口和学费的事情等拿到通知书了再准备也不迟，什么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他要我不用着急。这么说也有道理：招生的工作每年都在做，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自己只要顺着大路走就可以了。

网上说通知书将会在6月下旬寄达，而此时不过是5月中旬，说实在的，还早。

正当我以为我能做的只是等待的时候，我又收到了徐老师的电话。那天是5月17日，也就是我给他电话的第二天。走到公司后，我掏出手机一看，上面有一个未接来电；再看看时间，8点53分，那时我刚刚从家里走出来。看到这个未接电话的时候离上班还有一两分钟，我赶紧用公司电话拨了回去。

“董少校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听起来徐老师在那边笑呵呵的。

好消息？我会有什么好消息呢？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当中，我会有什么好消息呢？

我问徐老师是什么消息，他说：“你不用为学费的事情操心了。因为学校政策有调整，你现在也变成公费了。”

什么？公费了？两万五千块钱不要了？就算一张馅饼五块钱，那天上也要掉五千张馅饼落在我头上啊——真的会有这等好事？我岂不是要被砸晕……还好我没晕，小心地向徐老师求证：“啊，真的？”

徐老师跟我多说了几句政策调整的事。每年的情况都在变化，有些名额系里可以争取到，那个别同学就可以从中受益了。我尽量抑制自己兴奋的情绪，可激动还是透在电话里：“那太好了！多谢了徐老师。”后来电话就挂断了。

交大有的是钱。我读书那阵子，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每年各拨两个亿过去，说来也没什么希奇的；不过这次交大把钱花在了我头上，那就是我的福分了。

因为，要是它不免我的学费，我也是一句话也没的说。

如果学费真的免除了，那我考研就是达到百分之百的目标了。

或者说，完美了。

23 疑惑

因为事关重大，很快我就开始怀疑那个电话的可信程度。毕竟只是口头上的东西。

一切还要以录取通知书为准。从收到徐老师电话到发放通知书还有一个月，谁能保证这期间政策会不会再次调整？如果我自费，那么我还是一句话也没的说。

所以，我反复告诫自己：不要高兴得太早。就当是一个平常的消息吧，还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希望落空那才是真正的悲哀呢。

可那份喜悦我隐藏不住。和家人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是透露了公费的可能。我觉得徐老师的话百分之九十可以相信，跟家人就说，有一半的可能是公费。

徐老师当然是可以相信的。从交大毕业后，名义上我已经和这所学校断绝了关系；因为考研的关系，我又和它重新联络。如果说有一个人是代表了交大在和考生的我交流沟通，毫无疑问那个人就是徐老师。

两万五千块意味着什么呢？它对比尔·盖茨来只是小毛毛雨，对我却意义非凡，因为我在汇丰没存下几块钱。有了这两万五千块，我可以从原先设想过的在职读自费心安理得地转变成全日制读公费——中间的差别是，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更充裕了。

钱真的是好东西啊。

可是我也不敢对这笔钱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希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

说别的是枉言，那我还是静静地等候通知吧。

24 去酒吧

那天是星期五，大多同事都走了，我上Long Shift，下班比较晚。等收拾好东西的时候，部门里只剩下我和Mark了。他是ORTT的另一个大主管。想到他快要离职了，我就拿了留言本去找他签名。

这个本子是我得到复试通知以后准备的。因为迟早都要离开，我就请先走的同事给我说句话。最早留言的是杨琨Chrystle，后来有周斌Alvin、孙巧倩Sarah、李慧Ella等等。我打算等交了辞职报告以后，叫工作着的同事们在上面留点纪念。

Mark还在忙，我就说，要不我在麦当劳等你，你下了班写好了给我带过去。他说好。

麦当劳我去的多了。哪怕考完试，我也一样可以在那里呆半个晚上。我感觉在那个地方学习效率比较高。过了一小会儿，Mark拿着本子过来了。我说：“坐坐吧，我请你喝饮料。”以前我们曾在麦当劳聊过。这次他似乎没有坐下来的意思，反问我明天上不上班。我说不上。“我带你去酒吧怎么样，放松一下。”我丢下刚买好的可乐，跟着他出去了。

Mark给我的留言是这样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祝少校找到自己最好的……”似乎有点罗嗦，不过是大实话。后面有他的电子邮箱。

开始我们想拦出租车，无奈周末车子紧张，拦不到。我们便步行，穿过吴江路以后沿石门路、瑞金路一直走下去。那天晚上我Team有几位女孩子去金贸大厦87层的酒吧了，没想到自己也有机会出去喝一杯。

我很少去酒吧的。以前同学请客去新天地的东魅去看表演，一杯啤酒四十块钱，很没劲。Mark去过不少酒吧。他说，这东西是从外国过来的，要去就去老外多的地方，好比茂名路；新天地那种地方流于形式，缺少内涵。我对行情不是很了解，没吃过几种梨子便也不能比较它们的味道；他要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吧。

Mark带我去了瑞金宾馆。我在疑惑他究竟想干什么，走着走着就明白了：小时候他经常过去玩，这次带我也体验一下老房子的风情。那边有一幢古香古色的小楼，楼前灯光旖旎；客人们坐在草坪边的小桌前品味饮料，享受着静谧的夜晚。感觉确实很不错。我们没在那里久留，穿过宾馆到了茂名南路。

记不清那家酒吧叫什么名字了，好像是叫得力。Mark轻车熟路地要了两瓶青岛啤酒，我们便坐在桌沿，碰着酒瓶子胡吹乱侃。酒吧里有桌球，有美女，有晃来晃去的彩灯，当然还有震耳欲聋的音乐。尽管两个人肩膀并着肩膀，说话还是要嘴巴凑在耳朵边上才能听到。

我问Mark辞职后打算怎么样，他说先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再考虑别的。在汇丰做太累了，在ORTT做太累了。他太太在马来西亚，以后他有可能到那边发展。Mark出去留过学，见多识广，他完全有能力去更好的地方。汇丰是个不错的地方，但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Mark很有感慨地说，人生只有一次，有些事情不尝试就不知道它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在一个环境呆久了容易产生惰性，人需要那种一跃而起的勇气。他问了我这么个问题：如果有人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得到了你后半生的录像，你看过了，照着上面一点一点地做，你会有什么感想？我说，会很无聊。他说，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自杀，因为没有激情、没有挑战的生活就跟蹲监狱一样。

我想，我的考研读研也就是这样的吧。在汇丰，我几乎看不到生活会有什么转机，就是平平淡淡地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我希望自己的生活能更精彩一些。付出的结果不一定是收获，可如果没有付出，一定不会有收获。不管读研以后的结果怎么样，我都无需后悔。Mark说，换个自己真正喜欢的环境，总归是件好事情。

中间Mark太太打过电话给他，两个人说了几分钟话。我觉得两地分居挺不容易的。

我们还扯到了花市、法租界、电影、留学等乌七八糟的事情，直到把酒喝完。酒吧里渐渐热闹起来了，几乎没有空位子。我们都不是疯狂的人，十点多钟就离开了。

那时候，茂名路上的每个酒吧里都人头攒动、吆天喝地，街上也晃动着俊男靓女的身影。初夏夜晚的上海女孩真的很养眼。

25 通知书

应该说，在复试之后，谁被录取谁落榜就大势已定了，通知书只是一个样子；不过对我而言，情况又有小小的不同——是公费还是自费，这点会在通知书上体现出来。“大势”是自费，后来徐老师又给我电话说是公费，到头来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很希望能早一点收到录取通知书。

最初的考研流程上说，通知书会在6月下旬寄达；网上的最新消息是，学校将从6月15日开始发放。我在上海，自是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吧。当天中午我去开信箱，没有东西；下午去开，还是空的。这几乎是意料之中的，通知书未必是快递，邮政系统再快也不能当天送达呀。

6月16日是星期四，这天我休息。因为以前曾经在某个星期天上了半天班，公司就还给我两天补休；再加上长班休息，这已经是我连续第三天呆在家里。实在是不敢出去玩啊，要是通知书说要交钱，那我还不是抓瞎；心事未定的时候，根本也不想出去玩。上午我呆在屋里写东西，多少有点烦躁；十点半忍不住了，跑到楼下去开了信箱。有信，爱普生影艺坊寄过来的，信封里装着一张宣传单还有一份请帖。曾忆城的《镜花缘》摄影展快要开幕了。这封信告诉我，邮递员已经来过。虽然没有空手而返，我心里还是失落落的。

下午我去美术馆了，看闲书，吹牛。陆老师跟别人介绍我，开口就是“交大的研究生”，我心里挺慌——毕竟，只是一种可能啊。自费变公费尚且有可能，从上榜到落榜又有什么不可能呢？那样的故事我听得多了，考中专的时候，有本事的贫家子弟被根子硬的富家人冒名顶替。打官司？你根本抓不住人家的把柄。现在我是倒数第一名，被挤掉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还很大。

通知书就是那么重要。

从美术馆回来后，我又一次开了信箱。其实我整个下午都在盘算这件事了。心里仿佛装着一支炸药，一触即爆。或许，通知书应该可以到来了吧？

不要紧，就算是交钱，我也认了。

信箱里还是那样，除了一张灰迹斑斑的挂历纸垫在底下，别的什么也没有。

我想也没想，回家收拾了几本书，折身去了麦当劳。

在家里可怎么过啊？邮递员一天只来两次，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他们不会为了我的通知书特意在夜里跑一次。本来打算五块钱的汉堡加一杯小可乐，到了餐厅，我却一狠心买了套餐。管它呢，别委屈自己了。

杨波怡给我发消息说：你会在星期五收到通知书。我说，不会吧，你已经拿到了吗？她淡淡地说：我在成都天高地远，怎么能先拿到呢？我问她怎么会知道，她说是感觉。

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假如真是到月底才能收到通知，我或许会被折磨出神经病来。

晚上，还有晚上呢。晚上怎么过呢？不会是不眠之夜吧？

五一回来我就觉得天已经热起来了，可还是迟迟没有装风扇，因为心静自然凉，可以凑合过去。这次我顶不住了，白天最高气温都三十四度了，风扇一定得拿出来了。

其实呢，心头有火，压上冰块也没用。夜里我入睡很晚，早上六点多钟就醒来了。

别管那么多了，上班去吧。

九点到十一点半，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离开公司下来吃午饭的时候我想，再开一次信箱，如果还没有，就淡忘这回事。

这个信箱离垃圾桶只有两米远，每天是在臭烘烘的气味中度过的。它的锁歪歪扭扭，其实没什么用处，一个成年人不用借助任何工具就能把它打开；所以，锁只是象征性的，防君子不防小人。我懒得拔去修理信箱，原因很简单：对别人来说，里面没什么东西是值得偷的。

然而这信箱却是我的月光宝盒，曾经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惊喜：报纸，明信片，书，获奖通知，请柬，包裹单，准考证，朋友的信……不知这一次它会带给我什么呢？

我轻而易举就打开了信箱，取出最新一期的《文汇读书周报》和一张白卡片。卡片上写着我的名字，不用说，就是领快信的。这时候不会有别的快信，除了通知书。我没有回家，径直向邮局奔去。

其实是我想多了，一切都风平浪静，顺顺当当。我在邮局里把信拆开，首先看到了那张大红的《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通知书》。在折页里面，它是这么说的：

董少校同志：

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请于2005年9月11日上午8:30-下午5:00凭本通知来校报到。

报到地点：闵行校区东区食堂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

2005年6月10日

在学校里称呼“同学”，在公司里称呼“同事”，现在他们称呼我为“同志”了。那感觉就像小鬼从领导手里接过革命的枪，成了八路军战士，非常自豪。通知书上最值钱的部分是“非定向”那三个字。如果是“自筹”，那我就得交学费，24500元，《缴费告知书》里说的；我还记得，5月1号那天上网查询录取情况，我得到的结果便是“自筹”。

看来，信箱还是没有让我失望。

从收到徐老师的电话到拿着通知书，中间正正好好是一个月。

如果面试那天因为害怕交学费而对徐老师说“不读”，那我该是怎样彻底的大傻蛋啊！

我心头忽然浮现出一句话：造物主的无穷奥妙，就在于一个“变”字。忘了是哪位作家说的了，感觉就是专门为我而说的。

至于报到那天是我阳历的生日，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邮局里，我没喊也没叫，只是在指头上咬了两个印子。印子很快就消失了，生活也还是那样，平平淡淡地继续着。

所得即所求。到这里为止，我的考研可以说是圆满地结束了。

以后的路可能很曲折，不过还是走着瞧吧。

26 爸爸

接下来的两天分别是爸爸的生日和父亲节。出于攒学费的考虑，我事先没往家里寄钱；星期六我打了个电话给妈妈，告诉她我被公费录取的消息，当作是一份礼物。爸爸没听到电话，不过我猜想他一定会很开心，因为他再也不用为我贷款或者不贷款的事情费心了。

27 后果很严重

刚刚参加完考试回来，我得到了一个很糟糕的消息：不久前我做单子，多汇了一千块美金，给银行带来了损失。作为惩戒，公司要我抄一个星期的大写金额。就是说，每做一单汇款，就把汇款金额的大写（一般是英文，偶尔用汉字，大致是随客户的格式）抄在纸上。不光我一个，别的出过这种错的同事都要写。

可以说，在ORTT做汇款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Over Pay，汇多了钱。如果客户要投诉，银行没什么说的，先要从专门账户里还掉多汇的钱，然后想办法去把那笔钱追回来。看看往常，有的能全部追回来，有的能追回一部分，有的则是泥牛入海，银行只好自认倒霉。

抄大写只要到下午五点钟就可以结束。到了第四天，六点多钟的时候，我还是出了大问题：客人本来汇五千多块，我偏把前头的美元符号＄当成了数字5，这样，我足足多汇了五万块。很不巧我碰到了一个大款，多汇了那么多钱他也没OD（Over Draft，金额不足）。

当然，问题是后来才发现的，Mark来找的我。如果当场就发现，那可以立即报告，让汇款在收款行那边终止，然后退回来。到了第二天，汇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很难收回来了。Mark说，继续抄大写吧，晚上五点钟以后也要抄，抄到什么时候以后看情况。

我不能不承认，刚考完试的那阵子我脑袋有点不正常。歇了九天（也可以说是忙了九天）回来，似乎把做单子的感觉弄丢了。结果呢，出问题了，很不幸。我就等着挨批吧。

后果会怎么样呢？当然不用我自己赔，银行里有专项资金垫付。有个朋友在农行，她说那边要是汇多了就要自己掏腰包，很可怕。在这里，我可能得写Statement，把出错的整个过程记在纸上并且签名。那将是秋后算账的铁证，有了它，年底考评断然没可能得最高的那个级别，最好也只能到第二梯队。也有可能是领导找去谈话，接受一番教育。反正是不好玩。

Michael把我拉到一边，说，这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公司刚刚强调了我还是出错，知法犯法，跟顶风作案差不多了。我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好。Michael告诉我，以前有一次，我们多汇了钱，向那个收款人追，前面半年他口口声声说马上就还，后来他的联系方法变了，再也联系不上，公司便无计可施。他说，这次老板的意思是给我一个口头警告，以后再也不能犯第二次。老板就是William，ORTT的头号人物。我连忙说，好好好，一定多加小心。Michael问我是不是因为我跟周围同事说话比较多才出的错误，要不要帮我调调位子；我说不用了吧，不关她们的事；以后我小心一点。这样，他没把我发落到边疆去。

旁边的兰水丽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告诉她，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说，哦，那要小心了。我感觉，公司的容忍真得到了极限。这次要是给我一个书面警告也是可能的。要是我还有下一次，那，没的说了，除名。——当然这只是我的设想。

我觉得老板和Michael都很够意思。口头警告算啥玩艺儿呀，只要把重要性记在心里了，它就是一阵耳旁风。有了这个警告，他们连Statement也没让我写。按说，多汇的金额超过一千美金就要写的。没过多久，Michael就给我解开了一半绳索，五点钟以后不用再写；大概两个月以后，我没再出现Over Pay，他就彻底为我松绑了。

做单子我再也不追求速度了，慢一点又怎么样？据很多人说，年底考评最重要的依据是速度（RPH）和准确率(Accurate Rate)；可是在去年，有的同事两个指标都很高，一样是很差的考评分数。有些事真的很难说，还是看得淡一点好。要是因为追求速度而弄出大错，那要解职归田，后果就真的就很严重了。

28 江湖

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吧。

社会是个大江湖，公司是个小江湖。

在这个小江湖里，各色人等都在活跃着：强盗窃贼不轻易露面，每天都叽哩哇啦说着平常人听不懂的话；武功高人往往出手不凡，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擂台上打遍天下；郎中骗子都鬼鬼祟祟的，表面上很友好实际却怀着一颗害人之心；凡人百姓过个安生日子也难，时不时就会遭到恶霸劣绅的骚扰……远远望过去，江湖上的人都交接有序；其实呢，他们在暗中过招较劲，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我是一介小喽罗。哪怕身在江湖，我也参不透这里的无穷奥妙。

初入江湖的时候，我感觉眼前是大好一片风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大家不分等级做一样的事，工资月月发，年底有奖金……这不是新时代的桃花源嘛。确实，这乐知天命的日子也挺滋润的。

风平浪静的海面下，澎湃的暗流在涌动着。

江湖上的人都会互相影响互相启发，几位热心的侠客为我指点了江湖大势：这里有不同的山头，每个山头上都有一个教派；教主有一套对付小民的办法，差不多是利剑与美食并用。这样，有的小民成了欺上媚下、大富大贵的走狗，也有的小民成了无欲无求、特立独行的侠客。这正是应了那句古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当然也有人卓尔不凡，不仅剑法好，而且心肠好，在江湖上声望很高。

在江湖里混，人人都有名利之心。追名逐利让人进取，说来这没什么不好；不过好事过了火便成坏事。有些人明着是舞刀弄剑、学功练法，暗地里却打压善良、卖友求荣。日子久了，他们的卑劣行径就被江湖看穿，为人所不齿。

江湖上有经常惹是生非的人，也有惯于除暴安良的人。天长日久，大家相安无事。

明明是自己鄙薄的对手，却还要一起坐下来谈法论道；明明是自己敬慕的同僚，却难得举杯共饮的机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

江湖上的人在不断流转，因为江湖之外别有江湖。我很佩服大铁锤那样的高人，身怀绝技，在一个鸡鸣月落的夜晚杀遍群贼，然后潇洒地说一声：“吾去矣！”

或许，学校是我的另一片江湖。

29 交大，交大

同事问我是哪里毕业的，我会如实回答说是交大。他们听了，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比较多见的情况是他们说“不错不错”，我说“没什么没什么”，然后大家赶紧转到别的话题去。交大的好是有目共睹的：建校时间长，在国内大学中的综合排名比较靠前，社会影响也挺大。要在上海找三所声望最高的学校，第三名的可能会有些争议，而交大和复旦的入选则毫无疑问。泰山不是垒的，牛皮不是吹的，有实力摆在那里。我呢，能进交大是很荣幸，工作之后那就成为过去了。大家在一样的岗位上，出身什么也不能代表。名校毕业的一样有庸常之辈甚至社会渣滓，技校出来的也不乏贤达重臣或者尖端人才。英雄莫问出处嘛。同事是明白人，寒暄一番也就罢了，不会拿这个说事儿。

小仙女是这么对我说的：“啊，那你还愿意到汇丰来？”言外之意是，汇丰并不怎么样，好学校毕业的人应该到比这更好的公司去。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小仙女会把胸卡解下来，因为她觉得身在汇丰是件很丢人的事。也许每个人看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我不觉得这公司有什么不好：收入能说得过去，别的方面能学不少东西。那就行了。她想的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收成不好，压力又大，还枯燥乏味；一般的人可以忍一忍，有本事的人就不能受这样的罪——其实她忘了，毕业的学校和是不是有本事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不好反驳她，只好由着她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一直在汇丰干着，而小仙女没做多久就离职了。

还有一种是贝蒂小姐的论调，听起来不是那么舒服：“交大有什么好？”她问我在什么校区，我说是闵行，她便会说：“闵行有什么好？”贝蒂小姐可能没去过闵行，对交大也只是一知半解，说起话来便很有一种“初生牛犊不畏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其实呢，说了就等于没说，因为毫无意义。交大有不足和弱项，不过它的好处也并不是一句话就能抹煞得了的。耳边多的是这样的声音：“哈佛有什么了不起的？比尔盖茨又怎么样？”他们不会说：“工技大有什么了不起的？董少校又怎么样？”因为前者是人所共知的，后者是则名不见经传。说“交大有什么好？”也还是首先把交大抬举到一定的高度了。贬人抬己是人之常情，有些人偏偏要闹笑话，不仅贬不了别人，还让别人觉得他很狭隘很小气。碰到这种人，我没什么好说的，懒得解释。

在1998年秋天刚进校园的时候，学校组织了语文和英语入学考试，其中作文题目是《今天我以交大为荣，明天交大以我为荣》。当时写了些什么现在我已经不记得了，题目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我觉得在交大读书是很快活的事。切不要说大物、高数、传热学、流体力学这样的工科训练，从乡镇中学来到大都市里，我眼界变开阔了，心态更成熟了——这都是至关重要的变化。交大提供了读双学位的机会，也有很多选修课，还有很多社团，还有勤工助学的岗位，甚至还有节假日和校庆日的加餐……点点滴滴都叫人难以忘怀。至于后半句，那要看多年以后自己努力成什么样子了，还是期望如此吧。至少不能给交大丢了脸。

交大的文科不是很强，这个我知道；不过我也明白，如果认真下功夫，在交大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人文学院的那批教授学者都不是吃干饭的，他们都有看家的本领。我听扬帆提到过这么一种说法：有人在人才荟萃的五百强公司里也不能发展自己，有人在环境恶劣的监狱里一样能给自己各方面的锻炼——关键是事在人为。这话很有道理。我相信回交大读研是自我提升的好机会。

为什么不考复旦呢？这问题也有挺多朋友向我问过了。复旦的文科比交大厉害，但我在交大有一帮熟悉的老师和朋友，我期望在母校会有一种更为得心应手的感觉。就像Mark说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觉得交大就是适合自己的。当然了，人贵有自知之明。考交大我是录取的人当中的倒数第一名，如果凭那本事考复旦，结果用脚也可以想得出来。

30 同事

远离了家乡，一个人在外面发展，我和家人的来往非常有限。数一数自己经常面对的人，名单可能有一大串：邻居，房东，大学同学，卖菜的小贩，超市收银员，图书管理员……不过，如果要说和哪类人联系最多，那答案是确定不移的：同事。

汇丰的同事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自己？说不清。实话实说，ORTT的工作内容比较枯燥，福利也不是特别诱人；我能在这里干得比较长久（在三份工作中是时间最长的，超过20个月），主要还是看中这里的同事。

公司的环境总的说来是合作多于竞争，大家处在一起相当友好。Michael是我的大主管，在考研这件事情上，他给了我相当多的帮助。当朋友听说主管知道我考研的事，他们往往会很疑惑地问我：“他会不会嫉贤妒能，给你小鞋穿？”我说，不会不会，这里的领导非常开明，希望员工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2004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在中区广场的地下餐厅里和Michael提到了考研的事，轻描淡写地说试试看；他说，要考就要认真准备一下，碰运气不行的。他把这当成了一回事儿。不论是考前休假的安排，还是过年回家、面试调休，他都在最大的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要求。在公司里，我也尽可能地少惹乱子，配合他的安排。那是一种非常顺畅的感觉，互相成全，最后皆大欢喜。我觉得这不是件很偶然的事情，可能是汇丰的公司文化造就了这样一种和谐的上下级关系。

越是上面的领导越是能力出色，也有一种宽广的胸怀。因为这样那样文字稿件的关系，我和部门经理Annie Yan、William，楼层经理Teresa、Kary，总经理Terence多少都有过交往，深深叹服于他们虚怀若谷、谦虚平和的人格魅力。他们都有资格趾高气扬地发号施令，但他们处事的作风都非常低调，很尊重普通员工的想法。有时我看不惯汇丰在个别方面的小气，但对领导的为人都不会有什么怀疑。

当然，身为一介平民，我和大主管、各级经理来往的机会很有限；平时联络得最多的，还是那种级别相近、做同样工作的同事。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拼抢、一起抱怨，都希望能把工作做好；日子久了，相互间也会有一些私人的感情，从同事变成朋友。同龄人在一起有的是话题，聊到尽兴处，工作反倒成了点缀。误会和争吵都不算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不会有恶意，相处的主调总归是愉快的。

生活的乐趣在于生活本身，无论怎么描述也还是片面的。受了同事间友爱气氛的激发，我写过很多文章；小说《上海Centre》就是以同事的聊天作为主体内容。我要回到校园了，工作的三年像是本科和研究生之间的实习，汇丰这所大学校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教益；等我离开了，一定会怀念这里的同事吧。

31 台阶

听说Yuki已经把辞职报告交上去了，我便去找她给我留言。

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和Yuki一起上Long Shift，两个人犯事比较多；可真要往细里想，犯过什么事却都记不起来了。在我的印象中，Yuki有点男孩子的性格，不仅大大方方，甚至还有几分强悍。借报纸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她一把就把报纸抓走了。她的位子很靠近William，可以说是个比较容易招惹是非的地方；不过她说话一直是无所顾忌，有什么不满或抱怨肯定不会憋在肚子里——因为这，我常常暗自替她担心。可是Yuki从来都平安无事，直到她主动提出离开公司。

不用多久Yuki就把本子还给我了，她是这么写的：“台阶总归是台阶，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瞭望世界的平台！该跨越的时候不要留恋，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精彩！”如果分行写，那就是一首抒情诗了，内中包含着一种勇往直前的豪迈的感觉。看到它我一下子想到了那两句耳熟能详的唐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台阶这东西我最熟悉了。因为十楼没有男厕所，每天我都要来来回回爬几次楼梯去十一楼。推门进入消防通道，爬过十二个台阶，便碰到一个小弯道；再爬过十二个台阶，那就到新的一层楼。如果要看风景，上一层楼都会有新的样子。我曾爬到过三十八层，俯瞰这座城市的汽车、树木、房子……跟惯常的十楼视角相比，在那里更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人生的台阶不像楼梯那么有规律，可它也是有连续的跃进，还有栖息的平台。每天都是一个台阶，攀登，提高；踏过许多级以后，换一个环境，那就是到了新的平台；然后再继续攀登，提高。工作在汇丰我有这样的感觉，每天的场景和感受都差不多，自己也是在慢慢进步；可是日子长了，不由自主就生出了倦怠的情绪，觉得这里不是可以长呆的地方。想来，Yuki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吧。

去年夏天我去过中山陵。那里也有很多台阶，也有很多平台；台阶的尽头是一个大平台，也是最让人安心的地方——陵墓。人总是在追求，在进步，直到生命的终点。如果你是个先知先觉的人，跨进陵墓的时候你会回头看一看，然后说：“其实，人生的台阶和平台都是很有限的啊！”Yuki在汇丰工作了一年多，我是将近两年了。人的一生里没有多少个两年可以折腾，在汇丰的经历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段——如此说来，该珍惜的要珍惜，该好好过的还是要好好过。

我不知道Yuki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她要到哪里去；看惯了汇丰的风景，她要去的一定是个更美丽更怡人的新世界。交大也是这样的，对我是一段新的台阶、一个新的平台。各奔前程时，那就互相祝福吧。

Yuki中文名字叫唐鹤，这个我是看了留言本才知道的。排班表上说，2005年8月3日将是她在汇丰的最后一天。

32 生日

以前我只过阴历生日，因为家乡人都是这样的习惯。刚到汇丰那阵子，部门里统计各位同事的星座，我就把阳历生日所在的处女座报了上去。曾经有那么一年的时间，十楼每个月都组织一次生日聚会，相同星座的同事聚在一起聊天，吃蛋糕，分点纪念品。感觉还是挺好的。后来，不知为什么，这样的活动没了。

说是过生日，其实只是一个人吃碗面意思意思罢了，蛋糕、蜡烛那些花样根本就没有。有些年头我会在日记里郑重其事地提醒自己：你，又长大了一岁。

我的生日在阳历9月11日。妈妈说，属羊的人在那时候出生有草吃。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天也差不多是开学的日子：我升入大学是生日前三天，升入高中是生日前一天。（升入初中的时候还没有过生日的概念，所以也不记得。）高中和大学都是住校，因而我的很多生日都没能和家人一起过。

9月11日是个不同凡常的日子。据说911是美国的报警电话。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了纽约的世贸大厦，全世界的人都记住了这一天。再向前一点，1973年9月11日，智利阿连德政府被推翻，曾经在西方引起过不小的波动。2004上海双年展里曾有过反映这次事件的作品展出。

其实，一年也就365天，历史上的大事何止千千万万呢。每天都会是有特别意义的。

今年我的生日和开学联系在一起。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新年龄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环境的开始——时间和空间都是全新的。二十七岁了，它更多地意味着责任与担待，而不是享受和玩乐。到毕业的时候，我将步入而立之年。岁月不待人啊。

不用香槟佳肴，也不用蛋糕蜡烛。我打算像往常一样，让这个生日在平淡里度过。

33 他们

时间过得很快，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7月中旬了。再过半个来月，我就要提出辞职报告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收尾之前，我把各路豪杰的现状再稍微介绍一下吧。

Terrence在2004年9月底走了，听说是去台湾的汇丰做首席运营官。那时十楼要送他一件礼物，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过程，并且在最后的楼层会议上和他拥抱言别。扬帆辞了职去考雅思，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她成绩很不错。不久前她回过上海，我也和她聊了很多；她说接下来她会一边申请出国，一边准备考人大法律系的研究生。小新还是做着ORTT的工作，等待着CFA考试的成绩，也想看一看外面的机会。因为工作表现出色，汀兰得到了升职的机会。从级别上说她可以做主管了，很了不得。Michael是ORTT最卖力的SO，却一直都没有升职，不知道为什么。前不久我问他，递交辞职报告以后我还可以上Long Shift吗？他笑着说：“你想上Long Shift上到不能再上为止，我就给你排Long Shift排到不能再排为止。”

衷立想在广州找份稍微好一点的短时工作，似乎挺麻烦，结果还是回到了考研之前的单位。杨波怡好容易从各种各样的考试中解脱出来，毕业后就一直享受着自由自在的暑假。李臻正在参加“保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也在准备毕业论文的资料。他的论文将关注王小波小说的修辞特色。4月27日，老方退休了，谢柏梁老师接替他的中文系主任一职——发生这个变动的时候，决定最终成败的面试才过了不到一个月。李海英没暑假，她天天忙着做试验、写论文，也还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读博士。超人的政治和英语都是53分，今年无缘交大，他想继续考。阿力已经回家了，他答应到我开学那天来帮我搬东西。Jeet毕业后去了宝钢的自备电厂，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培训，最近发了笔记本电脑。他的住处是公司提供的，我过去玩过，感觉跟大学宿舍差不多。

这组文章已经断断续续拖了两个月，跟跑马拉松一样，一点都不紧凑。5月23日写下第一篇的时候，我在期待着录取通知书；现在呢，通知书拿到手了，我仍然在感受着汇丰的快乐与悲苦，等着离职的那一天。我觉得什么都可以看平淡了。开始还以为自己的生活波澜壮阔，回头看看，根本就没什么特别的——考研平平常常地通过了，恋爱还没开始就已结束，和同事的相处也很简单——只是那么回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