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革内部机制入手孕育创新

从变革内部机制入手孕育创新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裴钢

　　本报记者董少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这是高校的重要功能，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担任同济大学校长3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裴钢的心头始终铭记着责任二字。他认为，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应
　　该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大学本身要担当使命，以一流的成果服务社会。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裴钢表示，大学要从变革内部机制入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智慧的大学，让大学成为孕育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的一方沃土。全社会也应携手努力，营造良好环境，积极为创新成果的涌现提供肥沃的土壤。

　　1 体制改革须遵循教育、科研的内在规律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
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裴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本身有内在规律，体制创新应该按照这个规律来进行，如果只是按行政办法来管理科学技术领域，我想这是搞不好的。在人才选拔方面，当前主要依靠高考，相对而言这是最公平的做法，家里没有钱、没有背景的人可以通过考试途径进入大学。问题是，一考定终身的格局对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不利的，不能说高一两分就是人才，低一两分就不是人才，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对他很难用分数来衡量。这就需要探索新的人才选拔方法。科研体制也是这样。在人情大于学术的条件下，谁跟主管部门关系好就把钱给谁，科学研究很难走远，于是就依靠推崇论文，用它作为衡量的重要标准。但如果论文至上，把这个标准推到极限，那也是不可取的，哪里钱多学者就把研究目标转向哪里，为成果而成果，为论文而论文，浅尝辄止，难以持久深入。大学要在这些矛盾中寻找平衡点，需要有一个学术共同体，而不能太依靠行政的力量。在当前的体制下，单位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逐渐把应有的科技评价给抹杀了。对教学、科研工作进行考核激励，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发展的软环境，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深度介入。我认为，大学要淡化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尊重科学研究的规律，尊重人才培养的规律。

　　记者：好的机制会促进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差的机制则会起到限制束缚的负面作用。作为一位有着深厚自然科学背景的大学校长，您可否分享在这方面的体会？

　　裴钢：我们从举国体制说起吧。在体育领域，举国体制有过成功的经验，我们在奥运会上拿了许多金牌。以举国体制的重视程度来对待科学研究事业，我认为也是必要的。通过行政的办法，集中大量人才，投入大量资金，最终催生大的成果。我们的"两弹一星"就是这么来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举国体制不是万能的。今年的南非世界杯踢得很热闹，但里面并没有中国队的影子，现在很少有人相信举国体制能让中国足球冲到世界去。相反，多年来中国乒乓球队摘金夺银，立于不败之地。这给我们一种启发，就是个人运动较容易抓，集体项目比较难抓。这里面有一个环境的问题，成员之间的配合很重要。回头再来说科研体制。创新型人才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不能拔苗助长。用抓奥运会金牌的方法抓诺贝尔奖未必奏效。对于一些重大的工程项目，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对于基础研究，成果难以预测，需要持续地做下去，一旦成果出来，影响可能非常大。这就是说，不能完全以行政的方法抓科研，也不能完全以有用或没用来判断科学家的工作，风物长宜放眼量。创新成果的涌现离不开体制的肥沃土壤，不管大学还是整个社会，都要为人才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为创新成果的出现创造条件。

　　2 大学要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栋梁之才

　　记者：高考成绩陆续发布后，各省市的"状元"纷纷出炉，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对升学的关注和对分数的崇拜。您怎么看待这种"状元情结"？它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体制之间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裴钢：分数崇拜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孩子的活动服从于升学的目标，而他们在音乐、绘画、舞蹈等各方面的兴趣都被抹杀了。孩子在幼儿园还乐意提问题，到小学几乎减半了，到了初中、高中，基本没有了。在学校呆的时间越长，就越缺乏创新能力，到大学阶段，孩子身上的求知欲和个性几乎早已被修理得干干净净。目前，功利主义也在社会上蔓延，如孩子对天文、考古有兴趣，家长说不行，因为将来就业出路不好，挣不了大钱。其实，兴趣对一个人非常重要，特别是对研究生、对创新型人才，兴趣带来一种强烈的动机，可以让他坚持不懈地研究下去。现在的考试制度也有问题。考试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很多时候做得绝对化了，学习是为了对付考试，不考的东西就不学。考试有标准答案，不按标准答案就得低分，大家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任何的奇思怪想都不允许。我们要培养怎么样的人，是有创新思想的，还是听话的、势利的？我认为，是当前的学历社会、应试制度和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个问题，一味推崇因分数而胜出的"状元"，甚至有些盲目。不管是社会，还是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级学校，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者：您认为创新型人才具有怎样的特质？在同济大学，您倡导怎样的人才培养目标？

　　裴钢：我觉得，创新型人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全面发展的人。大学不一定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大科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但是每个毕业生都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能够对得起别人的尊重，不要过于功利。大学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大师更容易在这种环境下走出来。同济大学的目标是成为基于工科基础之上的文理交融的综合性大学，成为国际国内具有相当社会声誉和学术影响力的一流大学。学校有其传统和优势，在创建一流的过程中，我们会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否是一流大学，最终必须通过所培养的学生来体现。同济大学要培养的是一流的学生，是能够成为社会栋梁的人。文理分科制度已在中国大学里沿袭多年，它在不同学生间筑起了一堵墙。文理划清界限，这很容易造成学生的心理定势。大学是各学科得以互相交流的地方，应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隔阂。未来，同济大学将更加关注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按照"工程基础、科学精神、人文修养、社会栋梁"的理念，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和创业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这样的人才置身于领域之巅而能纵观全局，徜徉于专业之林而能融会贯通，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科学前沿，把握重大的科技发展方向，获得更多的开创性成果。我想着重强调的一点是，大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人们有一种说法，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由于金融界失去社会责任感造成的。过去许多名校培养的金融人才有出色的专业技能，有非凡的创造力，但缺乏的是社会责任感，助长了金融和经济的剧烈动荡。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面临的变化和危险可能会更大。如果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加剧了这些问题，那将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必须使学生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还要能够应对整个人类发展和全球变化的挑战。

　　3 建设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智慧的大学

　　记者：社会责任感是很具时代特色的一种提法，不光企业在讲，大学也在讲。除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之外，您认为该如何理解大学的社会责任？裴钢：大学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企业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两者使命迥异。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项大学基本职能当中，社会责任贯穿始终。大学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塑造学生成熟完整的人格，培养他们对自然和宇宙的尊重；大学不仅要不断开展科学研究，更要审慎面对可能出现的伦理难题。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把培育人的德性、滋养人的精神作为教育的首要功能，把发现人性的至善至美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中国传统的书院制度与近代大学相类似，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精神，兼顾人格的养成和对知识的追求。大学需要传播克制、宽容、协作的理念，担负起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责任，这正是中国和西方教育理念的共通之处。从服务社会的角度而言，对于区域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以及整个全球的发展，大学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建校百年来，同济大学鼎力支持国家发展战略，主动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积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对于这些，我们同济师生是足以自豪的。

　　记者：举世瞩目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在精彩上演，许多大学参与其中，为世博贡献智慧，这可以说是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同济大学在其中有着更多的付出和努力，学校对此如何考量？

　　裴钢：城市孕育了大学，同济因上海的开埠而创建；大学也滋养着城市，同济理应为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大学就如同城市生命体的大脑，是城市发展的思想库和智慧谷。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追求和志向，同济大学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当成了自己的分内事，整合各学科力量，举全校之力服务世博建设。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城市最佳实践区总策划师等重要职务皆由同济教授担当，世博会主题馆、未来馆等一批标志性工程的规划设计和世博工程总体项目管理任务也由同济承担。此外，学校还承担了大量与世博有关的科研、咨询项目。世博会既是同济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是检验学校办学质量、学术成果和服务社会能力的全面评估。此外，近年来同济大学还积极参与"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具体实践，致力于"环同济经济圈"的建设，2009年的产出超过120亿元，体现了学校对社会的贡献。我们还在进行新型的智能交通设施的研制，在崇明岛进行新的低碳发展模式的建设，等等。面对责任，我们义不容辞，今后仍将全力以赴。

（发表于2010年9月27日《中国教育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