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架设中西艺术交流的天桥

方闻：架设中西艺术交流的天桥

2012年6月，方闻在普林斯顿寓所。沈迦摄

　　董少校

　　方闻是一位旅美华裔艺术史家，1930年生于上海，因不幸罹患急性白血病，于2018年10月3日凌晨在美国普林斯顿去世，终年88岁。他早年就读于交通大学，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任教于此直至退休，致力于中国艺术史研究，并推动美国两所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他借鉴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将形式结构分析引入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之中，形成富有阐释力的艺术理论，尤以风格分析法成为自家面目，取得卓越成就。

　　从2015年秋天开始，我在同济大学在职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受导师张生教授启发，选定研究主题为方闻艺术理论，当时发现国内尚未有以方闻为研究内容的博士论文。在阅读资料、撰写论文过程中，似乎与方闻朝夕相伴，感受着他的思想和智慧，如今论文刚刚脱稿。导师建议我与方闻先生联系，我心中则期望以一本完成答辩或正式出版的论文向他致敬。遗憾的是，方闻先生已驾鹤西行。

　　方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罗汉与天桥》，意喻罗汉是信仰的守护者，为信众架起天桥。2006年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东亚艺术史国际研讨会，亦以“天桥：向方闻教授致敬”为题，含义隽永。方闻以他的艺术史研究和风格理论，如同发心护法的罗汉那样，架设了一座通往中国古代书法绘画艺术的“天桥”。

　　迄今方闻已出版23种英文著作，其中9种为独立创作，17种系为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完成的展览图录。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超越再现：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表现的图像：艾略特收藏的中国书法》《两种文化之间：安思远收藏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画》和《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等。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方闻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成果陆续引入中国台湾及大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起推出的《方闻中国艺术史著作全编》规模尤为宏大。

　　方闻的艺术理论围绕风格分析、表现与再现、书画同体等关键词，是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艺术现实的融合，为人们认识中国古代书画艺术、重构中国艺术史提供了新的可能，他也成为海外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中成就卓著的一家。

　　如果说方闻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有一条主线，那就是风格分析，抓住风格，也就找到了通向方闻学术世界之门的钥匙。他反复对中国古代书法绘画作品展开研究，进而构建艺术史、阐释思想文化，核心工具便是风格分析。可以说，要从总体上认识方闻的艺术史研究，进而归结出一种理论，那就是方闻风格理论。

　　方闻认为，风格的核心内容是“形式+结构”，有别于一般论者将作品的内容、品质亦归为风格的做法。风格分析通过探究视觉作品的形式和结构，揭示作品的构成规律，寻觅“这一件”区分于“那一件”的根本之处。方闻倡导风格分析，与民族学、社会学批评构成了艺术研究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野。

　　在方闻的理论架构中，风格分析具有三重功用。第一是进行艺术作品的辨伪鉴定与断代。某些视觉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只能存在于某一段历史时期或之后，视觉形态的变化带来新的时代风格。第二是在风格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艺术史。方闻倡导从作品出发而非从概念出发的艺术史写法，专注于艺术“内部”，认识特定阶段的艺术发展规律，研究中国艺术史“时代风格”的真迹序列。第三是阐释思想文化。破译中国书画的视觉语言后，有望形成系统的发展历史，进而将艺术品的证据与思想史相关联。方闻坚信“中国绘画是历史”，这里的历史具有“艺术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含义。方闻有一种宏大的愿望，通过艺术分析把古代文化资源发掘出来，让传统获得新生，成为重建现代生活和人类创造力的源泉。

　　方闻少年时代生活在上海，大半生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开展研究工作，他的艺术风格理论得到中西两方面的滋养。他受到李健的书画启蒙，不仅学到创作的技法，而且学会了如何看、触和感各种艺术品，获得对视觉艺术的深刻理解，乃至影响个人世界观的确立。一大批西方艺术史家的理论成为方闻借鉴的资源。他在课堂上通过罗利接触到现代风格分析，学会用这种方法观望中国绘画。方闻曾受教于潘诺夫斯基，在风格分析的“起点”与“终点”两方面都得到启发，即始于物质形式而归于思想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方闻的风格分析是沃尔夫林形式分析法的“中国化”应用。方闻借鉴并改造了夏皮罗的风格理论，弃其两端而取中间，让风格专注于艺术作品造型结构本身。贡布里希的“先制作后匹配”学说也带给方闻直接影响，重视作品“制作”层面的形式，然后才匹配现实、阐释意义。

　　方闻开展风格分析的重要目标指向，在于越过形式结构层面，而探究书画的表意言志功能，由“术”的层面上升为“道”的层面。表现的实现既与形式结构有关，也与实体内容有关，方闻通过书法性用笔、色彩比例、内容母题、与绘画相配的诗文等方面阐释表现的实现过程。书画同体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书画两者精神文化属性一致。当绘画舍弃描摹绘样的目的，追求表意，就与书法有了更高层面的融通。书法与绘画都带有历史传承的意味，用笔与结构等体现出某种内涵与旨趣，写与画的动作过程最终服务于“表现”的目的。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方闻建立了一套宏大完善的风格理论体系，对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提升中国书画国际地位作出重要贡献，也在东西方艺术文化交流中架起一座天桥。如今他遽然远去，是中国艺术史研究和中西艺术交流领域的一大损失。愿方闻先生在天堂里与中国古代书画为伴，与中国艺术史为伴，他留下的学术财富定将造福学界，启迪后人。

　　（作者系本报记者、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发表于2018年10月19日《中国教育报》第4版头条。转载：中国教育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