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艺术家

农民艺术家

小马回来了，要在国内呆两个月，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他的博士论文还没有落实，究竟两年后还是一年后毕业，就看这论文质量怎么样。说来，小马是我们人文学院的骄傲，这么多年来为数不多的读博士深造的人，且不说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有老师对此相当不满，眼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都背弃专业成了杂牌军，那就没什么积累了，也不会在社会上产生什么影响。小马在读纽约州立大学的博士，以后十有八九会在学界发展，做文化传承与创造的工作，啧啧，多让人仰慕。

这天小马约我吃饭，我说，要不要先去看看蔡国强的展览？《农民艺术家》。小马很怀疑地说：“蔡国强？他很牛的，才不是农民艺术家！他在西方很吃得开。”我说记错了，展览的名字应该是《农民达芬奇》。于是小马跟我一起去了，在外滩那边，先乘地铁到南京东路站，走一会儿便到。这是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开幕之展。蔡国强放下了上海APEC焰火、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官方身份，继续当他的艺术家个体户，把各地农民发明的飞机、潜艇、机器人等聚拢在一起，展现给众人。刚进入展厅，可以看到吊在半空的飞机残骸，驾驶员谭成年在翱翔蓝天过程中不幸遇难。他家在山东潍坊，是我的老乡，所以看到那些碎片越发觉得亲切，对他的追梦精神更多一层敬意。小马看到的则是展览物的不连贯性，以破碎的形象表达后现代的主题。长期浸淫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可能思维也变得西化了，视角很特别。但这时候争论探讨未必是愉快的事，所以后来我和小马索性分开来，各看各的。

不管会拉车的机器人还是木螺旋桨带动的飞机，粗糙的做工掩不住农民艺术家们的创作激情。他们因为喜欢而做这些，把干农活之外的时间都用在里面，花费若干钱财，甚至把性命也搭上去。说他们着了魔也行，在周围人们不理解的目光中专注地做这件事，如痴如狂。人活一世，什么最宝贵？是创造力的释放，是对梦想的不懈追求。这不分贫富贵贱，不分东方西方。为什么把他们叫作“农民达芬奇”？按照蔡国强的意思，是只管去做，不论能不能做成，达芬奇的若干机械制造便是只开花不结果的。整个展览既有室内部分也有室外部分，斑驳的大楼外墙上写着农民们的话，“重要的不在飞起来”，还有“不知如何降下”，包含着一种茫然和自嘲的东西，以及一往无前的冲劲。我想，从这个展览也见得蔡国强的不俗之处了，他尊重甚至膜拜农民们的近乎不务正业的创造力，让那些稀奇古怪的机器从乡野来到都市，郑重其事地呈现出来。室外的陈列豪迈又大气凛然，室内布置则充满诗情画意，伶俐的小鸟飞翔在大块头的木鸟铁鱼之间，给农民们的发明创造带来了若干灵动浪漫的气息。

一起吃晚饭的除了我和小马，还有泰伯、子冈，都是同学。这两人参加工作以来历尽了坎坷，泰伯毕业四年做了七份工作，干过导演，开过饭店；子冈更甚，已经无可计数了。泰伯现在一家私人广告公司做文案，正打算跳到同学那里，做减肥保健用品。子冈在一家游戏公司做公关工作，他问有没有人对凤姐、芙蓉姐姐感兴趣，公司马上要邀请她们做推广活动，可以近水楼台。这活计，也不是子冈喜欢的。小马以饱经沧桑者的语气反问，你们都是近三十的人了，还折腾来折腾去干什么，不赶紧找个方向定下来，深入地做下去？泰伯很淡地笑笑说，这个没办法，生活所迫，只能这个样子。小马并不看好泰伯换工作，觉得减肥那些东西多是骗人的，没技术含量也没文化含量。泰伯说，跟同学一起做，总归比已有的处境更好些。席间喝啤酒喝得兴奋，争论也争得热烈，小马基本自成一家，泰伯、子冈和我则在另一条战壕里，认同了生活里的跌跌撞撞。这更看出来，能像小马那样潜心做学问是多么的幸福，让现实和理想紧紧拥抱。不知怎么说到了读书的话题，泰伯说在看《白银时代》，子冈禁不住为王小波的英年早逝感到可惜。子冈不好意思地说在读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称赞它很有看头，小马则说没劲，因为他觉得生命已经够重的了。小马博士论文写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中国电影，泰伯和子冈都不陌生，毕竟，在读书的时候，他们一帮人就已经拍过电影了。

回家路上，我和子冈一起走。他说，平日在做着不怎么喜欢的工作，想写小说，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他保持着写随笔的习惯，理想的种子一直埋在心底，未曾放弃。想想农民艺术家们，何其相似呢？广东农民熊天华为做飞机学会电焊，有了这份技术，一年工作两个月的收入可以支持另外十个月研究飞机。生活很严酷，不得不为了活下去而奔忙劳碌；生活又给了人们无尽的可能性，总可以选择过得舒心一些，自在一些。从展览导引册里可以知道，蔡国强并不否认自己是农民，哪怕有了国际性的影响力，还是农民艺术家。他借助别的农民的作品完成自己的表达，大家都是一体的，那种创造的信念朴素而高贵。一个人要种地、卖保健品、推广电脑游戏、在大学教书，都没有关系，梦想的存在和创造力的施展自可以点亮生活，烛照世界。

2010-6-13

《农民达芬奇》展览外景。图/中国设计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