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下的全归你

余下的全归你

演讲厅门口摆着贾樟柯的书在卖，一本《贾想》，一本《中国工人访谈录》。我进去找个位子，把包放下。屈老师告诉我，贾樟柯已经在贵宾室接受记者采访，叫我赶紧过去。媒体不多，我在旁边听着，给他拍照片。那年轻女记者问：你的电影为什么不关注都市题材？贾樟柯说，《二十四城记》就是都市题材。她补充说：我是说一线城市。贾樟柯轻松地回应：《世界》发生在北京呀，那不是一线城市。感觉这记者真是太搓了。

我得了空把《上海交大报》关于贾樟柯的报道给他，又问，电影中关于爱情的分合是本着怎样的原则去处理的。贾樟柯说：爱情跟自我有关系，里面包含着自我的意识，《三峡好人》里面，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都是强大的自我在发生作用。《任逍遥》中巧巧在挣扎，因为有束缚所以希望挣脱，有了任逍遥的要求。主办方搬过来一大摞书，叫贾樟柯签名，不知是准备送人还是售卖。这样他就有点心不在焉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直到演讲开始，听众还是稀稀落落，没坐满，人气比《三峡好人》首映式那次差远了。我给嘉硕发消息说，我在前排正中间，留了位子。他很快就回复我了，说是坐在后边。我回头一看，可不是，几乎在最后边了。贾樟柯演讲的主题是“聆听沉默工人的记忆”。因为一个小小的机缘，他听说了成都420工厂的故事，进入，采访，梳理，重新创作，两部作品就出来了，一是电影《二十四城记》，二是书《中国工人访谈录》。以前我关注的是贾樟柯的艺术才华，这次更认同他的创作姿态：到一个地方去体验，挖掘，倾听一个群体的声音，通过某特定地方的变迁，折射出整个时代的跃动轨迹。简单地说，他是真诚的。就冲这一点，我还是买了一册《中国工人访谈录》，排了队找贾樟柯签名。

嘉硕很不满意的是，互动环节只是泛泛而谈。有MBA模样的提问者夹着英文单词说半天，实际什么也没说，根本不需要主讲人作出回应。嘉硕做着与影视圈比较接近的工作，编剧。下了班后他直接赶过来，没吃晚饭，我也没吃。等我买了一册《中国工人访谈录》并排着队叫贾樟柯签好名，两个人一起去找饭馆。走在新华路上，周围黑魆魆的，说话的时候不用看着彼此。嘉硕借用网上的话说，《二十四城记》是伪纪录片，如果拿到国外去，谁也分不出哪是真工人哪是假工人。演讲中贾樟柯说，他期望加一些大家熟悉的演员，让观众知道那不是纪录片。嘉硕不看好贾樟柯，认为他成不了大师，《二十四城记》已经呈现疲态了。我看不到那么远，比较新的导演，要数十个数五个，总包含贾樟柯吧？他还不到四十岁，艺术创作正渐入佳境呢，何况原本就有文学的底子。

番禺路上的重庆鸡公煲，这个我喜欢。学校里也有一家，每次去吃都觉得大饱口福，那就再享受一回吧。表哥以前说，对鸡公煲不感兴趣，所以从来没有一起吃过。人不多，我和嘉硕坐到最里面的位置，点菜。每次我都会点鸡鸭血、粉丝、豆腐、花生，别的就无所谓了，随他。然后两瓶啤酒。不远处有一男一女两位韩国人，我不时的瞟一眼，女孩子后背对着我。

找工作太不容易，嘉硕对这感触太深刻了。从深圳回来后，他费了不少劲，才找到现在的位子。四五个人的小公司，老板和他差不多大，其余的都是85年或者以后出生的，包括老板娘在内。老板自己当导演，嘉硕写剧本，拍摄场地、设备等都是租的，演员也临时拉。小公司没什么竞争力，只能靠压价，一条广告10万块，没多少赚头；大公司则可能要价150万。差别就这么大。嘉硕说，这个行业和电影的区别在于，它是不加遮掩的商业行为，目的是让观众看过广告之后马上掏钱买，立竿见影；电影则含蓄得多，要艺术化地讲一个故事。上海大大小小的广告公司有成百上千家，但是做电视购物编剧的则少之又少。小公司不可能花半年时间去培养你，今天过来，明天就干活，不玩虚的。生手来了，谁知道你几个月后还在不在这里。小公司的老板也痛苦，过来应聘的人多的是，一看简历，以前没做过这行，免谈。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也不容易。嘉硕说，大环境就是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哪怕老板的导演水平一般、公司小不那么稳定，也无所谓了，先干着。

我胃口很小，吃一点东西就饱了。高中的时候还是很能吃的，一天三餐吃馒头，四两六两四两，一点点菜就可以把饭带下去。火锅是慢悠悠地吃，菠菜粉丝随便挑，肉饺就吃不动了。第二天早上我在管院有另一个采访，跟嘉硕说好了，在他那边住一宿。反正时间宽裕，可以从容地吃，尽情地聊。

说到贾樟柯的时候，我问嘉硕有没有看些类似风格的文艺片。他说，不看，下班之后就很累了，有那两个小时，情愿找部大片，放松一下。在这种忙碌的状态里，写点东西也变得奢侈了。我不由自主就想到他写的《藏玉佛》，故事扣人心弦，文字也富有民族风情。如果不写一点，岂不是浪费了才华。嘉硕说天天想的是弄广告那一套，脑子僵化了，要找个时间调整一下。

忍不住我还是会问：你咋还不着急呢。嘉硕胡茬很长，是带着几分苍老的那种成熟，实际他比我还小一岁。不急，一贯不急。怎么说他也是靠近娱乐圈的人，别说是绯闻了，蛛丝马迹都没有。他闲时主要是玩游戏，看片子。说到了我分手的事，他说，哦，这个太常见了。他室友秦木一年里经历过的分手不知有七回八回。在深圳那阵，中午他和女朋友要出门，神色凝重地对嘉硕说：“我们分手了，我去机场送她。”晚上，两个人一起回来，秦木笑嘻嘻地说：“我们回来了。”仿佛压跟没有分手这回事。嘉硕不急，是想再等几年，基础厚实一点，有选择的余地。现在什么都没有，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对付。如果一个女孩子认同他的处境，愿意和他一起过，那也可以；可是没有。家人呢？他们当然希望早一点，快一点，不过上海的艰难他们也知道，提供不了实质性的帮助，没法催促。这个思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嘉硕说出来了，也很能够理解。

吃完火锅已十点多了，我们往回走。嘉硕的住处在广元西路，离学校很近。这里正在动迁，搬走一户就砸一户，所以小区里显得很破败。嘉硕指着一条横幅对我说：“你看看他们，一面说‘早搬迁早得益’，一面说‘舍小家为大家’。前面是用经济利益来刺激你，后面给你戴上道德的高帽子；前面意思是，搬迁是件好事情，不搬就亏了；后面意思是，搬迁会让你牺牲一些。显得很糊涂。”那横幅已被风吹卷了一角，不过还是能看出原本的样子：“早搬迁早得益早搬迁早安居舍小家为大家顾大局为国家！”

这房子我很熟悉。我第一次住下来，是在2007年。那时候我在静安区经委实习，九月初九重阳节，单位里发了十只大闸蟹，我一个人吃不了，来找嘉硕一起吃。碗筷盆瓶乱糟糟的，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螃蟹体形很大，分成两次才煮完。记得那次喝了黄酒。秦木要很晚才回来，两个人又吃不掉，我发消息叫表哥一起来吃。结果是不肯来，本来我想介绍给嘉硕认识的。什么逻辑呢？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当时是叫了。我和嘉硕一共吃掉七只，剩下的放冰箱里给秦木留着。我喝黄酒很上头，走不动了；同住的海山那几天在外面拍电影，我就睡他床上。第二天是周六，睡迟了也不要紧。

房子要动迁了，嘉硕在里面就有住一天是一天的意思，等别人搬得差不多了再换地方，反正房东不催，房钱也好商量。以前有室友已经搬出去了，所以有空床位，还是原先海山的那个床，上面空荡荡的，嘉硕找了两条被子出来，不知是秦木的还是谁的。两个人看了一阵子电视，随便聊聊，到了十二点，我再也支撑不住，回房间去睡。

哪怕关了窗子，外面空调滴水的声音还是历历可闻。看电视的时候困得不行，这时候反而清醒了，不由得想起了表哥的事，好像与这幢房子有关。年前，我曾经从这里出去，到港汇下边肯德基去见面，带回一件毛衣。后来不开心了，拉倒，不过毛衣还是穿了一冬。生活变化了很多，又好像没有变化，一天一天，过来了。

迷迷糊糊睡过去，大概到四点钟，又醒了，怎么也睡不着。是因为换了一张床吗？或是因为外面有水滴声，当当当敲下来，孤苦伶仃。那天收到表哥的包裹单，心里忐忑不安，是什么呢？不会是一个大包吧？还好，不是。里面装着我的读书摘要，一封信，另外还有有两支新钢笔。笔记本是1998年夏天的，自己钉成，最后一页有句话说：“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对那些摘要本身好像是一种嘲讽。还有《增广贤文》里的箴言：“人情莫道春光好，只怕秋来有冷时。”有看破了世道的豁达，也有对事变人非的悲伤，隔了十多年，读来别有一番滋味。信里说，不可能忘记所有的一切，只是在等待“时过境迁”。是的，是。有钢笔可以用，太好了，绝对不是一笔勾销，两笔。我随即灌上墨水，把以前用的那支洗洗收起来。这一支写字很顺手，我天天随身带着，采访韩正市长在闵行校区的演讲就是用了它。我也想给表哥回一封信，只是，那些感谢和歉疚能用笔写出来吗？再说。

天亮后我又睡着一点，不过很快被闹钟惊醒了。嘉硕起来上卫生间，我和他打个招呼。没有刷牙，我洗把脸就出去了。外面阳光明朗，我更看清了小区的破败的模样，没窗的房屋就像被挖去了眼睛的骷髅。再回头看一眼横幅，“早搬迁早得益”还挂在半空。不久的将来，嘉硕住的房子将会消失，我在这里呆过的两个夜晚和曾经有过的玄想，也会被掩埋在废墟底下吧。

2009.5.7～5.12

小区一角，2009年1月

笔和本子，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