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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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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伞是很明智的。进地铁的时候阴着天,一个多小时之后出来,地上已经有许多水洼了。旁边四平路是个大工地,所以积水很浑,进出地铁口的人都跷着脚。左手边是肯德基,向后看有一家报亭,我撑着伞走过去,问卖报的阿姨到同济怎么走。她比划了一下说:“直着往前,过一个红绿灯,再向前走一段就到了。”

以前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人在网上挂牌征友,说自己的学校是“上海排名前三的大学”,网友立即推断:丫的肯定是同济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同济大学的尴尬地位,风头被上海另两所大学盖过,只能当老三。我知道同济大学建筑系非常牛,吴启迪、万钢几位前校长名气很大,温家宝总理曾前来演讲“仰望星空”。有一阵我很向往同济,因为王小慧在这里开了艺术工作坊,听上去不错。要说亲密一点的联系,就和这次过来有关了:读硕士时候的老师张生从交大转到同济任教,我要去看他。

其实很早就约过,要么是张老师忙,要么是我比较懒。他周末要陪女儿学习、练琴,平时傍晚要回去做饭,见面只能在中午。这天是2月26日,我到徐汇校区办事,九点刚过居然 已经完成了,简直是天赐良机。我打电话给张老师,没人接;去地铁站 里等二十分钟,发消息,打电话,还是没回应,我失望地往回走。过了一会儿,地铁将到漕宝路站,张老师电话来了,说是刚才有事没听到手机铃响,中午一起吃饭聊聊没问题。我喜出望外,赶紧登上相反方向的地铁,一号线转八号线,没用多久就到四平路站了。

经过十字路口,我看到一截载着轮子的笨铁轨安放在大楼前的基座上。有意思,废物原来可以这样回收利用,涂上黑漆就转眼成了艺术品。我从这座雕塑里嗅出了同济的味道。再向前走一点就到了。

校门口是个泥坑,水深得没法踏脚,得绕着走。四平路上的工程看起来很浩大,好像是在挖地铁,一时半会儿没有结束的意思。我给张老师发了个消息,走到毛主席塑像前边等着。这位老先生威严中带着几分亲切,让校园显得很有分量。我拿出相机,准备把他收入镜头,张老师来了。他刚好办完事,要回办公室,骑车经过这里。他没撑伞,穿着一件看上去防水的外套,湿漉漉的。“前边那个灰色的高楼,”张老师说,“办公室就在那里。”

张老师问我为什么雨天还带着相机,我回答说,本来准备给一位院士留影,结果只商量了事情,没拍照;反正带着也不麻烦,看到有趣的东西就拍着玩玩。他关心这个,我就说杜欣拍得比我精,舍得花钱买设备,上摄影论坛非常勤,可以说专注于此。杜欣也是张老师的学生,比我早几年读研究生,现在我们是同事。张老师说,摄影这东西有欺骗性,拍多了不好,还是干点别的。

办公楼的大厅非常宽敞,我的第一反应是真浪费,第二反应是在这里上班应该还不错。人文学院在十楼和十一楼。整个中文系都在一起,大房间四下分成一个个的隔间,中央空地上摆着会议桌和椅子。橱柜围出半封闭的区域,包括一面书架墙在内,算是休息室或者会客厅。抬头看看,灯盏悬在钢筋上,一根根粗大的管子蜿蜒盘旋,原来没装天花板。这哪里是中文系的办公室,分明是座大厂房,空旷,粗线条,一点都不含蓄。人不多,这里越发显得冷清。张老师早已经习惯了,说:“平时大家也就有课才过来。我们人文学院不也一样么,平时不去办公室。做文科的老师,资料都在家里。”

张老师处理了一点事情,然后带我去三楼的教授餐厅吃饭。才十一点刚过,食堂里不用排队。年初几期《文汇读书周报》上有张老师的专栏,叫作“西厢记”(开始叫“西厢话”),仿佛戏剧里的张生从历史中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栏目名字取得好,“西”字多少带着西方的意思,他去美帝国主义 那边做过访问学者,能够对应起来。张老师说,栏目名称是报纸编辑给取的。这里的文章不好写,很费神。要在一千五百字的篇幅里写出某位作家学者的精神面貌,是不容易。我看到他写的蔡翔、张英进、叶维廉、王宏图等,既是作家素描又是自我坦陈,从中可见当代士林交游之一斑。

只要有兴致,处处可以聊天,随时可以聊天。原先我既期望见到张老师,又打怵去见他,因为惭愧毕业这一年来过得太单薄。不待老师批评,自己就觉得脸上挂不住。当初张老师给我们上过小说理论方面的课程,很受欢迎。他能做到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双管齐下,写小说则蕴藉醇厚,讲理论则轻盈鲜活,很让人受用。这也难怪,他去美国之后,本要开的课不能开了,若干同学觉得遗憾;待他跳槽到了同济,又觉得这是交大的损失了。

“其实创作和研究一点也不矛盾。”张老师一边吃饭一边说,“你喜欢吃米饭也喜欢吃面条,没问题的呀;能骑自行车,并不意味着你再也不能游泳,对吧。”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张老师说,这种现象在国外很普遍,有几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同时是文艺理论家。现在已经不是做梦当作家的年龄了,也怪自己搓,看到王小波、汪曾祺他们小说写得那么漂亮,就 再不敢轻举妄动。张老师淡淡地说,可以尝试一下。

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前面,我给张老师拍了两张照片。张老师一直以为阴雨天不适合拍照,因为光线太暗。我倒没太把天气因素看得太重,一般说来阴天光线均匀,不会形成色块光斑,有适合拍照的一面。不过这雨天实在暗得厉害,拍下来很可能曝光不足。不管那么多了。

张老师下午一点有课,时间还充裕。我们回到办公楼,多转了一会儿。我这才发现,大楼约略呈回字状,中间空出来,竖成一口地上井。张老师说,设计师是位法国人,按道理真得枪毙,这样的楼太浪费,在法国肯定通过不了。搬到中国却可行,因为同济不少领导是学建筑出身,他们太懂行了。一座报告厅,极少需要开窗,何苦放在朝阳的那一面?在办公室可以望见复旦的双子塔,张老师说,两幢大楼造价差不多,这边得房率 却低多了。大空间确实好看,可冬夏两季开中央空调,不是烧钱么?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没办法改变了,毕竟不能推倒重来。环大楼走一圈,看到同济校园的轮廓,张老师说,这里比闵行紧凑,感觉不一样。

又说到摄影,我才明白张老师说的欺骗性并不是图像的虚假与真实那个层面的意思。他说,摄影有即拍即得的特点,马上带给人一种满足感。那“咔嚓”的声音能产生非常大的诱惑力。现在爱好摄影的人太多了,有台相机就觉得对摄影有独特认识,能拍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作品。摄影的欺骗性就在这里:它门槛很低,拍的好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界限模糊;这里面有太多的偶然性,说一张照片好未必是因为拍得好,可能是因为被拍的东西本来就好。有太多的人被摄影所蒙蔽,张老师概括成一句话:玩摄影丧志。他要我把这句话回办公室带给杜欣。

说来,张老师的一重身份是作家,写作时要构思、斟酌、推敲,他对个中得失甘苦一定深有体会。但也不能简单地说他厚此薄彼,毕竟,他不仅仅是位作家。我问张老师有没有把这些写成文章,他回答没有,想写但一直没动手。我说,苏珊·桑塔格这样的知识分子对摄影非常关注,觉得张老师和她有某种相似和关联。张老师随即说,对,她的《论摄影》不是对摄影持批判的态度么。

张老师在办公室下载完一份文档,然后带我去楼下大厅喝咖啡。这里有个收音机展览。我们面对面坐着,沙发很舒服,咖啡又浓又香。周围放着音乐,我反倒觉得耳边一片清静。那是怎样的感觉呢?熟悉,惬意,满足,仿佛此地此刻就是时空的中心。面对这位长我十岁的老师,我设想十年后我会成为什么样子。做饭,陪女儿,教书,写小说,开散文专栏,从事理论研究……这是张老师的生活,一种多重的富裕。生活好像很恍惚,可是又那么具体,那么真实。

服务员过来添加白开水。张老师从包里摸出一个小药瓶,拧开,可是已经倒不出东西了。“早上吃完了,没留意。”他似乎带着几分歉意说。过年开车回河南老家,冻得厉害,所以要吃药。“前几天我脸色很难看,一直咳嗽,这几天才好了。”张老师脸色看上去没什么异常,该是恢复过来了吧。

说起当初的离开,张老师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离家近一点。在美国访学期间,家里有老人去世,回来后他得多花些时间带孩子。闵行太远了,单程都要两三个小时。他提出辞职之后,各级领导轮番去挽留。分管副书记找过他三次,问他有什么要求, 说是学校会尽量满足的;校长也去张老师家里拜访过。都是一样的回应:“没有要求,我一定要走了。”张老师的家离同济很近,骑车只要十来分钟;他妻子的单位也不远。 张老师二十五岁硕士毕业,之后在交大工作了满满十三年,是人文学院比较早的一批员工。他笑着说,自己是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交大。我们聊到了人文学院的种种变动,至少在我这级入学前后,学院还是有一股向上走的劲头的,后来却慢慢变散了,到我毕业的时候,四五位老师已经离开,很让人 感到惋惜。

张老师发条消息,等到一位老师下楼来,三个人一起往外走。教室在对面校区。张老师说,有空再过来玩,然后他们过马路了。行人学生踏着泥水来来往往,校门口一片嘈杂。我想拍下他们的背影,哪知调好镜头了却发现没过胶卷,等到再举起相机,两个人已经淹没在人群里了。

雨还在下着。我空空地望了一阵子,沿着来时的路去乘地铁。 

 

           2009-3-3

 

 

同济大学教学科研综合楼  图/未来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