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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日青年友好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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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立命馆大学青年代表团要来上海交通大学访问,领导要我去采访报道。我不假思索地说:好。说到日本,脑袋里一下子就会浮现出太多太多的记忆,很难有别的地方、别的事物能够让人如此困惑,又让人如此坦然。

小时候看战争片,里面多见的是这样的日本人形象——嘴上留着八字胡,手里握着指挥刀,口中念念有词,或是“八格亚路”,或是“哟兮哟兮,死啦死啦的”,相伴随的是烧杀抢掠的恶行。也是在那样懵懂的年龄,我喜欢墙上的“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画,喜欢蒋大为唱的《北国之春》。电视剧《聪明的一休》和《机器猫》简直是最可期待的娱乐节目,一到时间就等候在邻居家的电视机旁,精神比上课时还要专注。连续剧《秘密部队》和《警犬卡尔》看了几遍都不厌烦。时在如今,听到一休哥的音乐、看到机器猫的漫画时还是觉得非常亲切。

读了大学之后,两种情绪都在潜滋暗长。读到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和《潮骚》,揪心不已,现在我还记得后者主人公是新治和初江。假如有哪位作家能够让自己读到心里去,那是一份至为难得的缘分。2002年春天,我对日本文化突然有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去旁听了十几周的日语课,还专门跑到农学院图书馆去借阅日本文学方面的书籍。记得有松尾芭蕉的俳句,短小而余韵悠长。工作后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到美罗城去买了东山魁夷的散文集,铜版纸印刷,配有精美的图片,定价38元。初中里读过东山的《听泉》,有些段落甚至可以背诵;他的绘画和他的散文一样让人心地沉静。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我是在任职汇丰期间看的,浪漫纯美,莉香去完治家乡的情节特别让我难忘,工作之余经常和同事聊起来。另一方面,悲愤的情绪也越来越让我感到不安。2004年我去南京,特别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300000的数字触目惊心,我由此想到了平时容易疏忽的“同胞”的含义。2005年4月16日,一场游行在上海爆发,汹涌的人群让半边延安路陷于瘫痪,位于虹桥开发区的日本领事馆被众人围攻,沿途的多家日本店铺受到冲击……所有这一切爱与恨、念与怨都发生在自己身边,真真切切。

我和负责老师等在莲花路东大门口,迎接立命馆大学的同学,他们下午三点到达。2008年是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共同确定的“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其主题与沟通、融合、友谊等有关。下午先是上海交大校长会见代表团主要成员,接着他们分三组与中国同学展开交流,内容分别为专题研讨、切磋书法和围棋对弈。欢迎晚宴过后,两国大学生共同举办文艺晚会。晚上十点钟,他们离开了,我花五个小时完成稿件,第二天再联系负责老师修改几次,中午发表到新闻网上去。一次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

文学里有再现和表现两种不同的原则,绘画里有写实和写意之别,我常想,作记者也是这样,有旁观者与参与者的区分。在理想的状态里,记者更应该是一位记录者,把现实里发生的事情客观地传递给他人。偶尔我会为自己的局外人身份感到淡淡的失落,可在实际的采访中,我又能得到许多乐趣。因为有了一种自由穿行的便利,我可以和参加不同活动的同学交流,听到他们的想法。这相当于用一种编外形式融入了中日青年交流活动。我从旁观者成了记录者,进而成了实际的参与者。

虽然只有短短七小时的接触,我还是对日本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非常注重礼仪,时时以微笑示人,友好热情。他们的表演动感而富有活力,体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青春是美好的,观看他们的演出时,我心头再一次涌起这样的感慨。器乐弹唱的《岛歌》低徊而沙哑,有一种圆整的破碎感,美得让人心碎。好的东西不分国界,它深入内心,化作一份独特的生命体验。

小时候我收藏邮票,有一帧是“中日友好大联欢”,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发行的。我刚刚从报纸上知道,眼前这次青少年友好使者代表团由一千位日本青少年组成,他们分赴重庆、广州、成都、杭州、大连等地参加交流活动,到上海交大访问的一百名学生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也是自1984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日本青少年友好访问团。——想来,这是时隔二十多年后的又一次“中日友好大联欢”,不知不觉中,我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这样的交流活动能够促进中日青少年的直接融合,既是两国政府的期待,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所以我非常乐意去报道。明眼人或许能看到,他们总共访问了十多个城市,但其中不包括南京。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在对中日友好抱有热切期盼的同时,对历史问题还持有一种冷静的观望。

 

                  200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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