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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记一次与张生、李刚的聊天 （ 返回 ）
钻进江苏路地铁的时候，长长的警笛响了起来，我不由打个激灵。这天是9月17日，星期六，上海进行防空警报试鸣，长鸣3分钟正是解除警报的信号。我和李刚约了12点在二号线地铁车头处的站台碰面，紧走慢走赶过去，他已经在等着了。 我们要去五角场看望张生老师。很早之前李刚就这么提议，我暑假之前问张生，他说好，可是李刚却突然忙了起来。开学之际再联系，张生说，过一周，可以到五角场找个地方喝咖啡。李刚的想法很明确，就是向张生请教怎么写小说。他工作换过好多份，做电影，干杂志，在游戏公司时，还与凤姐、芙蓉姐姐打过交道，当前在一家墓园负责企业策划。不管做什么，他一直保持着写作的习惯。李刚已当了爸爸，时光磨去了身上的锐气和浮气，他几乎每天写诗，而且写得很棒。 我问李刚：“要给张老师买点东西吗？”他也没准备，犹豫一阵说：“不用了吧？又不是旁人，和老师不用那么客套。”教师节和中秋节刚过呢，也不带一点礼物，两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就这么空着手去了。 南京东路转10号线，到五角场站下车，只要半个多小时。我掏出手机，给张生打电话。听着电话铃在响，心里忐忑不安。上次见面，他送给我一册他翻译的《蝴蝶君》。回来后我读完译后记，就放在床头，等着哪天捧起来读完，却一直没动，实在惭愧。正这么想着，电话通了，张生说，我们到创智天地的星巴克去。早知这样，该到江湾体育场站下车，那是最近的，可是已经出了闸机。张生说没关系，步行过去也很快。我和李刚边走边聊，穿越地下广场，沿着淞沪路走，穿过一个路口，再翻一座桥就到了。 江湾体育场整修得非常好，有一种内敛的气派，叫人一看就知道是民国年代留下来的。星巴克咖啡店坐落在在体育场正门前方的下沉式广场边，占尽了地利。这里顾客不多，有青年人在看书写作业，四下一片静寂。我和李刚在靠窗边的位子坐下，不一会儿张生就来了。他轻车熟路，不等我们客套，就问好要喝什么，径直去了吧台。他自己没有点咖啡，要的是小塑料壶装的饮料，好像是因为之前喝咖啡太多，对身体不太好，得尽量少喝。 张生穿一件黑色的T恤，胸口印着白字的“华中师大中文系87级”，他说这是在毕业20周年纪念会上发的。李刚好奇，当初一个班学中文的人，现在都干什么了？张生答道：“因为有师范的背景，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在中学里，他们在省市级的中学当校长、教导主任，非常威风，家长请他们吃饭都得排队；像我这样在高校里教学做研究的，大概三分之一；还有另外的三分之一，在社会上做企业，或者干各种工作。”同学少年多不贱，毕业20年，已在各自领域站稳了脚跟，正是事业红火的时候。 看看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出来的人，从事文学、写作乃至教学研究的人太少太少，多半放弃了专业，去做证券金融、市场营销、行政人事等等，这可能也是人文学院成不了大气候的原因之一。毕业后我屡次被别人反问：“交大也有中文系？”张生说，他在交大教了十几年书，在文学相关领域读到博士的就小马一个人，太伤心了。小马现在纽约州立大学，离博士毕业不远，差不多每年都回国查资料，常去找张生。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小马还给同济的研究生上过课。 “你当时的同学中，现在还写小说的多吗？”李刚接着问张生。他回答，“好像没别的了。” 张生是多重身份的复合体：作家，教师，学者，可能还有翻译者。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学术专著等在内，他已出过好几本书。这是他感情的出口，心力的凝结，也在客观上成了立身扬名的途径。鲜为人知的是，张生高中时作文就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高考时更是以文科全县第二的成绩考入华中师范大学。 我不由想起之前在一本2000年的《收获》杂志上读到的短篇小说《外滩》，非常吸引人，我说，张老师发表这个小说的时候，年龄和现在的李刚差不多。张生开玩笑道：“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小说是满天飞了，大学里就写得很多。” 当然李刚无意于和张老师直接作比，说差得太远了。他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样才是好的小说？因为他常常困惑，自己并不熟悉小说里人物的生活，写出来显得有点不真实。 张生回答：“博尔赫斯有句话说，作家最后写出来的东西是他能写的，而不是想写的。写别人的生活不是问题，但展示陌生的生活并非最终目的，你讲某个故事，里面总得有一点让你心动的东西。你打动不了自己，也就很难打动读者。”李刚又问及张生何时发表第一个小说，他说在大二，写的是大一暑假里见到的落榜高中同学在工厂打工的故事。 接下来李刚讲了他写一篇小说时的苦恼：“我在徐汇校区操场上跑步，看到有个不太像学生的人，一直跑，别人跑三五圈停下来了，他还在跑。我就想，他为什么要这么跑呢？一定有原因。我就构思一个故事，说他是外来务工者，为性压抑所困，希望通过跑步锻炼，去参加马拉松赛挣奖金，找小姐解决自身的欲求。可是毕竟对他的生活缺乏了解，感觉不太真实，写出来也不满意。” 窗外是广场，随着音乐的旋律，喷泉忽高忽低。喷泉下方并不是常见的水池，而是带着小孔的地板，和地面连为一体，水柱落下来，很快就不见了。天很热（这也是最后的夏日了，两天以后上海即告入秋），有小朋友在喷泉间穿行，衣服打湿了也不在乎。我看看外面，喝一口冰咖啡，再听他们继续交谈。 张生说：“这个小说很明显有问题。怎么回事呢，你要知道跑马拉松是很需要毅力的，一般人坚持不下来，你给这个农民工安排找小姐作为理由，太低级了，你要知道性欲望是很短暂的，不足以支撑他一直跑下去。花一两百块就可以找小姐，并不算很大的数额。为了找小姐，去辛苦地跑步锻炼，参加马拉松比赛能不能拿到奖金还是未知数，他肯定不会这么干。” “我真该上去问一问他，为什么要练习跑马拉松。”李刚喃喃地说。 “你可以这样写：一个农村青年带着他的妻子或女朋友到上海打工，结果妻子眼界一开，嫌他没钱没能耐，跟着包工头跑了。青年人非常苦闷，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把妻子追回来。这时他看到报名业余马拉松赛的消息，优胜者可以获得一万块奖金，他就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平时练习跑步。最后的结局呢，可以是大团圆式的，他证明了自己的长跑特长，也赢得了奖金，打动了妻子；或者有点波折，他没能让妻子回心转意，但是在平时锻炼和比赛过程中，相通了很多道理，得到了自我救赎。如此处理，总比找小姐来得更真实一些。” 不知这个故事是张生读来的，还是以前构思过的，抑或刚刚想出来的，总之十分巧妙，他们的对谈就像事先演习过的公开课一样。我想，张生本身写过许多小说，而且对以写心理小说著称的施蛰存深有研究，他这么分析是一点也不必奇怪的。李刚听后心悦诚服地说：“确实，这样读起来就舒服多了。” 张生也说到了李刚的诗，对一首跟母亲打电话说“我很好”的诗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这样的诗写了一种很典型的现象，可以说抓住了生活里有意味的东西，很能打动人。他奉劝李刚不要拿自己的单件作品跟别人的诗选、小说选相比较，因为选集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在时间和读者的考验下遴选出来的，每篇都有可取之处。自己只要坚持写，时间长了，也可以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待做成选集，也会很有可观之处。 不过，张生很少跟在教的学生讲自己的作品，也不愿对他们的写作提意见，因为担心这种师生关系因为太亲密，会影响乃至限制学生的探索。我和李刚当初上张生的课，似乎都没听他专门提过自己的小说。 很多人认为，我会说话、会写字、会读文章，所以也就会写散文、写小说。张生说这是一种错觉，说话和写小说完全是两码事。他对我们说：“比如弹钢琴，谁都可以摸摸键弹出声音，但很少人会说自己是钢琴家，因为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写作是个技术活儿，需要很多训练。网上微博认证的人，写音乐家、钢琴家的几乎看不到，很多人却大言不惭地在上面写自己是作家，我看95％的‘作家’是经不住追问的。” 他由此说到，媒体常常散播一种谬论，许多作家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我看恰恰相反，许多作家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王安忆、莫言那代人情况特殊，没有读大学，但这不能说明学校的科班学习不重要，其实他们后来也上过鲁艺等的作家班培训班。” 不管在学校上课还是单独的聊天，我都听张老师说起过这样的观点，就是这个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你要比得过别人，除了悟性高，一定得有相当多的学习和积累，要得到有效的指导，否则，视野、胸怀和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是没法比的。他劝李刚有机会读个在职的研究生，说这样对以后的写作成长都会很有帮助。 李刚问：“你最近都写些什么？” 我多少觉得，这么问一个作家是不是有点冒昧，因为很多作家在写小说时，不到最后一行完成，是不会把在写什么的消息透露出去的，仿佛蒸馒头，害怕提前泄了那股气。不过，李刚是直诚人，问了就问了，张老师也没拿我们当外人，一五一十作了回答。 “现在我写的东西有两块：一块是短一些的，对流行文化现象发表看法，在商报、东早、地铁报上发表；还有一块是长一些的，对苹果手机、社交网络等话题进行深一些的剖析，偏重于研究。” 我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周立波对他一篇评论的叫骂，几乎失态。正值“中国达人秀”热播天下，这场骂仗颇为引人瞩目。我很快就听说了这件事，不由自主地站在张生这一边。他对社会上的粗鄙倾向提出批评，这正体现了他作为学者的正直和良知；而且说理的口吻也是谦和的，并没有把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反倒是周立波的回应太没风度，再一次印证了文章中的批评。这事并没怎么影响张生的生活节奏，因为他不理亏，没什么需要检讨的，过去就过去了，现在已平静如初。 评论写作和文化研究只占张生工作的一部分，他把教学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好好给学生上课。当然还有行政工作，毕竟他是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系的系主任。不久之后，他要去美国加州一所大学访学一年，准备把读初中预科班的女儿也带过去。 我说：“那样系主任的位子就要让给别人了。” 张生说：“我才不会让这些职务耽误了专业的发展，该放的时候就放。学校把我推到那样的位置上，我就在其位谋起政，但不是被它拴住。该出去还是要出去的。” 让孩子也跟着出去学习一年，这可真是开阔眼界的好机会。我不禁想起林长民带着少年林徽因在欧洲游历的情景。 咖啡店里顾客渐渐多起来，几乎坐满了。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嘈杂，只管我们三个人聊天。张老师说，这一带爱过来的人很多，等到秋来凉快一些，外边露天的座位也会很受欢迎。 时间不觉过了三个小时，我们离开星巴克，一起往桥上走，在地铁站里跟张生作别。我和李刚继续10号线转2号线。他问，看张生现在的样子，干干瘦瘦，脸色也有点黑，怎么跟小马一样？我说，可能因为他们都研究文学，都在美国晒过，而且有师生关系，所以彼此间越变越像。我在江苏路站下来，李刚继续到中山公园站，骑电动车回家。两个人回到了各自的轨道。 李刚问了想问的，听了想听的，心满意足；我也觉得这样的聊天就像重新到学校回炉一番，非常受用。工作上有不顺，生活中有无奈，暂时放一放，这样的聊天是一种解脱，一种超越。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快心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在我和李刚眼里，张生是亦师亦友的人。他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如果把我现在的状态和他十年前的状态相比，差别简直不可以道里记。至少在我眼里，他的高蹈洒脱的风度、跨界自由跳舞的神采，出乎天然，是怎么也学不来的。所以，崇敬和拜服发自内心，一起坐下来聊天也就感到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了。 当晚张生在微博上说：“下午在五角场和我原来交大教过的两个学生李刚、董少校聊天，本以为会十分轻松，可因为聊的是文学，感觉就好象上了一下午课一样。”有劳张老师了，没准耽误他少写了一篇评论，一节论文，还叫他破费给我们两个人买咖啡。 反刍两天后，李刚用一首诗《聊天——与@五角场张生：@nairuohe聊文学》来加以追忆，篇幅并不长，全录如下：“当我们面对面时\聊起沉重的文学\那些令人崩溃的故事\像一粒粒白色的方糖\迅速融入冰咖啡的棕色之中\不曾减少一点点这世界的苦涩\\我们爱这苦涩\爱苦涩味蕾上留下的回忆\幻想出那似有若无的醇香\就像结婚之后怀念起\失恋的味道，以及\泪水淹没整个世界的快意”。他的诗是一如既往的纯熟，这里有他的欢喜与沉迷。失落归失落，迷惘归迷惘，可最深的感触在后面——这“泪水淹没整个世界的快意”，多么令人神往！ 幸运的是，我亲历了这样的快意。不敢独擅其美，留下这篇草草的短文作为纪念，并与众友分享。
2011-9-24～9-25
题外话：2007年偶然读到张生的小说《星期天》，十分喜欢，后来写文，似乎也受到那种叙述姿态的影响。此篇取名《星期六》，向张老师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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