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们和我

同事们

新年毕竟有新气象，办公室新订的杂志到了。我把它们带回宿舍，坐在被窝里读。心头不免浮想联翩，而且时常有莫名的的欢喜从胸口涌起，说不出是因为阅读这件事，还是因为生活本身。《书城》里有篇《储安平的婚姻悲剧》，《上海文学》则刊登了刘心武的《兰畦之路》，都说到右派分子和反右的岁月。我的心不禁一颤，想起去年读《往事并不如烟》的体验。是的，我未曾亲历1957年，可这未必是对那段历史觉得生疏的理由。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安门上发出宣告的嗓音在时间上比反右更加久远，可我听过总有几十回了吧，耳熟能详。再仔细一想，道理总归有的：一是因为那段历史被淡化了，二是因为自己思想上的怠惰。虽然从杂志上读到的不过是历史大厦上的只砖片瓦，心头还是会有些许满足，并生发出“历史原来不是当初设想的那个样子”之类的感慨。

好像是在不经意之间，办公室同事说起了零八宪章的事情。我听着觉得新鲜，便赶紧到网上搜。百度和中文谷歌都把链接屏蔽了，说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云云，好在英文Google能用。我知道它是一份关于修改宪法的诉求，还有签名声援之类的事。同事X说，有人曾问他签过没有，他回答没，并说他从来不会批评政治。X从熟人那里知道，签过零八宪章的人就不能上电视发表言论了。同事G见过若干世面，他语重心长地对X说，写批评文章的时候，多少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踩了高压线。这番意思G也曾对我说过，我连连点头称是。在搜索零八宪章的时候，我看到了刘晓波、戴晴这些名字，继续搜下去，则发现戴晴曾写过储安平的文章——就是我刚读的《书城》里提到的那个“大右派（不予改正）”。同事X说，储安平在四五年代的一些批评言论，放在今天一点都不过时。我深以为然。在网上断断续续和X聊着天，我的思绪飘回到自身，不屑地想：我写的那些算什么？

有一次，我从就职于出版社的同学那里听说他的理想是“做点像书的的书”，很是佩服，嘴里没说什么，心里却在想着一个类似的目标：“写点像文章的文章”。很不幸，已经写出的东西里，相当多的一部分很窝囊。这种沮丧的感受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至少在作学生记者的时候，或许还包括正式工作后的一段时间，同事M把“首席”或者类似的字眼加给我，我还一面推辞一面窃喜——当然，推辞和窃喜都是真诚的。同事D也曾这么说过我。他很有识见，却慎于动笔，如果我没记错，若干年来他只写了一篇散文。在D眼里，工作需要的“写”不叫“写”，那叫工作，他分得很清楚。对于我在对待工作之写的近乎热衷的态度（仅说外面看上去的样子），他非常看得开：“如果喜欢，那就算不上负担。”与他持相仿看法的还有当过十年编辑的同事Q，专业而有所保留地对待要写的东西。这好比木工之于小板凳，首先追求结实，牢靠，耐用，然后让它尽量光滑一点，看上去舒服一点。交付定制小板凳的人肯定没问题的。至于它是不是代表了小板凳领域的设计潮流，则不在考虑之内。这么说来，我也是一位木工，入行还浅（不多不少，十个月，恰似新生儿），技艺尚待提高。

回到我在网上不小心搜到的戴晴。她的经历有点曲折，因为二十年前的风波，饱受牢狱之苦，名字几乎从公众视野里消失。拜网络之赐，还是可以挖到一点写她的和她写的文字。真是一位奇女子，才华横溢得一塌糊涂。你可以不接受她的观点，但你读她之后一定会得到若干有益的启示。从受人仰慕的记者到无工作、无收入的异见人士，她的呼号是为了什么。戴晴《我的四个父亲》里提到，公爹王磊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让她读《李将军列传》，她从中看到的是：李将军一生最看不起刀笔吏。刀笔吏！我猛然想起王小波的几句话：“有些人不值得一交，有些事不值得一做，有些生活不值得一过。”道理再明显不过了，还应该加上一句，有些文章不值得一写。再读到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里说的“今天，相当一部分记者把自己的饭碗看得比莫衷一是的‘新闻尊严’重得多了”，更加觉得愧疚无语。我和她（或许是她那一代人）的差别，怎可以里计。

“戴晴是谁？”快下班的时候，同事Z问我。唉，被正统历史淹没的人何止戴晴一个。在七八个小时之前，我对她的了解并不比Z多多少，说来说去可能逃不过十几个字：“曾为《光明日报》记者，参与过八九学潮。”那次去上师大开会回来，Z鼓动我在新年里写点东西，我何尝不想，只是苦于不知从何写起。同事X正是那种写出了名堂的人，一如戴晴所说的储安平一生之所为，“他应归作苦干型而非钻营型”。可以设想，几年或若干年之后中国大学取消了行政级别，内中当包含着他的一份功劳。将要离开办公室了，X回头对我说：“储安平那时候追求民主与自由，我觉得这是当前教育的基石。我写文章，起点也在这里。”尽管X未必需要我的理解，我想我还是很能理解的。

2009-1-14

储安平